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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就接踵而来了。清早五点，面馆的伙计就哗哗啦啦的打开卷闸门，掏火，烧水，切东西，接着就是消毒公司的货车运来消毒碗筷，乒乒乓乓的，粗人粗话多，声音大，笑声多，在寂静的清晨显得很刺耳，就把人吵醒了。接着就有呛人的煤烟味从篷下钻上来，夹杂在那么些辛辣的佐料味里一齐扑进我们的窗户里，不一会儿就弥漫了整座房间，再过一会儿，我们的嗅觉就开始麻痹，呛人而辛辣的味道也就慢慢习惯了。
我睡在靠窗的床边，气味的变化首先影响了我，就睡意朦胧的爬起来，逐一关上玻璃窗，然后重新上床睡觉，可那时再也睡不着的。楼下小学生的叽叽喳喳，食客们的天南海北，民工们的大嗓门，汽车的喇叭声交织在一起，热闹的就如同集贸市场。唯一值得宽慰的是，面馆的生意主要集中在早上，煤烟和油污在中午就结束了，只是每天清晨，就被呛人的气味欢欣，的确是很煞风景的。
妻子开始与面馆的女老板交涉，没几天，女老板就提着一壶油登门拜访，说的倒是客气，楼上楼下，小本生意，尽量避免干扰，有不对之处，希望能得到谅解，但对油烟扰民却只字不提。妻子自然是不认可，两人就站在我家门口唠唠叨叨说了好久，根本没有共同点，妻子要求面馆搬走，或者赔偿我家一台空调，这是女老板无法接受的，争执了半天，最终还是不欢而散。
冲突开始升级，妻子经常在下午或者晚上到楼下与面馆的女老板面对面地展开谩骂。两人都是泼妇类的佼佼者，就这样站着，隔着一段距离，互不相让，破口大骂，竞显河东狮吼的本质，所有能想起的咒骂词语都被用来当作武器，语言之肮脏，形容之低级，咒骂之恶毒，都可以称作是登峰造极。只是一点效果也没有，妻子还鼓动儿子下楼交涉，他哪是女老板的对手，几句话就败下阵来。
妻子决定上告。先去找刘家大堰居委会，那些干部推得一干二净，口口声声说同情，还透露说，刘家大堰小学也来反映过，但他们没有执法权，给了一个电话号码，说是找西陵城监支队。电话打过去，被推到市城管110，反映了，却没有了下文；妻子再打电话到卫生执法，状告重庆红油面馆无证经营，卫生条件极差，接电话的人回答得很干脆，他们就是管这个的。妻子怀信心地等待了好久，到最后连个人影都没见。
我有些忍不住了，我告诉妻子，这是极普通的现象，政府部门只管主要街道上的违法经营和卫生状况，那样既有影响力，又有罚款可收，一举两得的事才有人做，对小区内的餐馆，面馆向来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向来就是视而不见，放任自流的。我启发妻子，所谓“打蛇打七寸”，做生意的向来就不怕与人吵架，对他而言毫发无损，最关键的就是想法让面馆没人光顾，没人上门就没有生意，没有生意面馆就只有关门大吉。
妻子终于接受了我的建议，每天清晨七点到八点之间，她都会爬上我们三单元的楼顶平台，把烧过的蜂窝煤狠狠的砸了下去，面馆长长的遮阳篷就会发出一声巨响，巨大的震动会使得正在吃面的食客个个惊慌失措，人人躲避不及。一阵惊呼，一阵骚动，正是面馆生意最好的时段，女老板只得忍气吞声，极力做食客们的安抚工作。到了中午，才开始破口大骂，发誓就是生意不做了，也不会放过妻子。妻子就尝到了甜头，听从我的劝阻，不再与其对骂，只是每天清晨就穿戴整齐，雄赳赳，气昂昂的提着烧过的蜂窝煤，爬上楼顶平台去继续从事“恐怖活动”。
效果是明显的，虽然不能说这一行动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但随着房地产工程的相继完工，外来的民工已经转移工地，加之刘家大堰小学开始放暑假，送学生而光顾面馆的家长不见了踪影，还有妻子每天造成的巨大震动，每次食客都作鸟兽散，面馆的生意终于做不下去了。七月一日，是党的生日，宜昌第二次发布高温橙色预警，重庆红油面馆无声无息的搬走了，连遮阳篷都折走了，只有满地的油污，一些用过的筷子和狼藉的煤灰，还能看出这里曾经有个面馆存在过。
起码这是环保的胜利，所以记下了这一过程。
2006…7…3
一地鸡毛 老父八十
老父说他老人家今年八十，这样的说法叫人有些诧异。他老人家是1929年生人，按照北方风俗，“男做进、女做满”，也应该是明年，但老爷子的话谁也不敢违抗，今年就今年，他老人家可是我们家里的绝对权威。
老父是河北省保定地区易县大磐石村人。老家给我最深的印象有三：其一，易县是清西陵所在地，说明风水好；其二，狼牙山五壮士的英雄故事发生于此，说明这里的男人全是铮铮铁骨；其三，走出了我老父他老人家。这是一个伟大的历史性转折，所以才有了我们宜昌的王家。
我没有回过老家，文化大革命期间，父亲带着弟弟回去过，留下很多至今依然记忆犹新的印象。我就从他们无数次的回忆之中，勉强拼凑起老家的写意图：村口的老槐树的书也被风吹得哗哗作响，家是简陋的土坯房，人很多，除了奶奶，全是男性，很热闹的。吃饭的时候，一人一碗小米粥，一张煎饼；晚上，热炕上齐刷刷躺着四个半大的小伙子，门前的拒马河清澄见底，不远处，太行山巍然耸立。
老爷爷家有四个儿子，大伯一生务农，据说身体一直很硬朗；二伯是参军走的，从解放军到志愿军，从东三省到朝鲜半岛，已经是师长的他没能胜利凯旋，成了为国捐躯的烈士；父亲在家排行老四，从小心灵手巧，读书成绩好，又是儿童团长，还编得一手好凉席，后来就跟着干部工作团南下了；他的下面还有一个弟弟，我们称为六叔。
老父的前半生一直是一帆风顺的，从通讯员、干事开始，没几年就平步青云，先后当上了公安局长、法院院长。有些老人告诉我，肃清**的枪毙犯人的布告上就是我父亲签署的大名。反右运动是老父的第一次挫折，他被罢官免职，发配到东山苗圃劳动改造，在那里，他的一条腿就是在那段时间里被马车压断过。
我的记忆完全是只零破碎的，父亲的形象几乎看不太清楚。最大的可能就是他那时很忙，我醒过来的时候，他已经离家出门了，然后是母亲，我也要上幼儿园；我晚上玩累了，躺在外婆被窝里呼呼睡着了，他还没回家。我只记得母亲把我们兄弟俩领到一条街上，路灯闪烁着，她指着一个瘦高的男人对我们说：“叫爸爸。”
那时，老父已经被平了反，正在等待重新安排工作。我记得那时我们度过的一段最温馨的家庭生活。放学了，背起书包就飞奔回家，父亲已经把窝窝头蒸好了，玉米面的，黄橙橙的，甜滋滋的，楼梯的转弯处有一个老人在唱：“小燕子，穿花衣”，那是在南正街的事；后来是解放路，父亲绘声绘色的给我们念那本小说《智取华山》。
第二次对老父的打击不是来自文化大革命中间的批斗，不是来自那些挥舞着枪支冲进我家抓人的造反派，而是由于我的不幸给他带来的痛苦和悲哀。他不得不在宜昌和武汉之间来回奔波，那个时候，我完全丧失了生活自理能力，父亲得照顾我的全部的吃喝拉撒，还得应付造反派的责难，说实话，在那个风雨如磐的岁月里，父亲身上承受着多大的压力和困难，那是可想而知的。
老父是坚强的。一次又一次的被困难打倒，一次又一次的从挫折中站起来，那是一种百折不回的刚强和坚持到底的韧劲。文革期间，他老人家主持了工交办的工作，粉碎“四人帮”以后，重新主持公检法，直到改革开放的副市长、人大副主任。老父带着北方汉子特有的直爽与倔强，嫉恶如仇，刚正不阿，在当今这种社会里，就显得有些格格不入了，就显得有些孤芳自赏。
母亲患病瘫痪以后时很痛苦而又无奈的，一个以精干强悍而组成的女强人的内心的确很伤心的。这时就显现出老父温情脉脉的另一面了。无论在医院还是在家里，都能看见他老人家握着母亲消瘦的手，喃喃地对她说些琐碎的家常话，那种温馨是感人至深的，也是真挚情感的流露，很令人羡慕的。
老父是伟大的。他老人家首先是一个严厉的父亲，在他面前，我们兄弟俩人至少在表面上是服服帖帖的，而且试图把这种威严继承发扬光大，弟弟成功了，我失败了；他老人家有些独往独来的气质，对于自己认定的目的，一定力争实现，而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