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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观四年，议礼局请：“每大祫，堂上设南面之位，室中设东南之位，始祖南面则昭穆东西相向，始祖东面则昭穆南北相向，以应古义。”又请：“陈瑞物及代国之宝与贡物可出而陈者，并令有司依嘉佑、元丰诏旨，凡亲祠太庙准此。”从之。
南渡之后，有祫而无禘。高宗建炎二年，祫享于洪州。绍兴二年，祫享于温州。时仪文草创，奉迁祖宗及祧庙神主、别庙神主，各设幄合食于太庙。始祖东向，昭、穆以次南北相向。
五年，吏部员外郎董｛分廾｝言：“臣闻戎、祀，国之大事，而宗庙之祭，又祀之大者也。大祀，禘祫为重，祫大禘小，则袷为莫大焉。今戎事方殷，祭祀之礼未暇遍举，然事有违经戾古，上不当天地神祇之意，下未合亿兆黎庶之心，特出于一时大臣好胜之臆说，而行之六十年未有知其非者。顾虽治兵御戎之际，正厥违误，宜不可缓。仰惟太祖受天明命，混一区宇，即其功德所起，宜祇享以正东向之尊。逮至仁宗，亲行祫享，尝议太祖东向，用昭正统之绪。当时在廷之臣，佥谓自古必以受命之祖乃居东向之位，本朝太祖乃受命之君，若论七庙之次，有僖祖以降四庙在上，当时大祫，止列昭穆而虚东向，盖终不敢以非受命之祖而居之也。暨熙宁之初，僖祖以世次当祧，礼官韩维等据经有请，适王安石用事，奋其臆说，乃俾章衡建议，尊僖祖为始祖，肇居东向。冯京奏谓士大夫以太祖不得东向为恨，安石肆言以折之。已而又欲罢太祖郊配，神宗以太祖开基受命，不许，安石终不以为然。元佑之初，翼祖既祧，正合典礼。至于崇宁，宣祖当祧，适蔡京用事，一遵安石之术，乃建言请立九庙，自我作古，其已祧翼祖、宣祖并即依旧。循沿至今，太祖尚居第四室，遇大祫处昭穆之列。今若正太祖东向之尊，委合《礼经》。”
太常寺丞王普又言：“｛分廾｝所奏深得礼意，而其言尚有未尽。臣窃以古者庙制异宫，则太祖居中，而群庙列其左右；后世庙制同堂，则太祖居右，而诸室皆列其左。古者祫享，朝践于堂，则太祖南向，而昭穆位于东西；馈食于室，则太祖东向，而昭穆位于南北。后世祫享一于堂上，而用室中之位，故唯以东向为太祖之尊焉。若夫群庙迭毁，而太祖不迁，则其礼尚矣。臣故知太祖即庙之始祖，是为庙号，非谥号也。惟我太宗嗣服之初，太祖庙号已定，虽更累朝，世次犹近，每于祫享，必虚东向之位，以其非太祖必不可居也。迨至熙宁，又尊僖祖为庙之始祖，百世不迁，祫享东向，而太祖常居穆位，则名实舛矣。傥以熙宁之礼为是，僖祖当称太祖，而太祖当改庙号。然则太祖之名不正，前日之失大矣。今宜奉太祖神主居第一室，永为庙之始祖。每岁五享、告朔、荐新，止于七庙。三年一祫，则太祖正东向之位。太宗、仁宗、神宗南向为昭，真宗、英宗、哲宗北向为穆。五年一禘，则迎宣祖神主享于太庙，而以太祖配焉。如是，则宗庙之事尽合《礼经》，无复前日之失矣。”上曰：“太祖皇帝开基创业，始受天命，祫享宜居东向之位。”宰相赵鼎等奏曰：“三昭三穆，与太祖之庙而七，载在《礼经》，无可疑者。”
绍熙五年九月，太常少卿曾三复亦言：请祧宣祖，就正太祖东向之位，其言甚切。既而吏部尚书郑侨等亦乞因大行祔庙之际，定宗庙万世之礼，慰太祖在天之灵，破熙宁不经之论。今太祖为始祖，则太宗为昭，真宗为穆，自是而下以至孝宗，四昭四穆与太祖之庙而九。上参古礼，而不废崇宁九庙之制，于义为允。又言：“治平四年，僖祖祧迁，藏在西夹室。至熙宁五年，王安石以私意使章衡等议，乃复祔僖祖以为始祖，又将推以配天，欲罢太祖郊配。韩维、司马光等力争，而安石主其说愈坚。孙固虑其罢太祖配天，建议以僖祖权居东向之位。既曰权居，则当厘正明矣。”诏从之。
闰十月，权礼部侍郎许及之言：“僖、顺、翼、宣四祖，为太祖之祖考，所迁之主，恐不得藏于子孙之庙。今顺、翼二祖藏于西夹室，实居太庙太祖之右。遇祫享，则于夹室之前，设位以昭穆焉。”于是诏有司集议，吏部尚书兼侍读郑侨等言：“僖祖当用唐兴圣之制，立为别庙，顺祖、翼祖、宣祖之主皆祔藏焉。如此，则僖祖自居别庙之尊，三祖不祔子孙之庙。自汉、魏以来，太祖而上，毁庙之主皆不合食，今遇祫，则即庙而享，于礼尤称。”诸儒如楼钥、陈傅良皆以为可，诏从之。
时朱熹在讲筵，独入议状，条其不可者四，大略云：“准尚书吏部牒，集议四祖祧主宜有所归。今详群议虽多，而皆有可疑。若曰藏之夹室，则是以祖宗之主下藏于子孙之夹室。至于祫祭，设幄于夹室之前，则亦不得谓之祫。欲别立一庙，则丧事即远，有毁无立。欲藏之天兴殿，则宗庙、原庙不可相杂。议者皆知其不安，特以其心欲尊奉太祖三年一袷时暂东向之故，其实无益于太祖之尊，而徒使僖祖、太祖两朝威灵，相与校强弱于冥冥之中。今但以太祖当日追尊帝号之令而默推之，则知今日太祖在天之灵，必有所不忍而不敢当矣。又况僖祖祧主迁于治平，不过数年，神宗复奉以为始祖，已为得礼之正而合于人心，所谓‘有其举之，莫敢废者’。”又言：“当以僖祖为始祖，如周之后稷，太祖如周之文王，太宗如周之武王，与仁宗之庙，皆万世不祧；昭穆而次，以至高宗之庙亦万世不祧。”又言：“元佑大儒程颐以为王安石言‘僖祖不当祧’，复立庙为得礼。窃详颐之议论与安石不同，至论此事则深服之，足以见义理人心之所同，固有不约而合者。特以司马光、韩维之徒皆是大贤，人所敬信，其议偶不出此，而安石乃以变乱穿凿得罪于公议，故欲坚守二贤之说，并安石所当取者而尽废之。今以程颐之说考之，则是非可判矣。”
议既上，召对，令细陈其说。熹先以所论画为图本，贴说详尽，至是出以奏陈久之。上再三称善，且曰：“僖祖自不当祧，高宗即位时不曾祧，寿皇即位，太上即位，亦不曾祧，今日岂可容易？可于榻前撰数语，径自批出。”熹方惩内批之弊，因乞降出札子，再令臣僚集议，上亦然之。熹既退，即进拟诏意，以上意谕庙堂，则闻已毁四祖庙而迁之矣。
时宰臣赵汝愚既以安石之论为非，异议者惧其轧己，藉以求胜，事竟不行。熹时以得罪，遗汝愚书曰：“相公以宗子入辅王室，而无故轻纳妄议，拆祖宗之庙以快其私，欲望神灵降歆，垂休锡羡，以永国祚于无穷，其可得乎？”时太庙殿已为十二室，故孝宗升祔，而东室尚虚。熹以为非所以祝延寿康之意，深不然之，因自劾不堪言语侍从之选，乞追夺待制，不许。及光宗祔庙，遂复为九世十二室。盖自昌陵祔庙，逾二百年而后正太祖之位。庆元二年四月，礼部太常寺言：“已于太庙之西，别建僖祖庙，及告迁僖、顺、翼、宣帝后神主诣僖祖庙奉安。所有今年孟冬祫享，先诣四祖庙室行礼，次诣太庙，逐幄次行礼。”
理宗绍定四年九月丙戌，京师大火，延及太庙。太常少卿度正言：“伏见近世大儒侍讲朱熹详考古礼，尚论宗庙之制，画而为图，其说甚备。然其为制，务效于古而颇更本朝之制，故学士大夫皆有异论，遂不能行。今天降灾异，火发民家，延及宗庙，举而行之，莫此时为宜。臣于向来备闻其说，今备员礼寺，适当此变，若遂隐默，则为有负，谨为二说以献。其一，纯用朱熹之说，谓本朝庙制未合于古，因画为图，谓僖祖如周后稷，当为本朝始祖。夫尊僖祖以为始祖，是乃顺太祖皇帝之孝心也。始祖之庙居于中，左昭右穆各为一庙，门皆南向，位皆东向。祧庙之主藏于始祖之庙夹室，昭常为昭，穆常为穆，自不相乱。三年合食，则并出祧庙之主，合享于始祖之庙。始祖东向，群昭之主皆位北而南向，群穆之主皆位南而北向。昭穆既分，尊卑以定。其说合于古而宜于今，尽美尽善。举而行之，祖宗在天之灵必歆享于此，而垂佑于无穷也。其一说，则因本朝之制，而参以朱熹之说。盖本朝庙制，神宗尝命礼官陆佃讨论，欲复古制，未及施行。渡江以来，稽古礼文之事，多所未暇。今欲骤行更革，恐未足以成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