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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礼有节的抗争，我们会争取到一些看似微不足道实则意义重大的权力。可我们退缩了，像一只乌龟在感受到某种外界压力后将头缩回肩胛里。我们让人瞧不起，也让自己瞧不起。我们真有点“狗鸡巴”……
5月18日：今天继续播种玉米，进度很快，佟管教让我和俞峰华回营区搬种子。
——回营区搬玉米种记的是两人实际是三人，另一个是跟在后面的解放军战士。大约二三十米距离，其实再远点也没关系，反正人跑得不如枪子快。隔这么远，我俩说话他是听不见的。平日里少有单独在一起的机会，所以一有机会便拉扯起来。自从冬天在井底做“反高”游说被俞拒绝后，我俩没再单独交谈过。我对他没有什么成见。不管他现在怎样，当年他陪同田野到K大讲演时的风采依然在我脑海中闪现。我首先问他知不知道田野的近况，他很笼统地说情况和咱们差不多，不是在监狱就是在劳改农场。接着他问我关小号的情况。他说他没关过小号，不知是什么滋味。我说反正不是什么好滋味儿，是好滋味儿就不会做惩罚用。他说以后面对现实吧老周，平平安安度过刑期得了，永远是小腿扭不过大腿啊。我听了有些不自在，我说老俞你难道不明白，不是小腿想扭大腿，而是小腿快被扭断了。抽出来不就行了吗？他不说话了。过会儿他叹了口气，说老周我知道你瞧不起我，我成了块软骨头。可，可我觉得我们从前的那种热情是十分天真的，也是没有意义的，任何政党都不希望有人对它说三道四的。我觉得现在再谈这些倒真是没有意义的，于是不接他的茬，我说老俞你满刑期后做何打算呢？他立刻答回家结婚，小苗（他未婚妻）在等着我。她是个好姑娘，她是我的全部，我不能没有她。所以我不能在劳改期间节外生枝，不然对不起小苗对我的一番情谊啊。他说得很动情，也感染了我。我说我理解你老俞，就不再说什么了。
5月20日：今天继续播种玉米，看见了吴启都的老婆和孩子。小男孩叫建国，一听就知道是共和国的同龄人。小建国很聪明，遗传在他身上起了作用。
——由于管教对我们右派犯人心存芥蒂，在许多事情上人为设置障碍，比如家属来场探视常常受阻。这对一般人来说也无所谓的，对吴启都就很惨了。老婆和孩子就住在离场部几里远的地方，不许探视近在咫尺与远隔千里又有什么两样？甚至比千里之外的惦念更让人难耐难熬。我们都注意到同住一舍的吴启都在整整一个冬季里情绪低落。身体也越来越瘦弱。常常因行动迟缓遭到管教和高干的训斥。老班长竹川曾对我说早晚吴教授会垮掉的。我相信他的话。我是特别关注吴一家的，因为这与我有着很密切的关联，吴启都的妻子能常来探视也就能不断把冯俐的消息带给我。眼下我的情景可见与吴启都是相似的，都是有亲近的人在眼光所及之地而不得相见。也正是缘于这种处境，当知道吴启都的家人不顾当局的阻挠径直到地里来探视，我从内心高兴。事情从不起眼开始，干活不久就发现一个女人和一个孩子在远处向这边观望，大约有一百米的距离，看不清楚他们的面目，只以为是村里的女人孩子出来剜野菜拔豆根（拔豆根：胶东地区缺少燃材，故人们于开春时在往年的豆茬地里拔豆根，以充当之。）什么的，可又一直没有干什么的迹象，只久久地向地里干活的犯人观望。这时人们也没在意，直至听到小孩呼喊爸爸才觉出事情有些异常。小孩喊了几声后，吴启都霍地从地里站起身来，随之拔腿朝女人和孩子奔跑过去。但只跑了几步，远处便响起警卫战士严厉的警告声和推拉枪栓声，吴启都立刻像木桩似的定在地里。这件事发生得太突然，以至在这突发事件面前无论是吴启都本人还是管教都有点不知所措。地里的犯人也都站起来注视着眼前发生的事态。那一瞬间所有的人都塑像般凝固在田地里，后来孩子朝吴启都站着的地方跑来，这一动就像一发牵全身那样使整幅画面也动起来，警卫和管教以训练有素的动作向吴启都包抄过去，包围的圈子也将吴启都的妻子囊括其中。若干支枪指向吴启都一家。吴启都一动不动的，这突如其来的变故使他呆痴了，也幸于这样才避开可能会遭到的枪击。小孩子奔跑时显得很吃力，小身子左右摇晃，到近处才看清怀里抱着一个布包，不知是管教还是警卫向他呼喊：小孩站住！小孩还不停地奔跑，一直摇晃着跑到吴启都的跟前。他把布包交给他的爸爸，连话也没说一句，接着转身往回跑，好像他的惟一使命就是传递这个小布包，完成了就回返。孩子跑回到母亲身边，一切又恢复到原本那幅景象：仍一动不动向地里的犯人堆观望。不知他们站的地方属警戒线以里还是以外，反正警卫打手势让他们离开，他们不动，警卫也就罢休了。佟管教就地检查孩子送来的布包，里面有几件衣物和几颗煮熟的鸡蛋……这次没能从吴启都妻子那里获得冯俐的信息使我颇感失落。
5月25日：和竹川一起浇麦，他对我说他生了重病，可能不久于人世。
——每一座竣工了的井都安装了水车，一根木棍横着，两个人推。井台很高，干得是否卖力管教从很远处就能一目了然，有心偷懒也不成。干这活的好处是两个人可以自由拉呱儿，反正说什么别人也听不见。我一直很尊重竹川，平常喜欢和他说话，他也很信任我，有心里话愿意和我说。他说过他的经历，也说过和他妻子的一段罗曼史。他家在长春，父亲是铁路局职工，他上中学的时候对邻居家的一个小女孩也就是他后来的妻子产生爱慕之情，可他不好意思讲，更不敢公开追求。有一次在街上看见一伙男孩欺负这个小女孩，他觉得扮演侠客的时候到了，就冲过去为女孩解围，把那伙男孩赶跑了。这事过去后他给女孩写了一封信，也算是情书吧，在一次相遇中塞在女孩手里。然后苦苦等候女孩的回音。岂不知那小女孩心里十分害怕，把他的情书交给了自己的母亲，母亲又对她父亲讲了。她父亲十分恼火，拿着这封信找到他的父母。结果他被父亲狠狠揍了一顿。从此不敢造次，但心里总是忘不掉那个女孩。他一点也不记恨她，常躲在街角处偷偷地看她。也常常生出找她谈谈的念头。可后来父亲调到北平，他随父去到那里读书，几年后考进燕京大学。抗战时期他和几个同学去江浙一带参加了新四军，因文化水平高，很受上级的器重，不久派他到济南做地下工作。抗战后他调社会局工作，直至全国解放，转至济南市政府做秘书。这时他回了一趟长春。他仍惦念着当年他爱慕的那个小女孩。神使鬼差地，又重演小时候的那幕：在街角处等候小女孩的出现。这多少有点刻舟求剑的意味儿，等了几日自是没有结果。他知道此番离开就再也与女孩无缘了，便鼓足勇气去敲女孩的家门。开门的不是小女孩家里的人，人家告诉他原来那家人家“逃台”了，只落下一个女孩在原籍乡下。他知道小女孩姊妹数人，因此难断留下来的就是他要找的那一个，但他决计要碰碰运气。也算有幸，竹川问到了小女孩原籍的地址，他立马就下乡了。他说那时他就像疯狂了似的，就是天涯海角他也会去的。也是有志者事竟成，他终于在一个偏远的小山村见到了当年他恋着的那个小女孩。他说就像神明有意将她留下来赐予他。这时的小女孩已经是一个亭亭玉立的大姑娘了。也是奇异，两人相见都同时认出了对方。认出他时女孩竟忍不住哭泣起来，像见了阔别已久的亲人一般。女孩现在的情况和他听到的情况大体一致：她的身为政府要员的父亲带一家人随溃军从海上撤退时她恰在原籍祖父家住，匆促中父亲没办法接走她，就留在内地了。她也回不了长春，那里已没有她的亲人，就住在了祖父家。祖父的成分是地主，在刚开始不久的土改斗争中被农民用铁锨劈死了，几个伯父叔叔逃亡而去，家里只剩下祖母和几个女眷。房子分了土地分了财产也分了，一家人住在两间低矮的伙计屋里。竹川说他的出现是恰如其时的，如再晚些时候祖母就把她嫁给本村的一个光棍汉了。祖母也是为她着想，用祖母的话说是嫁一个成分好的主就能过安稳日子了。他问她自己怎么想，她说她不知道。她说只能听天由命。他说他能在这山沟里找到她就是天命。他让她听天由命跟他走。她同意了。她的祖母也同意了，可那个光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