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就称为老师，也和他们一样，把他们和蔼可亲、笑容满面的爸爸叫做二爸。在他们家，我吃过不少饭，看过不少书。直到如今，我仍然清晰地记得有一次幼孩对所谓朋友的论述；‘朋友就是互相利用。如果没有利用价值，就应该果断抛弃。’
当时，我感到很惊讶，对这种逻辑也很反感，认为这样的朋友没有继续来往的必要，愣头是下乡以后分开的，和幼孩却是因为那句很精辟的论断就此慢慢疏远的。如今，愣头是一个家产百万的液化气站的大老板，曾经是物资公司经理的幼孩呢？
我不知道。
天命五十 17．断臂的伙伴
那家竹器厂对于我来说，永远是一段难忘的美好时光，虽然那所开始的时候位于新街的小厂显得很破旧，很寒酸；虽然在我刚开始去的时候，厂里全是从各条街道上汇集起来的一些原来单干的竹器师傅和他们的女人们，大多都是中年人了，没有什么文化，不是地主富农，就是小业主，和我基本毫无共同语言，但能够在母亲的辅助下参加工作，来到新的环境，却使我兴奋不已，因为我已经与世隔绝好久了。那是1971年的冬天，我是厂里的政治宣传员，那家竹器厂当时叫东方红，后来叫西陵，新鲜了好久，而当时在厂里与我相同年龄的男孩子就是家新了。
家新是北门外正街人，文革时在屋后面坡下的小河（现在叫三江）里面捡到一个铜雷管，敲打之中轰然爆炸，他因此失去了右手和左手的一根指头。他进厂的时间比我早一年，当时任厂里的出纳，两张破旧的办公桌相对而立，低着头写字，抬起头来就能看见他也在写字。由于同病相怜，我们两人迅速的熟悉和要好起来，有段时间里，我们甚至形影不离。就是到了今天，我还是真心地感谢他在那段时间里对我的帮助与照顾，尽管我努力在外很少喝水，尽量减少麻烦他的次数。但他给了我很大的支持。
那段时间里，我们都还年轻，家新就经常骑着厂里配发给他的那辆自行车，我就叉着腿坐在自行车的后货架上，小小的城市里到处都留下过我们嬉笑的身影，也闪现过我们无忧无虑的笑脸。他是在贫民窟里长大的孩子，人情世故比我强的多，朋友也比我多，我在书本知识上则比他稍胜一筹，也认得一些上层的领导，两人有很好的互补性，于是我们的朋友遍天下，我们都与对方的家人也熟悉了。
那段时间里，我喜欢趴在那间简陋的办公室的办公桌上写东西。当时也的确很忙，厂里的工作总结，请示报告，办刊文章，公社广播站的约稿，每天的政治学习资料，还有众多朋友的回信，从脑海中蜂拥而出的文学素材，使我不得不经常日以继夜、废寝忘食，那时正是经济大发展的时刻，新上马的项目层出不穷，电力紧张，经常停电，就点着两支蜡烛，借着昏暗的烛光继续疾书。家新也经常留下来陪我，或者歪着头练练字，或者蹲在地上修他的那辆宝贝自行车。
后来，我恋爱了，他结婚了，他们两口子曾经热心的给我介绍过一个女子。在他家那盏吱吱作响的电石灯下，我看见那个从事环卫的女子，肥胖，臃肿，丑陋，似乎还有些弱智，简直叫人作呕，叫人避之不及，加上当时我正和那个娇小而撒娇的左家妹子屡屡约会，便不由分说地拒绝了。后来家新又介绍过一个在江南长航油库旁住的农村女子，我们一起去过她的家，人家长得什么样早就忘光了，也是无疾而终，只隐约记得油库前面就是长江，细浪拍岸，乱石耸立。
再后来，家新开始频频参加各种残疾人运动会，是游泳项目，他不愧是“浪里白条”，争金夺银对他来说只是小菜一碟，但在厂里，他的待遇上却屡屡走下坡路，先是被撤销了出纳职务，改任职工食堂的采买，再又被贬为车间的搬运工，每天拖着板车，从九码头的加工厂拖回面粉，再后来，我们厂按照上级的部署，与一家制做钢板网的工厂合并，就开始制做各种型号的皮带运输机了，家新被分配进入沙河厂区，给生产的皮带输送机支架除锈，他开始爱钓鱼，下班后，就在沙河厂门口的小桥边试试运气。
我们所走的路越来越不同，相处的朋友也越来越不同，就是在厂里的交际圈子也越来越有了本质上的区别，但我还是很体谅他，毕竟我们曾经同是好朋友。在竹器厂的时候，我就在厂长，书记面前极力为他讲情，让他能够搬到厂里来住，虽然只是一间小房，但他与妻子却终于有了一个属于他们自己的家；到了沙河以后，他们夫妻俩曾经提着礼物跑来找我，我还是对厂里的领导讲了他家的情况，要求考虑人家的实际情况，就把他的工种换为内勤，专给办公室烧开水，分发报纸，轻松得很。
我与他的遭遇绝然不同，自从参加工作，尤其是两厂合并以后，我几乎是顺风顺水，而且一路凯歌。当然，那是另外的话了。
天命五十 18．张家兄弟
有一对兄弟是我永远不会忘记的，那就是华斌和华新两兄弟。我们的友情几乎贯穿了我们所有的生活，从我们的童年时代一直延伸到现在。他们的父亲当时是第五中学的门卫，也许还兼任电工，当时五中的大门还开在现在的红星路上，不大，有一个四平八稳的门廊，旁边还有两间房，那就是他们的家。我母亲当时是五中的校长，带着我们兄弟俩住在操场旁的一排平房中的一间，就真的是一间，厕所在那排平房的后面，厨房在那排平房的旁边，当然是公共厕所和集体食堂。我们家有两兄弟，他们家有五兄妹，我们兄弟之间的关系一直很好，华斌和我玩，弟弟和华新，有时四个人一起玩，乐得不亦乐乎。
那是个艰苦的岁月，三年自然灾害，学校食堂里卖的都是苞谷饭，那种甜甜的，黄黄的，不好吃，也很粗糙，加上只是定量供应，都吃不饱，所有人都饿得面黄肌瘦。我就被他们的父亲叫做“丝瓜”，弟弟被称为“缸豆”。也就是在那么困难的日子里，我们依然是“少年壮志不言愁”，操场边的那棵开满红花的石榴树，大礼堂里堆得比山还高的红苕藤，还有前后操场间的高高护坎，校园后门外那碧波荡漾的南湖水，都留下我们嬉戏的足迹，如今印象最深的就是在张家吃过的南瓜叶子熬的粥。
他们的父亲去世后，我还曾经为之写过一篇悼念文章，水平不高，但一定情深意切，就被华新珍藏了。我们两家的友谊虽然有过分别，却一直在断断续续的延续，我和妻子的姻缘就是华斌和他的前妻介绍的，我和妻子的第一次**就是在他们的家里，我的儿子所吃的第一口奶就是华斌的前妻给喂的。在以后的日子里，我与张家发生过许多故事，华新向我透露过自己的恋爱秘史，我参与过解决他们大妹与一个社会混混的纠缠不清，也经历过华斌的那次因为风靡一时的舞潮而造成的无可奈何的婚变，还与张家兄弟姊妹一起同游清江，都可以证明我与张家那种亲密无间的感情了。
有些故事甚至可以写成一部长篇小说。
天命五十 19．密友逢贵
在学院街与忠恕街（据说现在已经改称叫中书街了，就有些哭笑不得，这才是不伦不类呢）的T字形路口的上方，有一栋低矮的两层建筑，时间过去了几十年，楼房已经陈旧，甚至有些破烂，那是这个家的老大，老二合伙修建的，他们两人当时都是建筑工人，就有些驾轻就熟，用一些半头砖和小瓦盖起了这座两层楼。我当时有一个十分要好的朋友逢贵是这个家的四兄弟的老幺，也就在这座小楼里度过了不少难忘的岁月。如今房屋早已易手，虽然还没折除，但已经时过境迁了，只是我路过时，还会再望它一眼。
其中有好几年时间，我们亲密无间，甚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们是可以同穿一条裤子的最要好的朋友。他其实是我弟弟的同学，却不知为什么和我打得火热。有一段时间，我们结伴到处玩耍，反正哪里热闹哪里就有我们；到处找电影看，当时的纪录片，戏曲片，故事片一部不拉：现在的图书馆的所在曾经是汉剧院所在地，粉碎“四人帮”以后，这里就演出过无数的剧种，我特别喜欢歌剧，歌剧《江姐》能从头唱到尾，歌剧《刘三姐》熟的都能唱出每一首旋律，至于样板戏就更不用提了；我们到处找人吹牛聊天，国内国际，小道消息，宜昌新闻，文化艺术，还有包罗万象；到处下馆子吃吃喝喝，虽然钱不多，但那时的价钱并不高，每间餐馆都能吃的心满意足。
说来也好笑，如今就是使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