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恕！�
她显然是在等我开口说点儿诸如此类的话。“我感觉好多了，”她说，迷人地微微一笑，露出了那珍珠一般洁白无瑕的牙齿。她的脸真是艳丽，尽管有那块吓人的又青又紫的伤肿。
“我给你买点儿什么来，好吗？”
“我想喝可乐。这橙汁苦。”
“好的。”我说完掉头就走，激动得无法用语言形容。我在自动售货机上付了钱，拿了两大杯可乐，走回去放在她桌上，然后就神情慌乱地盯着她对面的一把椅子，一言不发。
“你请坐下。”她说。
“真的？”
“请坐吧。我跟护士们讲话都讲腻啦。”
我坐了下来，手肘搁在桌子上。“我叫鲁迪·贝勒，”我自我介绍说。“你是凯莉——”
“凯莉·赖考。认识你很高兴。”
“认识你很高兴。”在20英尺以外偷偷地看她便足以使我心旌摇荡，如今，仅仅隔着4英尺，可以放心大胆目不转睛地凝望着她，而且，这怎能不让我张口结舌，目瞪口呆？她那双温柔的栗色眼睛，不时调皮地闪闪发亮。她真是上帝的杰作！
“昨天晚上打扰你，很抱歉。”我说，迫不及待地想把谈话进行下去。我想了解的事情很多很多。
“你并没有打扰我呀。我出那样的洋相，才真应该感到抱歉呢。”
“你为什么到这儿来？”我问，好像她是个陌生的路人，而我倒是这里的主人。
“在病房里呆腻了。你呢？”
“复习功课，准备参加律师资格考试。这儿安静。”
“这么说你要当律师啰？”
“是的。几个星期前我从法学院毕了业，在一家事务所找了份工作。一通过资格考试，我就离开那里。”
她用吸管吸着可乐；在轮椅上动了动，马上痛得微微扭歪了脸。“伤得相当重，是不是？”我问，头朝她的腿点了点。
“我的脚踝很疼，医生在脚踝上钉了一根钉。”
“怎么出的事？”很显然，我接下来会问这个问题，而且我想她回答这个问题，一定是不费吹灰之力。
但是不然。她迟疑了一会，眼睛里立刻涌满了泪水。“在家里出了点事。”她说。这一模模糊糊的解释，仿佛事前排练过。
该死！这究竟是什么意思？在家里出了点事？是她从楼梯上摔下来受的伤？
“哦，”我说，仿佛她已回答得一清二楚。她的两只手腕没有上石膏，而是绑着绷带，这使我很担心。看来不是骨折或扭伤，而可能是创口。
“说起来话太长。”她吸了一口可乐，眼睛看着别处喃喃地说。
“在这儿有多久啦？”我问。
“几天。医生要观察打进去的钉子有没有弯。要是弯了，还得再做一次手术。”她停了停，玩着手中的吸管。“在这个地方学习，不是有点怪吗？”她问。
“那倒不。这儿安静，咖啡喝不完，又通宵开着。你带着一只结婚戒指？”这件事对我的折磨，比什么都厉害。
她看了看戒指，仿佛是要弄个明白，它是否还戴在手指上。“是的。”她一声说完，目光就移到吸管上。戒指光秃秃的，上面没有钻石。
“那你的先生怎么不来陪你呢？”
“你的问题可真多呀。”
“我是律师，或者说即将是律师。我们受的训练就是这样的。”
“你干吗想知道？”
“因为你明显受了伤，他却不在，让你一个人住在医院里，这很怪。”
“他来过。”
“现在在家带孩子？”
“我们没有孩子。你呢？”
“没有。没有太太，哪来的孩子！”
“你今年多大？”
“你的问题可真多呀，”我微笑着说。她的眼睛在闪光。“25岁，你多大？”
她想了一想。“19岁。”
“这样的年纪就结了婚，太早啦。”
“我没有办法。”
“哦，对不起。”
“这不是你的错。我刚满18岁，就发现自己怀了孕。不久以后就结了婚。结婚1周就流产。从那以后，生活过得越来越糟。喏，你的好奇心现在满足了吧？”
“没有。是的，我很遗憾。换个题目吧，你想谈什么？”
“大学。你在哪儿念的大学？”
“奥斯汀皮衣。法学院在孟菲斯州大。”
“我以前一直想念大学，却没有念成。你是孟菲斯人吗？”
“我生在这儿，长在诺克斯维尔。你呢？”
“生在离这儿1小时的一座小镇上。我怀孕后就离开了那儿。我家丢了脸，他家本来就是一堆渣滓。我们只好走。”
从她的话里，可以听出她与两个家庭之间似乎有严重的恩恩怨怨，这样的话题我当然不想深谈。怀孕的事她已经提到过两次，而这两次，本来都可避而不提的，但她很孤独，她想谈。
“所以你就搬到孟菲斯来了？”
“我们逃到了孟菲斯，在治安法官主持下结了婚，婚礼倒是气派得很，后来我流产就失去了孩子。”
“你先生做什么工作？”
“开叉车。老是喝得醉醺醺的。苏格兰人的后代，本领没有，却老是在做梦想去大的俱乐部打棒球。”
我并没有要她回答得如此详尽。我猜想，他从前念高中时，大概是个出名的运动员，而她则是最最漂亮的拉拉队长。这是一对最最典型的美国男女青年，偏僻小镇的高中先生和小姐，一个最最英俊，一个最最美丽。最最健壮，最最可能获得成功，直到有一天灾难终于降临：晚上没带避孕套，两个人一起作了孽。由于某种原因，他们不愿做人工流产。他们高中也许已经毕业，也许还没有毕业。在丢了面子以后，他们逃离偏僻小镇，隐姓埋名来到孟菲斯这座大城市。流产以后，浪漫的爱情也随之慢慢消逝，他们需要面对的却是艰辛的现实生活。
他仍旧梦想着去大的球类俱乐部获得名誉和财富。她则无限怀念刚刚逝去不久的无忧无虑的岁月，做着永远实现不了的大学梦。
“对不起，”她说。“这些事我本不该谈的。”
“你很年轻，还可以去念大学嘛。”我说。
听了我这句鼓气的话，她咯咯一笑，仿佛是说她早就把这种梦想深深地埋葬了。“我连高中都还没有念完呢。”
对此我该说什么才好？说一些陈词滥调，叫她自学成才？去拿个普通教育水平证书？上夜校？或者；有志者事竟成？
“你工作吗？”我却这样问。
“有时候。你想做一个什么样的律师呢？”
“我喜欢出庭辩护。我希望能在法庭上度过一生。”
“做罪犯的代理人？”
“可能。他们有权得到有力的辩护，他们也有打赢官司的权利嘛。”
“杀人犯？”
“对。不过，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请不起私人律师。”
“强奸犯和猥亵幼女犯呢？”
我皱着眉沉默了一会。“不。”
“打老婆的人？”
“不，决不。”我对此是十分认真的，而且她受的伤，也使我对她丈夫产生了一点怀疑。她很赞成我对客户的选择。
“刑事案数量很少，”我解释道。“民事讼诉我或许会办得更多一些。”
“替人打官司？”
“对，替人打官司。非刑事的官司。”
“离婚官司？”
“我不太情愿接这种案子。离婚案太叫人不愉快。”
她在努力把我作为谈话的中心，从而可以避免涉及她的过去，特别是目前。这对我倒挺合适。她的眼泪随时都有可能向外涌，而我却不愿把这场谈话弄砸。我但愿能一直这样聊下去。
她想了解我在大学时的生活：学习啦，派对啦，各种社团啦，宿舍里的生活啦，考试啦，教授啦，旅行啦。她看过大量电影，对大学生活有许多浪漫的想法。在她的心目中，大学4年其美无比；校园古朴幽雅，葱绿的树叶在秋天渐渐发黄变红；穿着运动衫的大学生们，在为校橄榄球队喝彩鼓劲加油；学生们结下的友谊将终生常绿常青。这个可怜的女孩子，尽管在离开故乡偏僻小镇之后立足未稳，却有着美好的梦想。她讲话语法正确无误，词汇量比我还大。她不太情愿地向我承认，她本来会以第一或第二名高中毕业，假如不是和克利夫·赖考先生发生了那段年轻人的罗曼司。
我没有费多少力气，就讲完了我那辉煌的4年大学生活。但有些重要的事实，例如，为了能念完大学，我每周打工40小时外送比萨饼，当然是只字不提。
她也想了解我的事务所。我正在对布鲁索和他的事务所的形象，进行面目全非的重塑过程中，隔着两张桌子放着的大哥大突然响起了铃声。我告诉她这是事务所打来找我的电话，请她原谅，然后便走回到自己的位置上。
是布鲁索。他在尤吉酒家，和普林斯一起已经喝得半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