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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证实，那个医生做了验尿怀孕检查？”
“是的。不幸的是，化验结果是阴性，误导了医生，”斯考特说。
威洛斯说：“我本人不愿意使用尿检，而认为放射性荷尔蒙分析更可靠。不过考虑急诊科的压力和时间紧迫性，你那位福莱斯特医生处理得很对。糟糕的是结果没有化验准。”
“先生，假如那天晚上在场的是你，处理同一个病人，你会得出什么样的结论？”
威洛斯列数出所有症状：“病人恶心、呕吐、腹泻、胃疼。那个年轻女子告诉我她是单身而且月经正常的话，我会相信她说的是真的。”
“作为医生，你认为她患的什么病？”斯考特问。
“我会确诊为一般性病毒性肠胃紊乱。”
“不是宫外孕？”斯考特问，紧张地等待着对方的回答。
“宫外孕可不容易判断。很少有症状是完全一样的，”威洛斯说。“我可能会认定为病毒性肠胃紊乱。除非后来又出现了新的症状或迹象，或化验结果与我的判断有出入，否则我不会改变看法。”
“这么说，照你看来，我的当事人那天晚上的治疗方法是正确的，是不是？”斯考特问，力图得出一个结论。
“啊哈！你现在的口气倒像个律师，想诱导我去作证，”威洛斯说。“我不会出庭，也不会作证。但我认为那个医生不论她是谁，其治疗手段没有错，大多数优秀的医生在当时的情况下都会那样处理的。”
“倘若病人吸毒，如可卡因等，会影响她的症状吗？”
“哦，那当然！”威洛斯说。“肯定会在很大程度上掩盖她的症状。”
“威洛斯大夫，你已了解了这些情况，而且知道此事关系到一个年轻医生的前程，能不能再考虑一下出庭作证？”斯考特问。
“冒我的治疗不当保险被取消的风险？如今医生离法律躲得越远越好。对不起，转达我对那位年轻姑娘最诚挚的同情，希望她能渡过这一难关，保住行医的资格。”
斯考特·凡·克里夫后来采访的几位专家也都不愿作出充当证人的承诺。
有一点他此刻是确定无疑的。查出克劳迪亚·施托伊弗桑特是不是吸毒者，对凯特·福莱斯特的辩护将是至关重要的。
当斯考特·凡·克里夫出现在验尸官办公室的接待室，表明他希望就施托伊弗桑特一事求见市验尸官时，接待秘书以为他是一名专为摆在自选市场收银处的、登载骇人昕闻消息为小报撰写文章的记者。
“对不起，先生，有关施托伊弗桑特的一切情况都是保密的。凡是要了解此事的人，施瓦茨曼医生一概不见。”
斯考特·凡·克里夫一再坚持要见，秘书最终只好找来了一位年轻的法医病理学家，然而此人更是不愿帮忙。斯考特见状便威胁说他将诉诸法庭，要求查阅施托伊弗桑特尸体解剖的详细材料，才被允许去见验尸官。
凡·克里夫被人领进阿伯纳尔·施瓦茨曼医生的办公室时，首席验尸官正在电话里和一位市府官员争论着什么。这使年轻的律师获得了打量验尸官的机会。他见后者矮小粗壮，正好能坐进他那把吱嘎作响的旋转椅里。他同一些个头矮小的人一样，性格争强好胜。此时他正态度生硬地与电话里的人争辩着。
“现在该你听我说了，”施瓦茨曼瓮声瓮气地说，同时指着一把椅子让斯考特坐下。“你不同意我们的验尸结果？把你们自己的病理学家叫来！”他听了一会儿，不客气地结束了谈话：“好吧，我们法庭上见！”
放下电话后他兀自咕哝道：“天下人都成了法医专家啦！”他转过转椅，面对着斯考特·凡·克里夫。“年轻人，你有什么不满意的事？”
“我是律师，想来问问克劳迪亚·施托伊弗桑特的验尸情况。”
“我们的结果已公开宣布了，”验尸官横横地说。
“是你们全部的结果吗？”斯考特又追问一句。
“是的！”施瓦茨曼的口气极为粗暴。
“我知道是你亲自做的解剖，”斯考特说。
“没错。我所有的发现都在报告上，那是我们一贯的做法，”验尸官解释道。
“在公开公布的报告中，没有提及毒性化验结果，”斯考特指出。
“因为根本没做毒性化验。”
“为什么？”斯考特咬住不放。
“小伙子，我是不是该叫你律师？你怎么审案子不关我的事，你也休想告诉我怎么进行解剖。”
“如今吸毒成灾，我觉得毒性化验已成为例行公事。”
“一旦我发现了死因；就没必要再继续查了，”施瓦茨曼说。
“没必要？还是听从别人的吩咐？”斯考特说。
“听着，年轻人，你要是以为对施托伊弗桑特先生的关照就是为了掩盖什么鬼把戏，那可是枉费心机了。”
“你说的‘关照’是什么意思，医生？”
“施托伊弗桑特要求由我亲自做尸体解剖，而且要在他女儿葬礼后再公布尸检结果，市长让我这样做，我同意了。这个请求并不过分，是不是？他们家不希望在葬礼那天受到媒体的骚扰。”
“但也不是一个正常的请求，”斯考特说。
“父母很悲伤，我们对他们关照一下是小意思，反正没什么损失。”
“在职业医疗行为办公室面前为我的当事人辩护时，所有的事实都是十分关键的。”
“噢，这事我已有所耳闻，太不幸了，”施瓦茨曼表示怜悯地说。“很抱歉，我帮不了你什么忙。”
“你能不能至少告诉我，作为一个病理学家，如果把尸体挖出来，你认为能否发现毒品的痕迹？”
“这具尸体不行，”施瓦茨曼说。
“是因为尸体里没有毒品，还是过了这么久了已找不到毒品？”斯考特问。
“因为尸体已经没了，”验尸官说。“我刚做完解剖，就从长岛火葬场开来一辆灵车，把尸体拉走了。”
斯考特回忆起一个被他问及的抬棺材的人对他说的话：“比我想像的要轻得多。”
“想一想，”斯考特督促凯特·福莱斯特。“如果没有毒性化验或其他化验报告，还有没有医生可以观察到其他迹象，证明吸毒的可能？”
“那要看吸什么毒，或哪种毒，”凯特说。
“不同的毒品有不同的症状？”斯考特问。“比如说？”
“比如酒精，呈现的症状人们都很熟悉。手脚变得迟钝，脸红，呕吐、恶心……”
“这些症状克劳迪亚都有，”斯考特说。
“是的。但可卡因也能引起恶心，”凯特说。
“往下说，往下说，还有什么医生可以看到的迹象，能作出吸毒的诊断？”斯考特说。
“我确信克劳迪亚并不是酗酒，”凯特说。
“那是什么？”
“可能服用了巴比土酸盐之类的东西。”
“应有哪些症状？”斯考特问。
“头疼、迷糊、上睑下垂……”
“上睑下垂？”
“即器官脱垂，比如上眼皮下垂。”
“克劳迪亚有这个症状吗？”
“没有。”
“你刚才说可卡因也能引起恶心，”斯考特说。
“还有呕吐，”凯特补充一句。“此外还会兴奋，紧接着是情绪低沉。盗汗，焦虑不安。”
“这些克劳迪亚都有所表现，”斯考特说。
凯特笑道：“‘有所表现’？你现在说起话来已经像个医生了。”
“此案结束前，我得按医生的想法进行思维，”斯考特说。“你能否作证说，克劳迪亚表现出的症状或迹象是服用或滥用可卡因引起的？”
凯特犹豫片刻，摇摇头：“坦白地说，不能。”
“这一证词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斯考特指出。“我们辩词的一半是说你受到了不准确的怀孕化验的误导。另一半是，病人因服用各种毒品使医生不可能作出确诊，这一半更加重要。毒品遮蔽和歪曲了她的症状、迹象和化验结果，所以任何医生也不可能确切地说出她真实的病症所在。我们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
“她私人医生大概知道，”凯特说。“那个施托伊弗桑特先生曾提到的伊夫斯医生。”
“伊夫斯，”斯考特沉吟着。
“一个非常有名的内科大夫。专为有钱人治病，”凯特说。“可想而知，他可能什么都不会透露。”
“不妨试试，”斯考特若有所思地说。“天知道他会不会说。”
克劳德·施托伊弗桑特在派克大道捅有一座显赫的高楼，底层沿街的所有房间便是威尔弗雷德·伊夫斯医生的诊所。诊所由一位经理管理得有声有色，井井有条。他手下有四名护士，其职责是把每一个病人安置在一间保密性很好的检查室里，准备接受伊夫斯的检查，这样他宝贵的时间便一分钟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