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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午前之用场与黄昏之用处，提供建筑师与会计师应参考的地方，这样一来更感到
综合的重要。
在1960年代，我就觉得我们应当广泛的利用归纳法将现有的史料高度的压缩，
先构成一个简明而前后连贯的纲领，和西欧史与美国史有了互相比较的幅度与层次，
才谈得上进一步的研究。
其实我们自己对中国现代史的看法，亦复如此。到目前为止，我们对蒋介石、
毛泽东与邓小平的看法亦无非出自个人之爱憎。可是他们代表广大的群众运动，所
得的成果又大都已成为既成事实，不可逆转，那我们就应当考虑这些群众运动之积
极性格及其前后连贯的出处，不能全以本人之恩怨当作历史之转折点了。
1970年，我得到哈佛大学东亚研究所的一笔研究费，前往麻省剑桥研究明代的
财政税收，受费正清教授的督导。费教授对我个人和我家庭的善意照顾，我已在其
他书刊里叙及。可是在治学方法上，我们却也有根本不能融洽之处。他重分析，我
主张综合；他坚持以20年为研究的范围，我动辄牵涉一个世纪或一个朝代；他用演
绎法，我用归纳法。后来《明代十六世纪之财政与税收》书成，未交哈佛出版，而
送至英国剑桥付梓，不得已也。
此中有一个明显的例子，作《财政与税收》时，我曾用明代方志39种，内中无
不包括当日徭役税收的标准名词，有如“里甲”。“均徭”、“驿传”与“民壮”。
如果用以分析，读者可以—眼看出当中毫无体系，可算杂乱丛芜，互相矛盾，我们
可以斥之为官僚制度之无能．也可能责之为腐化。可是经过一段综合之后，所见又
不同了。明代税收章程一方面包括着一种中央体制，一方面又顾及地方实况，内中
有永久法则，亦有临时条款，总之即不明白区分，而系囫囵的套入，所以外表全国
一致，实际当中则万别干差。因为如此，全朝代避免整体的改组而能支持276年。但
是如此之中央管制产生一种负面作用：此体系不鼓励各地发展其特长，而制造一种
人为的平衡。这种作用，是好是坏与我们今日所面临的问题仍然有关。所以历史学
不专恃记忆，它本身也成为一种思维的方法。
日后我作《万历十五年》时注重官僚系统里以仪礼代替行政，维持各品级文官
的协同和谐，不顾及各区内经济因素之公平而自由的交换，大致得益于研究明代财
政与税收之心得。
1972年我去英国剑桥襄助李约瑟博士关于《中国科学技术史》当中一段的研究
工作，有机会和这位“魁梧长者”接近。有人批评他古怪孤僻，在某些情形之下也
确是如此。他的书籍与笔记就摆在学院里四五处不同的地方，分类的方法也全在他
自己脑内，如果要寻觅某种资料，他不待说完就走，学院中的草地向来就禁人通行，
他在此时常用做院长之特权，不顾禁忌，以最直线的途径大步跨线而去，使我紧随
在后也只好跟着犯规。
我和他讨论辩论多次之后，发觉他治学的方法，也以综合为主，尤以他和我说
及：“在我看来，欧洲的宗教改革，文艺复兴，成立民族国家，进行资本主义是一
成套的行动，一有都有。”那么就有一种归纳重于分析的趋向了。他又和我说起：
“即算阴阳五行，大家都认为是假科学。我们不要不加审问，劈头就说它错了。我
们先要检阅此中逻辑，如果是错，我们也要追究错在什么地方。我和李公相处一年，
以后又在1974、1975和1978年重去剑桥。我受他启发的力量非一言可尽，事后想来，
我写《资本主义与廿一世纪》采用一种综合的幅面，不随着别人去走牛角尖，其设
计已肇始于1970年代与李博士在剑河河畔闲步纵论古今时。
迄至70年代的后期，我已将自己在课堂上的讲稿逐节修正，一步一步接近于现
有布局。中国通史的原始资料不能脱离《二十四史》。可是这丛书篇幅浩繁。以北
京中华书局所出标点本言之，虽醒目易读，也有77600余页，即一个学者不务他事专
心每日读50页，也要四五年，井且当中很多天文地理孝子节妇的记录与今人甚少关
系。《资治通鉴》也用《二十四史》作蓝本，只是将分列在本纪、列传、志各处的
节目再加以不见于上篇幅之资料剪裁连缀成书，其弊也仍是过于支持传统社会的价
值。《资治通鉴》英译为prehensiveMirrorforAidInGovernment，再直译
回来即是：“用以资助于行政的一面完全的镜子”，这当然不放弃传统道德的立场，
而司马光本人就卷入了王安石改革中的游涡，他的观念免不了一个历史“应当如是”
演进的偏见，而不及于我们亟欲知道“何以如是”展开的因果关系。
我已经迭次在各处发表，我写的历史是从技术的角度看历史，不是从道德的角
度检讨历史。这井不是说道德不重要，而是新社会的道德要靠社会的结构而决定其
内涵，不如过去农业社会里人与人之关系为单元，所有道德观念及其尺度可以亘世
纪而不变，放大眼光说来，这也是说司马光等的道德观念有等于欧洲文艺复兴前之
标准，尚未进人韦伯所说的“新教伦理”之境界。
作此书时我当然引用《二十四史》及《资治通鉴》等基本资料，也仍借重过去
写中国通史诸大师如钱穆，邓之诚、周谷城各先生的见解，更参考西方的次级资料。
但在多少情形下仍不免挂一漏万。我自已了解现代中国的基点仍在晚明。1960年间
我曾在教书之余读过《明实录》一遍。全书133册费时二年半，至今受益。至于本书
特出之处则来自《二十四史》内之《食货志》。二十四史内有食货志12篇。虽然内
中繁简不同，作者的见解尤不能与今人相较，但其中6篇巳有西方及日本学者详细译
注，构成了今日治经济史者最好的线索。迄今我最大的困难仍是无法提供一种既适
切而又不浮夸“参考书目”。如果要广泛的张罗则虽四书五经西洋经典著作都应列
入（文中即已提及《易经》三次，《孟子》九次），如要简短则虽费正清与李约瑟
的基本著作也应舍弃不提。总之，既为一种大历史，又因综合归纳而成，则自作者
束发受教以来所诵习之文件均有影响，旁及于文理哲学报纸杂志。
1980年我脱离教职，自此花了一段时间整理撰写修订此书之英文本。当中若干
资料不易压缩，曾使我一度踌躇，有如北魏亘北齐、北周至隋唐之“均田令”也前
后不同，“五胡十六国’之种姓也极混乱，即南宋与金之和战亦是前后反复，我在
稿中只介绍此为一种观念或一种现象，因为我自己曾经整理明末财政，知道很多技
术上之变数在长期历史上之衍进无决定性之影响，不愿以之烦劳我的读者。反之则
袁绍一家父祖经历、黄巢行军路线，因其情形特殊，引起作者与读者共同的好奇心，
其琐屑之处也代表一种罕有的现象，则又据实写出。此中差异乃是本书注重想像，
不注重机械式的记忆。有了这样的剪裁，我才能腾出篇幅介绍敦煌龙门石窟的外观
与内景，又在记南宋之一章得有幽闲叙至西湖景色并及“白蛇传”。
我认为近代中国所面临的最大一个问题乃是传统社会不容产生现代型的经济体
制，在综叙背景时我称唐末帝国带扩展性，明清帝国带收敛性。虽然这线索摆在很
多小故事之后，明眼人一看就看透了。我刚将书寄往剑桥，不久之后就接李约瑟博
士来函：“哎呀，”他写着，“一切靠抽税而转移！”最近香港行政局议员钱果丰
博士（私人方面我们是世交）也在香港电台接受访问时推荐此书，提到盛唐之后中
国再无有效的税收制度打开局面。可见得他们已先有和我相同的共识，所以一经说
破，引起共鸣。
可是不久之前也有—位书评者在报刊里写出：不论我写的历史是否谈及古今中
外，我总在把中国写成一个资本主义的国家。
这个说法使我想起一段故事：数年之前尼克松讲到他见毛泽东时，他恭维毛：
“主席，你写了几本小册子，竟使整个中国改观。”
毛立即抗议：“我怎么能使中国改现，我不过使北京一二十里的地方，这边那
里稍微扭转一下罢了！
毛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