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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调的杂活，我一向很勉强，可此刻目的明确，字打得分外轻松。在这件离婚案中，我是在帮助拯救一条人命哪！我真心诚意地这样想。
7点钟，戴克来到事务所，把我唤醒。原来，4点钟以后，我坐在椅子上睡着了。他说我面容憔悴疲倦，睡得又那么熟，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我把情况跟他讲了讲，没想到他却大发雷霆。“你开一个通宵的夜车，就为这么一桩莫名其妙的离婚案？再过一个多小时，你就要发表结案辩护词啦！”
“别急，戴克，你别急嘛。我不会出毛病的。”
“你龇牙咧嘴地笑什么？”
“我们不是就要打赢了嘛，戴克。大利公司就要完蛋了嘛。”
“不，才不是呢。你终于要把那个小妞搞到手了，这才是你笑的原因。”
“胡说八道！我的咖啡呢？”
戴克扭来扭去扭了一番。他是一个神经质的家伙。“我去拿，”他说着转身出了办公室。
离婚诉状就在我面前的写字台上，只等我送交法院。我那位朋友克利夫行踪不定，很难找到，我要找个送传票的人在他上班的时候把诉状复本当面交给他。这份诉状也要求法院立即采取强制措施，防止他去骚扰她。
第49节
作为一个初出茅庐的新手，有个极大的优越性；我怎么紧张不安，心惊胆颤，人们都会觉得不足为奇。在陪审员们心目中，我只是一个没有经验的毛头小伙，他们对我的期望值因而也很低。我既无技巧又无才能来发表一篇精彩的结案辩护词。
我若是装腔作势，故作高明和雄辩，那将会犯一个莫大的错误。或许在未来的岁月，当我的头发已经花白，声音已经变得油滑，在法庭上唇枪舌剑地和对手较量了数百次之后，我可以面对陪审团，作出精彩表演。但今天绝对不行。今天，我只是鲁迪·贝勒，一个惴惴不安地请求坐在陪审席上的朋友们助一臂之力的小伙子而已。
我站在他们面前，竭力克制着那紧张而又害怕的心情。我熟悉我要讲的内容，因为我已反复练过上百次。但重要的是，我讲的时候决不能让人察觉到我曾练习过无数次。我开门见山地说，今天是我的委托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是他们向大利人寿保险公司讨回公道的唯一机会。再不会有明天，再不会有另一次机会，再不会有另一个陪审团在等着准备帮助他们。我请求陪审员们为多特考虑考虑，想一想她经受的痛苦和不幸。我用不太夸张的言词，谈了谈唐尼·雷·布莱克；我请陪审员们想象一下，当你明知你应该进行你有权得到的那种治疗，却在慢慢地痛苦地死去的时候，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滋味。我字斟句酌，语调缓慢真诚，效果明显。我的眼睛直视着那12位即将采取行动的陪审员的脸。
我扼要地谈了谈保单的基本内容，并就骨髓移植手术做了简短的讨论。我指出被告未能提出与科德医生的证词相反的证据。这一医疗措施绝不是处于试验阶段，本来很可能会成功地挽救唐尼·雷的生命。
在谈到那些有趣的东西时，我的声音提高了一点。我提到了那些故意藏匿的文件和大利公司所说的谎言。这些事实在庭审时曾经引起那么大的轰动，现在当然不能过于唠叨。庭审仅仅进行了短短的4天，这有一个很大的好处：陪审员们对重要的证词依然记忆犹新。我引用了杰基·莱曼西支克的证词和大利公司的统计数据，并且在黑板上写出了几个数字：1991年的保单数、索赔数，以及那个最重要的拒赔数。我写得整齐清楚。即使一个五年级的学生也能一目了然，过目不忘。这几个数字传达出来的信息明确无误，无可辩驳。在幕后控制着大利公司的那些有权有势的人决定执行的是一个在为期12个月内拒绝索赔要求的诡计。用杰基的话来说，这是他们所做的一种试验，看看他们一年之内能搞到多少现金。这是一个冷酷的决定，完全出于贪婪的动机，而绝对没有为唐尼·雷·布莱克这样的人做过丝毫的考虑。
提到现钞，我取出大利公司的财务报表对陪审团说，我对此已研究了4个月之久，然而仍弄不懂。保险业虽然有它独特的会计制度，但即使根据大利公司自己的数据计算，它手头仍旧拥有大量的现金。我在黑板上把它的现金、储备和未曾动用的盈余加在一起，总数高达4亿7500万美元。而对方承认的净值则是4亿5000万。
你们诸位将如何惩罚这样一个富有的大公司呢？我问道。我看见炯炯的目光在朝我射来。陪审员们已经迫不及待了。
我引用了一个流传多年的先例。这是出庭辩护律师们喜欢引用的案例，我已经读到过十几个不同的版本。它效果极佳，因为它十分简单。我对陪审团说，我只是个刚出校门不久、正为生计进行艰苦挣扎的青年律师。假如我辛勤地工作，艰苦朴素地生活，把能省的钱都尽量省下来，两年之后在银行里会有1万美元存款，我会怎么办？这是我拼命工作挣来的钱，我当然要保护它。那么，假如我做错了什么事，譬如说，发了脾气，在某个人鼻子上揍了一拳，打断了他的鼻梁骨，那又怎么办呢？人家当然会要我赔偿一切损失，但我也需要受到惩罚，下次才不会重犯这一过失。而我只有1万美元存款。要我赔多少，才能吸取教训呢？1％是100美元；这对我可能会、也可能不会有任何损害。我当然不会十分乐意地交出100美元，可我也不会有多大不快。5％又将如何呢？我打断了人家鼻梁骨，罚我500美元是否就足够了呢？我在写那张支票的时候，会不会感到很痛苦呢？也许会，也许不会。那么，10％如何？假如我不得不赔偿1000美元，我敢说肯定会出现两种现象。首先，我会真正感到后悔。其次，我会改变我的为人处世的方式。
诸位将如何惩罚大利公司呢？你们肯定会像惩罚我或我的邻居一样惩罚它。你们会看一看银行的报表、算算有多少存款，然后决定罚款的数目，罚得我们心疼，却又不致使我们破产。对大利这样富有的公司同样也应该如此，他们并不比我们其余的人高出一等。
我对陪审团说，最合适的决定得由他们做出。我们曾经要求赔偿1000万，但他们无需受此约束。他们认为应该减少，那尽可以减少，我不想提出一个明确的数目。
我微微一笑，向陪审团致谢，结束了我的结案辩护发言。接着我又补充了一句，假如他们不能制止大利公司的违法行径，下一个受害的有可能就是他们自己。有几个陪审员听了直点头，有几个则面带笑容。还有几个则一直盯着黑板上的数字。
我走回原告席。坐在角落上的戴克，望着我笑得合不拢嘴。后排的库柏·杰克逊向我跷起了大拇指。我在多特身边坐下，急切地等着那位了不起的列奥·F．德拉蒙德的精彩表演，看他能否反败为胜。
他一开始就为自己在挑选陪审员时的表现向陪审团表示深深的歉意，说他很遗憾当时走错了一步，希望陪审团能谅解他信任他。他讲到他的委托人时，又继续不断地道歉。他的委托人是美国历史最悠久最受尊重的保险公司之一，但在本案的索赔问题上犯了一些错误，而且是严重的错误。那几封拒赔的信，恶语伤人，麻木不仁到了令人恐怖的地步，他的委托人在这方面的错误是不言而喻的。不过呢，这家公司有6000多名员工，要想对全体人员的言行举止加以规范，对来往的每一封信件都进行检查，的确也有实际的难处。当然，这决不是为他们寻找借口，更不是想否认他们所犯的错误。错误是确确实实存在的。
他就这一主题讲了几分钟，为他委托人的错误精心粉饰，说成是纯属偶然，而决非有意为之。小心翼翼地绕开索赔档案、工作手册、隐藏的文件和已被揭露的谎言。这些事实对他像雷区一样充满危险，他要竭力绕开它们。
他坦率地承认，布莱克太太索赔的要求，本应予以满足，总共20万美元。他这个承认非常重要，陪审员们显然都已牢记在心。他是想以此来软化陪审员们的立场，而且这一着显然十分有效。至于说到赔款的数额，他对我的建议实在是大惑不解，干吗要求陪审员按照大利公司净资产的一定百分比，裁定给多特·布莱克赔款的数额呢？这太令人震惊啦！这样做有什么益处？他已经承认他的委托人确实是错了。应该对这件不公道的事情负责的那些人也已经解雇了。大利公司已经用行动纠正了自己的错误。
所以，裁定巨额赔偿金能起到什么作用呢？什么作用都起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