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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不通有4天了。”
“不管怎么说，我还是问他能否把布罗德纳克斯和斯皮尔事务所与你鲁迪·贝勒之间，有关这次兼并和兼并发生后你的表现的书面通信传真给我。”
“根本没有这种东西。”
“这我知道。他也这样承认了。他说的大意是，在兼并结束之前，他们什么也没有干。”
“是这样。什么也没有干。”马德琳站在我一边，这使我感到一丝暖意。
“所以我非常详细地向他解释，他是如何卑劣地欺骗了我们的一个毕业生。结果我们在电话上大干了一仗。”
我忍不住笑了，我知道赢家是谁。
她继续说道：“别克赌咒发誓说，他本来是想把你留下的。我不知道他的话该信还是不该信，但是我说他们本来早就该和你讨论这个问题的。你是个快要毕业的学生，眼看就要到手的职位却泡汤了，而且又没有一点财产。我说我知道他开的是血汗工厂，可现在奴隶制早就结束了，他可不能呼之即来，挥之即去，随心所欲地摆弄你。”
真是个好样儿的老太太！和我的看法一模一样。
“跟他吵完以后，我去找了院长。院长给延利·布里特事务所的主管合伙人唐纳德·赫克打了电话。通过几次话以后，赫克重弹了同样的老调：别克本想留你，可是你不符合廷利·布里特聘用新律师的标准。院长表示怀疑，赫克于是又说他再看看你的简历和成绩单。”
“特伦特与布伦特对我不合适。”我说，口气傲得就像自己现在有很大的选择余地。
“赫克也有同感。他说廷利·布里特宁愿这件事就此了结。”
“好嘛。”我说。我想不出比这更聪明的话了。但她看透了我，她知道我现在痛苦得如坐针毡。
“我们对延利·布里特没有什么影响力。过去3年他们才录用了我们5个毕业生。他们事务所这么大，所以谁都不买账。坦白地说，我是不会想到那儿去工作的。”
她是在想法安慰我，让我觉得我碰到的倒好像是一件值得庆幸的好事。特伦特与布伦特有啥了不起，他们给的起步年薪不就5万美元嘛！
“那你这儿还剩什么？”我问。
“不怎么多，”她不加思索地答道。“实际上是没有。”她翻了翻笔记。“我给认识的人都打过电话了，原来倒是有个公设辩护律师助理的位置，兼职，12000元年薪，可两天以前我已经让霍尔·帕斯特里尼去了。你认识霍尔吗？真为他高兴，他最后总算是找到一份工作啦！”
我猜，人们此刻也正在为我高兴吧。
“有两家小公司很可能要聘请法律顾问，不过两家都要求首先得通过律师资格考试。”
资格考试在7月份举行。几乎所有事务所都是在法学院学生毕业后便立即把他们招聘进去，付给工资，让他们准备参加律师资格考试，而他们通过后，便也挤命为事务所干活。
她把笔记本放在桌上。“我再想想办法，或许会找到点儿门路的。”
“我现在该怎么办？”
“上门去一家一家打听。城里有3000名律师，大多数人不是个人独立开业，就是两三个人合伙开一家事务所。他们不和我这个就业咨询处打交道，我不认识他们。找他们去。找那些小事务所，两三个人或者四五个人的小事务所。设法说服他们，使他们给你一份工作。你还要主动表示愿意办那些‘死鱼案’……”
“‘死鱼案’？”我不解地问。
“对。哪个律师都有几桩‘死鱼案’。他们把这种案子甩在角落里，时间越长，就越难办。是律师们接了就会后悔的那种案子。”
这在法学院可没有学过。
“可以提一个问题吗？”
“当然。什么都可以问。”
“你刚才叫我上门去一家一家打听。这样的建议，在过去3个月中，请问你重复过多少遍？”
她淡淡一笑，敲了几个微机的键盘。“我们大约有15名毕业生还在寻找工作。”
“那么就在我们谈话的此时此刻，他们还在外面踏马路。”
“有此可能。不过也很难说。他们当中有些人别有打算，但并不一定就会告诉我们。”
时间已经过了5点，她想要走了。“谢谢你，史金纳夫人。谢谢你为我所做的一切。知道有人关心自己，总是很愉快的。”
“我会继续帮你找的，我保证。下星期你再来看看。”
“我会来的。谢啦。”
我在无人注意的情况下，又回到图书馆地下室那个小洞里。
第06节
伯德桑家住在市中心。这是孟菲斯富人居住的一个老区，离法学院只有二三英里。街道两旁长着高大的老橡树，使它给人一种与世隔绝的感觉。有几幢房屋十分漂亮，草地修得平平整整，车道上停着的豪华轿车闪闪发亮。有些似乎已无人居住，正透过树叶芜蔓的树丛和茂密的野生灌木提心吊胆地向外窥视。还有些房屋则介于两者之间。包娣小姐的住宅，是一座上个世纪末本世纪初用石头砌成的维多利亚式白色建筑。弯曲幅度很大的门廊，一端见不到。房屋需要粉刷，屋顶需要换新，庭院也需要修整。窗户灰暗，阴沟塞满了树叶，但一眼便可看出有人在此居住，而且在尽力加以维护。车道两侧是杂乱的树篱。我把车停在一辆车身很脏的凯迪拉克后面，这部名贵轿车开了大概已有10年。
我踩着发出吱吱嘎嘎响声的门廊木板，朝前门走去，眼睛四下张望，生怕随时会窜出一条尖牙利齿的大狼狗。时已很晚，天几乎已经全黑，但门廊上却没有灯光。又厚又重的木门敞开着，透过栅门我可以看见一个小小的门厅。由于找不着门铃的按钮，我轻轻地用手拍了拍栅门，栅门格格响了两声。我屏住呼吸；没有狼犬狂吠着扑出来。
“谁？”一个熟悉的声音在大声地问。
“包娣小姐吗？”
我看见有人慢慢走过门厅，开亮一盏灯。那不是别人，正是包娣小姐自己，身上还穿着昨天在柏树花园老年公民大楼穿的那身棉套裙。她眯着眼睛望着门外。
“我是鲁迪·贝勒，昨天和你谈话的那个法学院学生。”
“鲁迪！”见到我她居然那么兴高采烈，倒使我有点儿尴尬之感，但瞬间心里却突然涌出一股莫名的悲哀。她孤零零地住在这巨宅大院之中，而且确信儿孙已经将她抛弃。生活中的主要内容就是照顾那些被社会遗弃的老人聚在一起吃顿中饭，唱一两支歌曲。包娣·伯德桑小姐是个非常孤独的老人。
她匆忙打开栅门。“进来，进来。”她不停地反复说，声音里没有丝毫的惊奇。她抓着我的手肘，领着我走过门厅和走廊，把一路的灯逐个开亮。壁上挂满了家人的旧照片，地毯沾满灰尘，露出了线头。室内弥漫着潮湿霉烂的气味。这是一座年久失修的老房子，需要认真打扫，彻底翻新。
“你顺道来看我，我太谢谢了。”她亲密地说，一只手仍捏着我的手臂。“昨天和我们在一起你过得愉快吗？”
“很愉快，小姐。”
“你还会去看望我们吗？”
“迫不及待。”
她把我领到厨房里的桌边坐下。“咖啡还是茶？”她问，一边蹦到橱旁，啪的一下按亮了电灯。
“咖啡。”我打量着厨房说。
“速溶行吗？”
“可以。”念了3年法学院，我已经分不清速溶咖啡和现煮咖啡的不同滋味了。
“加奶还是糖？”她一边把手伸向冰箱，一边问道。
“就清咖啡。”
她把水放到炉子上，摆好两只咖啡杯，在我对面坐下。她笑容满面，我使她打心眼里高兴。
“见到你我真是开心，”她不知是第三次还是第四次说。
“你的家很可爱，包娣小姐。”我吸着带有霉味的空气说。
“哦，谢谢你。这还是汤玛斯和我50年以前买下的。”
厨房里的锅和壶，水池和龙头，炉子和烤箱，所有的一切都统统用了至少50年了。那只冰箱大概是60年代初的产品。
“汤玛斯11年前去世了。我们在这个屋子里把两个儿子抚养成人，不过还是不谈他们吧。”她那张喜滋滋的脸突然沉了下来，但很快又露出了笑意。
“对，当然是不谈为好。”
“我们还是来谈谈你吧。”她说。这个题目我倒是宁愿避而不谈。
“行呀。干吗不呢？”我绷紧了神经，准备应付她的发问。
“你是哪里人？”
“我生在孟菲斯，不过是在诺克斯维尔长大的。”
“好极了。那么你是在哪儿念大学的呢？”
“奥斯汀皮依。”
“奥斯汀什么？”
“奥斯汀皮依。学校很小，在克拉克斯维尔。是由州政府财政支持的学校。”
“好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