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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打算要退休的名誉教授所罗门·弗罗因德发表出不同的看法：“女士们、先生们，我们一直不停地在说‘她’以及‘她可能犯的错误’。而我觉得我们应该用‘我们’这个字眼。从我的角度看，要是遇到相同的病人，发生在福莱斯特身上的事也同样发生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我们应继续保护她，而保护好她也就等于保护了所有兢兢业业工作的医生。我们是人，都会犯错误。难道为此我们就该被钉在柱子上烧死吗？”
“所罗门，你这么善解人意当然没错，”威尔德曼说。“可我们这些人还要干很多年，因医疗不当而付出吓人的保险费直接威胁着我们的未来。这种损害声誉的事只能让保险费用朝一个方向走——上天！所以当你退休后悠哉游哉地沐浴在佛罗里达的日光下享清福，根本不用付保险金时，我和在座的许多人却要为福莱斯特的所做所为大笔大笔地掏钱！我的意思是采取这样一个立场，造成施托伊弗桑特姑娘死亡的并不是医院和全体员工的过错，而是一位不能承受急诊科的压力的医生所造成的个人行为。”
弗罗因德的目光穿过宽大的会议桌直射向他那位年轻的同行。“你是说我们应把她推进狼窝？”
“我只是说我们应考虑为自己解脱。”
“在我的词典里，解脱和把她推入狼窝是同义词。特别是在新的体系下，计算机已全国联网，一个医生要是在某个州由于某种原因受到处罚或被停止工作，一个晚上其他州就都知道了。这不就等于断送她的前程，再别想让其进入体面的医院。我绝不同意以这样的方式制裁福莱斯特医生。当然了，我有这种想法是因为我成长的医疗环境不一样。我做实习医生时，是一个叫凯斯勒的神经外科大夫带的我，带他的医生是波士顿的库欣。凯斯勒曾说：‘这些实习医生，这些刚从医学院毕业的学生是我们的孩子。我们得帮助他们长大接替我们的位置。从他们一开始寻找静脉抽血，一直到满怀信心地走向手术台，我们都要耐心地对待他们的错误，富于理解和同情心，还要仁慈和蔼。这是老一辈医生对年轻医生的神圣职责。’”
“库欣，还有你的那位凯斯勒医生并不需要付令人咋舌的治疗不当索赔费！”威尔德曼说。
“难道你考虑的光是这个？对年轻医生该不该有一点爱护之心？”弗罗因德亦不示弱。
“有时爱护之心也要有所选择，”威尔德曼说。“是爱护福莱斯特，还是爱护这个医院？我觉得应该爱护大的利益，即这家医院！老一辈人陈旧的爱护观改变不了我的看法！”
卡明斯眼见会议即将成为弗罗因德和威尔德曼的充满火药味的私家战场，演变为两代人的隔膜冲突，便制止他俩说：
“先生们，先生们，我们在这里考虑的问题远远不止治疗不当的索赔费。我们需要病人住院，否则就得关门大吉。既然声誉已经受到了影响，病人恐怕不会愿意来了。”
妇产科主任沃勒斯·西蒙斯发言道：“我同意威尔德曼的看法。我们应主要对医院负责。四百六十三名男女医生和员工中，只有一个医生受到了指责。我们其他人都是优秀、有能力的外科内科大夫，堪与这座城市乃至全国的任何医生媲美。苹果筐里出现了一个烂的，我们将其清理出去，并把理由公布于众。这样病人来这里治病就没恐惧心理了，此事也方能平息！”
从在座的面部表情看，多数男女医生都似乎同意妇科主任的意见，这时特朗布尔律师轻缓而忧虑地说：“此事未必如此简单。”
“怎么讲？”西蒙斯问。
“要是州职业医疗行为委员会为福莱斯特召开一个听证会，宣布她没有过失怎么办？”特朗布尔问。“她可以反过来指控我们损坏了她的名誉。有损于一个人业务能力的贬损言辞和行动倘若与事实不符，本身就是诽谤污蔑。只要州委员会认为她的做法构不上失误，便是证明我们的言辞不真实的确凿证据。医生们，你们面对的是几百万元的官司，对象是这所医院和你们每一个人。”
“那么我们怎么才能解脱自己，不冒那样的险？”威尔德曼问。
“让克劳德·施托伊弗桑特指控她。让他去冒污蔑诽谤罪、输掉一场代价昂贵官司的风险。”特朗布尔建议说。“我们谁也不指责。”
“可对那个女人我们要采取措施！”西蒙斯仍坚持说。
“等州委员会做出决定，认为她的职业行为出现过失，你们再辞掉她也不晚，这样便免除了打官司和遭人报复之虞，”特朗布尔说。
“在此之前怎么办？”西蒙斯问。
“我觉得卡明斯医生已找到了理想的答案，”特朗布尔说。“让她回避给病人治病，这样就减轻了我们的风险。”
“换句话说，”所罗门从他坐着的地方反对说，“我们把这个年轻女人软禁起来，不让她行医，等待着对她的公开审判。这样我们就可以干得干净利落，法律上别人又抓不住把柄，所以谁也吃不着官司。”
特朗布尔一听此话气得脸色通红。卡明斯急忙插话说：“要是州委员会认为一个医生能力不合格，我不认为处理他是‘公开的审判’。”
“当然不是，”弗罗因德答道。“我们万不能使用不雅的字眼，免得日后打起官司来被人用未当成我们的罪证。先生们，我认为，在目前的情况下，为了挽救我们自己，置一位年轻有为医生的利益于不顾是怯懦的行为。”
然而与会者的表情透露出，几乎没有人呼应弗罗因德的主张。
次日下午，凯特·福莱斯特来到小儿科的神经科病房。她尽管个人问题悬而未决，却经常去看望小玛丽亚·桑切斯。玛丽亚稍恢复了一些，对外界有了一定的反应。凯特便每次探望她时都给她带一个不太贵的小礼物，如布娃娃、涂颜色的图画书等。一次玛丽亚说凯特身上的味儿很好闻，她便给孩子带去了一小瓶香水，那是几个月前她和沃特尔参加一个股票交易晚餐会时得到的礼品。
凯特像往常一样踱到玛丽亚的病房门口，往里窥了一眼，看到并没有住院医生在给她做检查。玛丽亚今天独自睁眼躺着，看上去不太高兴的样子。
“玛丽亚？”凯特轻声唤道。
孩子立即将脸扭向门口，从床上坐起来，黑眼睛因期待的喜悦而变得骤然发亮。凯特将礼物藏在身后，悄悄步入房间。她手臂一挥，把装演漂亮的礼品呈现出来。孩子伸手抱住，迫不及待地撕开金色和红色的包装纸，发现是一本书。这次不是涂颜色的书，而是一本识字书，凯特打算教玛丽亚认字。
封面的鲜艳色彩令玛丽亚激动万分，伸出双臂搂住了凯特。她们正拥抱时，哈维·戈尔丁医生匆匆地走进病房。他见状显得有点尴尬。“凯特，我能跟你说句话吗？”
“当然可以。”
她轻轻推开玛丽亚拥抱的胳膊，走到门口戈尔丁站立的地方。她以为玛丽亚的诊断中恐怕出现了不妙的发展。也许进一步的检查又发现了由于虐待而引发的到目前尚未暴露的神经缺陷。
哈维用手势把凯特招呼到走廊上。凯特立即压低嗓门儿，用孩子听不到的声音问：“哈维，他们有没有决定怎么安排玛丽亚？”
“我争取把她留在这儿。市里想在法庭判决之前先给她找一对儿养父母。恐怕这办法不行。”
“可我觉得养父母总比住院费便宜，”凯特坦率地说。“如今事事都不得不考虑费用，真没办法。她在这儿过得很开心。每次我见她都觉得她越来越好。”
“正因为你看她她才越来越好，”哈维纠正凯特。“不过你自己的事已经够烦心的了，其实不必再麻烦往这儿跑了。”
“不麻烦，我觉得她特可爱。她需要有人爱。也说不定是我需要有人爱。”
“说实在的，”哈维·戈尔丁欲言又止。
“你想说什么，哈维？”凯特直言追问。
“卡明斯已经发了命令，不让你在医院里任何有病人的场所停留。”
“我又没给人治病，只是探望一个孤独的孩子。这又能怎么样？”凯特悻悻地说。
“他怕你的出现会引起种种谣言，对此他非常敏感，对不起，凯特，对你说这个实在差劲，但我别无选择。”
“我明白你的处境，”凯特说。“我进去说声再见就走。”
她走进去，见玛丽亚正用小手抚摸着新书光滑的封面。她抬头朝凯特粲然一笑，然后打开书，让凯特给她读。
“玛丽亚，这是一份特殊的礼物。大人管这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