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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再次舞动球根时，凯莉一把抓住了我。“住手，鲁迪！”
我住了手，朝她瞪了一眼，又看看克利夫。他直挺挺趴在地上，身体在抖动，嘴里在呻吟。我们满怀恐怖地望着他。他渐渐地停止了抖动，只是偶尔有一阵抽搐。他张着嘴巴，似乎想说什么话，从喉咙里发出令人恶心的咕咕声。他的头在微微扭动，殷红的鲜血汩汩向外流。
“我要杀死这个混蛋，凯莉。”我气喘吁吁地说，依然愤怒未消，恐惧未尽。
“不！”
“我要！他刚才差点儿没有把我打死。”
“把球棍给我。”她命令道。
“什么？”
“把球棍给我，你赶快走。”
她此刻如此冷静，使我十分惊讶。她完全明白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
“怎么……？”我瞧瞧她，又看看他，没有问出口。
她从我手上夺过了棒球棍。“我以前就住在这里。你快走，躲起来。今天晚上你根本没有来过这里。我以后再给你打电话。”
我没法挪动，只是静静地站在那里，低头望着正在地板上挣扎的垂死的克利夫。
“我求你快走吧，鲁迪。”她轻轻地把我推向门口。“我以后再给你打电话。”
“好吧，好吧。”我跨进厨房，拿起那支0．38口径的手枪，又走回小房问。我们对视了一会，目光又落到了地上。我走到户外，轻轻带上门，目光四处搜索有无爱管闲事的邻人，但没有看到一个人影。我迟疑了片刻，凝神倾听，室内寂静无声。
我恶心想吐。我在黑暗中偷偷溜走，一瞬间，汗水突然将我全身湿透。
10分钟以后，第一辆警车驶到了现场。接着又开来了第二辆。随后来的是一辆救护车。在拥挤的停车场上，我蜷缩在我那部沃尔沃车上，注视着眼前发生的一切。医护人员涌进公寓。又来了一辆警车。不断闪动的红蓝色警灯照亮了黑夜，引来了大批观众。几分钟过去了，克利夫依然没有露面。从门里走出了一个急救人员，不慌不忙地从救护车上取下一件东西。他慢悠悠地一点儿也不急。
惊慌失措的凯莉此刻独自呆在那里，回答着警官提出的问题，而我却突然变成一个胆小鬼，低着头缩在驾驶盘后面，只求不要被人看见。我怎么能让她一个人留在那里？我应该进去救她吗？我觉得头晕目眩，而那疯狂闪烁的红蓝色警灯更使我眼花缭乱。
他是死不了的。可能受了重伤，但决不可能死的。
我想我应该回到那里去。
震惊在慢慢消失，恐惧却在不断增强。但愿他们用一副担架把克利夫抬出来，把他送进医院包扎好。我突然强烈地希望他能活下去。虽然他是个疯子，但只要他还是个活人，我就能够对付。嗨，克利夫！老伙计，振作点儿吧。站起来，从里面走出来。
我肯定是没有杀死过一个大活人的。
围观的人越来越多。一个警察在让人群向后退。
不知道过了多少时间，开来了一辆验尸官的小面包，这在冷眼围观的人群中激起了一阵叽叽喳喳骚动的浪潮。克利夫不坐救护车，他将被送进停尸所。
我推开车门，哇地一声把胃里的东西全吐在旁边一辆汽车的车身上。没有人听见我呕吐的声音。我抹了抹嘴，悄悄走进人丛。“他最后终于把她打死了。”我听见有人这样说。警察进进出出，川流不息。我站在离公寓50英尺之外的地方，在人群的海洋中毫不显眼。警察在房子的门外用黄色胶带拉了一圈隔离线。每隔几秒钟就从公寓窗户里透出照相机发出的闪光。
我们等着。我必须见她，但又无能为力。这时，人群中又传出了一个消息。这一次的消息准确无误；他死了。而且他们认为，是她杀的。我非常仔细地听着人们的议论，因为万一有人在听到大声狂吼和高声尖叫以后不久就看到一个陌生人走出那个公寓，那么我必须心中有数。我耳朵竖得高高的在人群中慢慢地走动，结果却什么也没有听到。我后退几步离开人群，几秒钟后在一堆灌木后面又吐了一次。
公寓门口出现了一阵忙乱。一个急救人员拉着担架床倒退着出了公寓。尸体装在一只银灰色的口袋中。他们小心翼翼地把担架拉到小面包旁边，装上车开往验尸所。过了几分钟，两名警察押着凯莉出现在门口。她显得瘦小，惊慌，幸好没有带手铐。她已经设法换过衣服，如今穿着牛仔裤和一件派克大衣。
他们把她押上一辆巡逻车，在后排坐定后，警车便疾驰而去。我飞快走向我的沃尔沃，开足马力驶向警察署。
我对坐在前台的警官说，我是一位律师，我的委托人刚才被捕，我坚持要在她接受审问时在场和她在一起。我的话句句铿锵有力。他不知给谁挂了个电话，从里面走出一位警官，把我带到二楼的一间审讯室，凯莉正独自一人坐在里面。一位名叫斯莫瑟顿的嗜血成性的侦探，在透过一扇单向玻璃窗监视着她。我递上一张名片，伸出一只手，可他懒得和我握。
“你们这种人脚头真快不是？”他用明显的轻蔑口吻说。
“她打了911报警电话后，就立刻给我打了电话。你们发现了什么情况？”
我和警官都在望着她。她坐在一块长桌的一头，用纸巾抹着眼泪。
斯莫瑟顿一边盘算应该告诉我些什么，一边咕咕哝哝地说：“发现她男人死在地板上。颅骨断裂，像是用棒球棍干的。她讲得很少，只是告诉我们他们就要离婚，她溜回家取衣服，他发现了她，于是两个人就开始干仗。他喝得醉醺醺的，她不知怎么一把抓到了棒球棍，于是他现在就躺在停尸所里。她离婚的案子是你办的？”
“对。我会给你一份起诉状的。法官上周还下令禁止他靠近她呢。这几年他一直殴打她。”
“她身上的伤我们已经看到了。我想问她几个问题，行吗？”
“当然。”我们一道走进审讯室。凯莉看见我吃了一惊，但马上就装得冷冷的，不动声色。我们像律师和委托人那样礼节性地拥抱了对方。这时又进来一位名叫哈姆雷特的便衣侦探，他带着一只录音机，来协助斯莫瑟顿进行审讯。我当然无从反对。但他一打开录音机，我立即采取主动。“我郑重声明：我叫鲁迪·贝勒，是凯莉·赖考的律师。今天是1993年2月15日，星期一。此刻我们在孟菲斯市区中央警察署。我来到这儿，是因为在今晚7时45分左右，我接到了我的委托人的一个电话。她刚刚打过911报警电话，向警方报告说她认为她丈夫已经死了。”
我讲完朝斯莫瑟顿点了点头，意思是说现在该他了。他恶狠狠地望着我，仿佛想要一把将我卡死。警察总是讨厌辩护律师，可此时此刻我才管不了那么多。
斯莫瑟顿从凯莉和克利夫的基本情况入手，提了一大堆问题：出生日期，婚姻状况，就业情况，有无儿女，等等，等等。她的目光有点心不在焉，但回答得十分耐心。她脸上的肿块已经消散，但左眼依然青紫，眉头上还扎着绷带，人已经吓得半死。
她对所受的虐待，描述得十分详尽，足以使我们3个男子汉听了不寒而栗。斯莫瑟顿叫哈姆雷特拿来了克利夫殴打妻子3次被捕的案卷。她谈着没有留下任何文件或记录的那几次毒打，谈着他用棒球棍把她脚踝打裂的暴行。在他不想打断她的骨骼时，有好多次他干脆对她拳打脚踢。
她谈了最后那一次殴打，以及她如何打定主意离家出走，最后又是如何决心提出离婚申诉。她说的全是真话，因而极其可信。使我感到担心的，是她即将说出的谎言。
“你今晚为何回家？”斯莫瑟顿问。
“取衣服。我确信他不会在家。”
“过去几天你住在何处？”
“住在受虐待妇女庇护所里。”
“叫什么名字？”
“我不想说。”
“在孟菲斯城里吗？”
“是的。”
“你今天晚上是怎么回到公寓的？”
这个问题使我的心脏顿时停止了跳动，但她已是胸有成竹。“我开自己的车。”她说。
“什么样的车？”
“大众。”
“现在车在何处？”
“在我的公寓外面的停车场上。”
“我们可以瞧一瞧吗？”
“那必须在我先瞧过以后。”我说。我这时才突然记起，我在这儿的身份是律师，而不是同谋犯。
斯莫瑟顿摇摇头。满脸杀气。
“你是如何进入公寓的？”
“用我的钥匙开的门。”
“进去后你干了些什么？”
“走进卧室收拾衣服。我装了三四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