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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查了《纽约州医学辞典》……”
“医学辞典？”斯考特问。
“里面列出了州内所有内科和外科医生，有他们的简历，包括所上的学校、专业、隶属的医院、证书发放的委员会、科研成果等。”
“整个学术生涯，”斯考特说。“对特拉斯科特是怎么说的？”
“纽约市立大学。考耐尔医学院，贝利瑞医院实习的。住院医是在兰诺克斯山医院。1953年开始设私立诊所。没有专长，无委员会证书，”凯特说。“我给他办公室打电话时，他的护士说他不再接收新病人，他已处于半退休状态。”
“此人不妙，”斯考特说。“你知道老辈知识分子的心态，怀旧情绪极为强烈。看不惯年轻一辈的同事，认为他们自命不凡。爱唠叨他们过去是多么的不容易，而如今是投机取巧的年代。”
“不过，”凯特说。“从他上的是市立大学看，他家庭并不富裕。或许对靠个人奋斗的年轻医生富有同情心。”
斯考特表示同意地说：“我们权且认为他立场中立。沃德医生呢？你知道多少？”
“哈佛本科，耶鲁医学院。委员会发放的妇产科资历证书。还有肿瘤外科证书，”凯特说，“就职于圣路加妇科医院和长岛北岸医院。她还出过两本教材，若干篇论文。据我所知，她是女权运动的积极分子。”
“好，很好，”斯考特激动地说。
“我对她可拿不准，”凯特说。
“根据她的背景和经历，以及为女子争夺权力的态度，她肯定不会眼睁睁地看着一个无辜女医生被送上十字架而袖手旁观，”斯考特自信地说。
凯特目无表情地摆摆头。
“凯特？”
“罗茜一直在考虑将来干妇产科，所以她听过一次沃德的演讲。沃德面对一群学医的女生和女住院医直言不讳地说她积极支持女权运动。但也提出了对妇女的要求。在同样的条件下，她要求女人比男人做得更好。罗茜听她说：‘一个黑人或犹太人失败的话，他代表的种族也就失败了。我觉得一个女人的失败也是此理。’”
“口气很硬，”斯考特说。
“女强人，”凯特附和道。
斯考特在她名字旁打上一个大问号。
接下来他又就在听证会期间应如何表现，该说什么，该回避什么，指点了凯特一番。尔后便把凯特送上出租车，返身回到公寓，独自对案子进行清理和思索。
他又给自己沏了一杯咖啡。他一只手拿着杯子，按照豪斯金斯可能问及的顺序把与听证会有关的所有文件都陈列出来。
凯特所写的克劳迪亚·施托伊弗桑特病历的复印件。她记录下来的、采取的每一步治疗措施的医嘱复本。她要求做的各种血液化验的报告，克罗宁护士所写的关于病人最后一次血压、脉搏、心跳等的记录。导致克劳迪亚·施托伊弗桑特死亡的内出血发生时，为拯救她生命所采取的步骤和药物。
最后是那份揭露克劳迪亚·施托伊弗桑特死因的验尸官的解剖报告。
他还有一封特洛伊医生写的对凯特表示支持的信。信中虽不乏赞美之辞，但不外乎是鼓励凯特·福莱斯特增强信心，并祝她走运。
凯特的同行们要表示支持就再好不过了。这并非指对她无条件支持的住院医生和实习医生，或是可以为凯特的行为作证的护士克罗宁和比特哈德，而是指老一些的、有些名声的医生。他们的支持将对委员会产生影响。然而却没有一个人对此有所表示。
斯考特想起一句俗话，美国入侵古巴失利后约翰·肯尼迪总统曾因引用这句话而使其流传很广。“成功有上千个父亲，但失败却是孤儿。”斯考特从没像现在这样对这句话体会得如此深刻。
他审阅着眼前的材料，觉得他最有利的证据是克劳迪亚·施托伊弗桑特的病历，它同时却又是最致命的。
按证据陈述规则，委员会不允许凯特仅仅对病历照本宣科。她可以时不时看一眼病历，帮助她回忆，但必须用自己的话作证。而豪斯金斯在对她进行盘问时，却可以有选择地朗读病历，以便对凯特的证词、治疗决策以及那天夜里她所采取的各种医疗手段提出质疑。对于一个精明老练的起诉人员来说，刁难一位毫无经验的证人简直易如反掌。豪斯金斯恰恰是又精明又工于心计，因为他从事此行当己有十一个年头，别的什么都没干过。倘若他能使克劳德·施托伊弗桑特心满意足，就会得到他所觊觎的回报。在这种诱惑下，豪斯金斯将加倍玩命地置凯特·福莱斯特于死地。
对凯特具有毁灭性的惟一证据是解剖报告。就算斯考特能说动一些医生为凯特辩护，他们也无法解释验尸的结果，或是这样一个事实：倘若能诊断出宫外孕，手术治疗肯定能挽救克劳迪亚·施托伊弗桑特的生命。
他只有一样法律上的秘密武器：里克对克劳迪亚吸毒习惯的作证。里克对豪斯金斯构成双重威胁：他可以作证克劳迪亚吸毒，此其一；其二是他只要一出场，就不仅能使豪斯金斯及委员会成员大为震惊，还能令克劳德·施托伊弗桑特本人措手不及。
斯考特做了个次日一早给里克打电话的记号。上次见面后他每天早上都打电话给里克，提醒他听证会的时间。但主要是确保里克仍呆在他所说的地方，随时准备愿意作证。
然而斯考特仍是焦虑不安，极想物色到一位名望很大的医生，出面证明凯特那天夜里采取的行动从医学角度讲是完全正确的。
他惟一可能挖掘出的人选是名誉教授所罗门·弗罗因德。凯特听说在几周前召开的各科主任会议上，弗罗因德曾为她说过好话。所罗门·弗罗因德最近已退休，所以对市立医院和卡明斯院长都不再有任何义务和责任。而且他欠克劳德·施托伊弗桑特人情的可能性也不大。
翌日，斯考特在医院所罗门·弗罗因德的办公室找到他时，老头正从墙上把他最后一本证书和文凭摘下来。那些东西在墙上挂了多年，留下了二十六个大小不一的长方形印痕。
斯考特·凡·克里夫还没开口，就听老头咕哝道：“名誉教授，名誉教授……头衔挺动听的，但却意味着人老了，该滚蛋了！唉，用不着别人撵我。时间一到我主动走人。”
他转过身看到了斯考特。“哦，年轻人，找我有事吗？”
“我是个律师，”斯考特说。
“啊哈，死亡的天使！难道我有什么地方做错了吗？是不是我四十年前看过的某个病人现在犯了头疼，告我治疗不当？”弗罗因德边说边把最后一份证书摞在其他证书上。
“我来是为了凯特·福莱斯特一事求你帮忙的。”
“求我帮忙？不瞒你说，我同情那位女子，可我能做什么？”弗罗因德问。
“我在这家医院没能找到一位愿意为福莱斯特作证的医生。”
“很自然。卡明斯已经发出了暗示，不管是谁，要是去为你的当事人辩护，就别指望在这儿长呆了。而谁又能怪他呢？他需要保住一座医院。医学界已今不如昔了，这也是我决定退休的原因之一。我们那时，病人的健康是第一位的，经营的事屈居第二。当然了，如今一个神经外科医生一年花的保险费能让过去的医生退休后过一辈子了。”
“保险、医疗保健、政府费用，这些都把医院逼成了赚钱机构。受够了！反正我是受够啦！”
斯考特毕恭毕敬地听着老人的牢骚。
“大夫，我希望能找几个证人，证明凯特·福莱斯特处理施托伊弗桑特病情时既未失职，也没偏离常规治疗方法。”
“你知道我是神经科大夫，和施托伊弗桑特那姑娘得的病相隔很远。”
“我试着接触过几位妇产科专家，都没成功，”斯考特坦白地说。
“这不奇怪。让一个医生为你的当事人作证就等于说：‘当时换了我，我也得像她那样处理。’这就是说，我要是那样处理，施托伊弗桑特姑娘就会死在我手里。哪个医生愿意说这种话？”
“不过要是真有一个德高望重的医生出面作证，便能起很大的作用。”
弗罗因德没有理会斯考特的请求。他着手把书架上的医学书籍拿下来，看着书脊上的名字，然后把它们分成几摞。一摞将运往佛罗里达州，其他的捐赠给医院图书馆。斯考特感到他此行又是一无所获，便转身朝门口走去。
“嘿，孩子，”弗罗因德叫道。“这个——这个听证会——什么时候开始？”
“星期一，”斯考特说，心里又燃起希望。
“星期一……”弗罗因德沉吟着。“真不巧。”
“怎么？”
“星期一我就上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