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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３３年，司汤达再次来到意大利后，在一个朋友家的藏书室里，发现了一批“古代的手稿”。这些手稿真实地记录了意大利十六、十七世纪的一些重大的“社会新闻”。司汤达在阅读之后，大感兴趣，认为它们是“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意大利历史的有益补充”；它们描绘了“孕育拉斐尔和米开朗基罗一代天才的风土人情”，便花重金购得抄录权，请人仔细抄录了某些篇章，保留在身边，反复阅读，并以部分翻译加部分创作的手法，将这些手稿改写成短篇小说。他在世时，选出《艾蕾》、《维多利娅·阿柯朗波尼》（或译作《帕利亚诺公爵夫人》）、《桑西一家》三篇结集出版。在他去世十二年后，他表弟整理了他的脾气据此改写的短篇小说，并加上描写意大利人爱情故事的《瓦妮娜·瓦尼尼》，结成一集，取名为《意大利轶事》出版。
１８２９年发表的《瓦妮娜·瓦尼尼》，是一起短篇杰作。它通过烧炭党人彼埃特罗与罗马贵族小姐瓦妮娜的爱情，歌颂了意大利的民族解放运动，歌颂了为民族解放而献身的烧炭党人。瓦妮娜是个倾国倾城的美女。她虽然出身于阀阅世家，但视富贵如浮云，心甘情愿地追求一个出身低微，身负重伤，又被官方通缉的逃犯。为了爱情，她甘愿舍弃一切，甚至不惜自己的名声。但为了得到彼埃特罗的爱，她竟然告密出卖了彼埃特罗手下的战士，破坏了他们的起义。她当初爱上彼埃特罗，是钦佩他为民族解放奋斗的大无谓精神。但由于私心的支配，她的爱情到头来变成了正义事业的阻力。
作为她的对立面，彼埃特罗表现了可歌可泣的爱国精神。他爱瓦妮娜，爱她胜过爱自己的生命。但是当他必须在祖国的命运和个人的幸福之间作出选择时，他放弃了后者。为了民族解放他甘于吃苦，当他手下的战士被捕，起义失败后，他毅然投案自首，以免被人疑为叛徒。当他得知是自己的心上人告的密后，他愤怒地拒绝了她的解救，与她断绝了情缘。他的凛然正气和非凡的人格力量使他成为文学史上一个光彩夺目的爱国者形象。
《岸边的圣方济各教堂》是一起描写“意大利激情”的小说，教皇的侄媳康波巴索王妃表面冷漠、清高，谨守妇道，实际上充满了不可抑制的情欲。她与法国驻教廷的使馆随员，法国摄政王的私生子暗通款曲。但她一心要独享情夫的情爱，一旦得知他移情别处，便与教会的野心家勾结，派人暗杀了情夫。司汤达在描写这对青年的情爱波折时，附带了几笔，便把当时教会任人唯亲，编织裙带关系，打着冠冕堂皇的旗号互作私人交易的丑恶事实揭露无遗。
《维多利娅·阿柯朗波尼》写的是宫廷贵族为情爱和利益进行的两次阴谋仇杀。小说是以记叙“社会新闻”的笔调写的。尽管案情十分曲折，解决案件的方式惊心动魄，但最精彩的还是关于初为红衣主教，后为教皇西利斯图斯五世的蒙太托的描写。菲利克斯是蒙太托的外甥和养子。红衣主教视他为掌上明殊。然而，他在听到养子被人暗杀的消息后“面不改色”，一点儿没有震惊的表现。第二天梵蒂冈召开红衣主教会，人们认为他不会到场，谁知他和往常一样，第一批到会，而且在教皇本人流泪安慰他时，他也和平常一样，十分平静，并且要求圣上不要下令调查案情，说他已宽恕了杀手。他的这些表现，赢得了教皇和其他人的好感。大家都说他是一个了不起的教士。此后不久，他当选为教皇（他在外甥死后的表现无疑为他当选脾气了道路），脸立刻变了，逼得涉嫌与他外甥谋杀案有关的人逃离罗马。他的种种表现，活脱脱表现了一个野心勃勃，不择手段往上爬的高级教士的伪善心灵。
《桑西一家》以哀怨动人的笔调写了贝阿特丽丝及其一家的不幸遭遇。她是个美丽的少女，正值如花似玉的年龄，本该充分享受父母的怜爱。谁知她父亲是只衣冠禽兽，想方设法虐待她，糟蹋她。她忍无可忍，与继母一起，叫人杀死了这个淫棍。这件杀人案事出有因，理当得到法官的同情，然而教会的裁判机构却不顾天理人情，判决这位少女及其一家人死刑。作者在这里对司法的不公正表达了强烈的义愤，对不幸的少女表示深切的哀怜。
《帕利亚诺公爵夫人》叙述了一起贵族家庭常有的事情：女主人与年轻的男侍从偷情。司汤达没有过多地描写偷情的场面，倒是对处理这件事情的过程作了详细的描写，更费了不少笔墨，对教廷内部你死我活的斗争，作了逼真的展现。两个偷情者当然被处死了。甚至连腹中的胎儿都不放过。封建大家族里，这种残无人道的私刑制度令人触目惊心。
《艾蕾》是一出催人泪下的爱情悲剧。贵族小姐艾蕾与“强盗”尤拉相爱，遭到父兄的极力反对。不幸在一次战斗中，她的兄弟死于尤拉刀下。伤心欲绝的父母为斩断她与尤拉的情丝，把她送进修道院；而尤拉攻打修道院失败，为了逃避追究，远走他乡，失去了联系。在与情人生离死别，身处恶劣环境，十分痛苦的情况下，艾蕾自甘堕落，先花费重金贿赂，当上了修道院长，后失身于道貌岸然的主教。最后，因怀孕事发，被判重刑。当她听说尤拉率人前来解救她的消息时，留下一封长信，自杀身亡。这篇名作通过艾蕾这个大家闺秀的不幸遭遇，深刻地揭示出，封建的门第观念是扼杀青年人幸福的凶手；伪善的教会，修道院是使人堕落的根源。
《血染风情》（直译为《宠爱过度反害人》）和《苏奥拉·斯科拉蒂卡》两篇的题材有类似之处。虽然故事发生的年代不同，一起是１５８５年前后，一起是１７４０年前后，但两篇小说都写出了封建制度的惨无人道，和贵族修道院的黑幕。那些多子女的贵族家庭为了保证家庭的财产不致分散，往往只把财产传给长子，对于其余的儿子只给一定的生活费，对于女儿则一律赶出家门。或者嫁出去换一笔财产，或者把她们送进专门为这些人开办的贵族修女院。进了修女院则等于进了坟墓，与外面的一切联系都要切断。正如《血染风情》里修女说的：“父母把我们送进修道院，家庭财产都被兄弟霸占，我们被关在这座活人的坟墓里，没有第二条生路。”但是少女们都是活生生的人，不甘心牺牲自己的青春、爱情、幸福，想方设法与外面的情人幽会。然而这种行为一旦被发现，便要被视为渎圣罪，轻则打入地牢，终身监禁，重则处死。《血染风情》和《苏奥拉·斯科拉蒂卡》写的就是贵族修女们的生活，她们对幸福的向往和对命运的抗争。对受社会与家庭迫害的修女，作者寄予了深切的同情，对她们英勇反抗，追求幸福与自由的行动则予以热情的歌颂，把这些“淳朴而富于感情的人”称为“现代文明的先驱”。
译者从事翻译、教学，虽各有十几二十年历史。但面对司汤达这样一位大家，译者在翻译时确是“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惟恐传达有误，对不住作者，也对不住读者。但心愿并不等于学识水平。译者自知学识浅陋，误译劣译恐在所难免。希望读者批评指正，以使译本不断完善。
热情奔放的爱情政治交响组曲
——代编辑前言
·管筱明·
十九世纪的法国作家中，在二十世纪仍然保持巨大活力的，以司汤达为最。法国每年的问卷调查，在“最喜欢的古典作家”一栏，司汤达总是名列前茅，在思想观念、生活习惯、语言风格、审美情趣都大异于昨的今天，她的作品能够保持青春活力，久盛不衰，究其原因，恐怕有以下几个主要方面。第一，他的观念、情趣，与今天的读者没有很大的距离，不致妨碍他们阅读。他的不信宗教的态度，实证主义的立场（对他来说，数学、政治经济学、语言学都是存在的）使他免受当时的意识形态和宗教观念的侵染。他的一句名言“诗的精灵已经死了，怀疑的精灵来到人世”在今天仍然有着十分深刻的意义。第二，他包括小说、剧本、自传和有名的《日记》在内的全部作品，充分表现了他的“自我”，充满了至高无上的“我”的痕迹。它们从十八世纪的批评观、个人主义观和功利主义观（如爱尔维修，观念学派，卢梭等人的观点）出发，把小说中“叙述者——我”和“我——人物”联系在一起，探索了“人”的各种心理尺度。他那些关键性的词语（如“作为自己”“驱除幸福”“活力”等）包含了成为自己、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