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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事实上无产阶级之所以能够而且应当解放自己，就是“由于在已往形成的无产阶级身上实际上丧失了一切合乎人性的东西，甚至丧失了合乎人性的外观；由于在无产阶级的生活条件中现代社会的一切生活条件达到了违反人性的顶点；由于无产阶级身上，人失去了自己，同时他不仅在理论上意识到了这种损失，而且还由于不可避免的、无法掩饰的、根本不可抗拒的贫困的逼迫，不得不直接地愤怒地反对那种非人性。”而无产阶级必须起来斗争，就是要“消灭集中表现在它自己的处境中的现代社会的一切违反人性的生活条件”，从而来“消灭自己本身的生活条件”，使自己本身成为真正的人，回复了人类本性。
那么，我们有什么理由反对在为阶级斗争服务的文艺作品中，应该有更多的人情味，并且使作品中的阶级战士闪耀着更多人性的光辉呢？
如果说，我们当前文艺作品中最缺少的东西，是人情，是出于人类本性的人道主义，那么，其原因，怕还在于我们机械地理解了文艺上的阶级论的原理了吧！
人有阶级的特性，但还有人类本性。“魂兮归来，我们文艺作品中的人情呵！”
原载《新港》１９５７年第１期
超越鲁迅
《自由谈》复刊还没到十天，而鲁迅先生逝世两周年纪念又临在我们的面前了。
人都知道自由谈和鲁迅先生的关系，编者接编《自由谈》以来，朋友间首先给我的批评和意见是，“应该多登些鲁迅式的杂感文字”。然而鲁迅不世有，而《自由谈》还得“谈”下去，这使我在今天益发感到这一文化巨匠的死去，对于中国文化界损失的重大了。
鲁迅的精神固然是部分地活在人们的心里，但鲁迅的艺术的战斗力，却没有看到活在后一代人的笔端，这是谁的过错呢？难道我们真让他的死，带去我们的一切，使前无古人，而后亦无来者吗？在鲁迅先生翻译的有岛武郎的《与幼小者》的小说里，曾经有这样的一节话：你们倘不是毫不顾忌的将我做了踏台，超过了我，进到高的远的地方去，那是错的。
我可以断说，鲁迅先生期望于后一世代的，正也抱有这样的心境。然而我们竟让鲁迅先生这一心境，寂寞，冷落，而终至于委为尘土吗？不，我们一定得大声的叫出：“超过鲁迅！”
这是每一个文化人所应自励而励人的！
鲁迅之所以为鲁迅，决不是偶然的。学习鲁迅，并不是为了“追随”或“并驾”，而是为了“战取鲁迅”。那么我们看一看鲁迅先生一生的学问，有什么地方，值得我们战取呢？
六百万字的《鲁迅全集》，现在是展开在我们面前了，我们好容易浏览了过去，但作者每一字每一句所下的心血，那真不是我们所能想象的。只要一展开他那手抄的《古小说钩沉》，《会稽故书杂集》，《嵇康集》，看到那里面一笔不苟的字迹，我们就可知道鲁迅对于任何一种学问的刻苦磨练的功夫。而我们呢，以皮毛为丰肉，以躐等为幸进，到头来，从不免自示空虚。
鲁迅固然是勇于和恶势力战斗的，但他又勇于自斗。记得他在一篇文章里说起过：在他翻译新兴艺术理论时，有几处，仿佛触着了自己的疮疤，但他还咬着牙译下去。
他在《二心集》序言里说：“我说些自己的事，怎样在碰壁，怎样在做蜗牛，好像全世界的苦恼，萃于一身，在替大众受罪似的：这也正是中产的智识阶级分子的坏脾气。”
只有有自知之明者，才能知人。而只有能与自己斗争者，才能与人斗争。然而，我们呢？
鲁迅是毫无隐蔽的披露了自己的心境，要说的话，总得说出，这就成了他的深刻。
将事实的真相，掩饰于世故之下，于是人们的见解都成为庸俗。正如鲁迅先生在论讽刺文学中所说，所谓讽刺不过是现实的真实的暴露，而人们却以此为讽刺了。鲁迅先生就是个真实的说教者。
鲁迅先生最讨厌的是专在背后嘁嘁嚓嚓的人们。有理说得清，而无理可说者，却在背后嘁嘁嚓嚓了。在《答徐懋庸并关于民族抗日统一战线》一文中，有说，这些人“往往不过是将败落家族的妇姑勃溪，叔嫂斗法的手段，移到文坛上。
嘁嘁嚓嚓，招是生非，搬弄口舌，决不在大处着眼。“……但是，这现象仅限于文坛吗？不，在我们的左右，在我们的前后，都有这样人。我们所要的是”打开天窗说亮话“，而另一 些人所要的，却是”三根椽下搬是非“。于是是非莫明，而中国也将亡在这一辈人的手里。
有人说鲁迅善放暗箭，鲁迅先生回答道，放箭的人站在这里呀，哪得说“暗” 呢！
只有那无理可说的人，那只好不抛头露面放暗箭了。……这一切刻苦的精神，这一切战斗的手法，都是我们学习鲁迅，战取鲁迅的必要条件。而不畏强权，不避强敌，不依附于豪贵而歪曲事实，敢说，敢笑，敢作，敢为，以服务的精神，没身于事业，学问，民族，国家，那将总有一日，以我们自己的力量，继之以我们的子孙的力量，而超越鲁迅！
“我们倘不是毫不顾忌地将鲁迅作了踏台，超过了他，进到高的远的地方去，那是我们的错！”
这该是我们今天纪念鲁迅应该记住的话！
选自１９３９年７月世界书局《横眉集》初版本
《鲁迅风》发刊词
好久以前，我们就想办个同人刊物，一苦于没有相会，二苦于想不到好名字，这回出版《鲁迅风》也不过“就近取便”，别无其他用意。
我们景仰鲁迅先生，那是无用多说的。高天之下，厚地之上，芸芸众生，景仰鲁迅先生者，何啻万千。我们不过是千万人中的少数几个。我们知道鲁迅先生并不深，偶拈吉光片羽，即觉欣然有得，其实还是一无所知，这是学识所限，无可如何的。
以政治家的立场，来估量鲁迅先生，毛泽东先生说他“是中国的第一等圣人”，而且“是新中国的圣人”。我们为文艺学徒，总觉得鲁迅先生是文坛的宗匠，处处值得我们取法。
通过鲁迅先生的全生涯，他所研究的学术范围之广博与精道，在今天，我们实在还没有找到第二个人。他有丰富的科学知识，他有深湛的国学根底，他极其娴习历史，他正确把握现实，他思想深刻，他眼光远大，他那卓越的文艺作品，奠定了中国新文学的国际地位，而这一切，鲁迅先生都以斗争精神贯彻着。
谁都知道我们应该学习鲁迅先生的斗争精神，但谁都忘却我们更应该学习鲁迅先生的斗争精神所附丽的学术业绩；没有这业绩，也没有鲁迅先生的斗争精神，这该是自明之理，无须我们唠叨；然而我们将怎样来接受这一份遗产，沿着鲁迅先生所走过的所指示的路走去，这是我们日夜弹思而企求着的。
固然，各人的禀赋不同，学殖互异，学习模仿，并非绝对的事。鲁迅先生之于青年，也未必如蜾蠃之于青虫，祝望“类我！类我！”但“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这是我们微末的心情，类与不类，本非所计。
生在斗争的时代，是无法逃避斗争的。探取鲁迅先生使用武器的秘奥，使用我们可能使用的武器，袭击当前的大敌；说我们这刊物有些“用意”，那便是唯一的 “用意”了。
然而，我们将在虚心的学习中，虚心地接受一切批评。
原载《鲁迅风》创刊号，１９３９年１月１１日
杂家，打杂，无事忙，文坛上的“华威先生”
杂家，为九流之一 ，大概始见于《汉书·艺文志》。《二 十五史》既然沦陷虹口故居，手头无书可翻，只得请教《辞源》。民国十九年七月二十版戊种《辞源》戌部一五四页，有杂家一条：九流之一 。《汉书·艺文志》‘杂家者流，盖出于议官，兼儒墨，合名法。’后世著录家，沿其名而变其意，于寥寥不能成类者，并入杂家。
而杂家之义益广。四库书目，从黄虞稷说，于杂家厘为六类：立说者，谓之杂学；辨证者，谓之杂考；议论而兼叙述者，谓之杂说；旁究物理，胪陈纤琐者，谓之杂品；类辑旧文，涂兼众轨者，谓之杂纂；合刻诸书，不名一体者，谓之杂编。
这么看来，杂之为义大矣哉，是直森罗万象，无所不包。
后有作者，有所谓“杂拌儿”，大概也应该归入于杂家之流吧。
但追源溯流，杂家总是出于议官；所谓兼儒墨而合名法，不过指议论的内容，包括伦理道德与名学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