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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我们重新检讨这段历史，其本身不足以使中国人扬眉吐气，但是也应当令人感到颓丧。我们要记着蒙古人于１２７９年灭宋，可是不出百年，元顺帝在徐达兵临城下时，集三宫妃嫔奔漠北，成为一个被驱逐出境的朝代，也是以前史迹之所无。只是有了这些经验，明太祖朱元璋才拼命复古。他的财政税收政策，都以经济上最落后的部门为基础，和赵宋立新的精神大相径庭。这和我在“开场白”所说的今日中国已是“雨过天青”还有一段很长的距离，不过这些环节都能够前后连贯。如果我们以这种眼光读史，则更能体会中国大历史的特点。贾似道也是其中重要环节之一，非穷究则难能了解历史中的纵深和曲折，因之也难看透中国历史长期的合理性。
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 30、道学家
１２７９年元军与南宋的残余舰队海战于广东新会南之崖山。最后元军合围，宋左丞相陆秀夫负着他所立的帝丙－－一个７岁的孩子－－赴海死，宋亡。这不仅是一个令很多孤臣孽子痛哭流涕的日子，这划时代的１２７９年也给中国文化史上留下了伤心的一页。一般讲来中国都市物质文化在宋朝时达到突飞猛进的最高潮，兹后就再没有表现这种杰出的姿态。在科技方面讲，中国的拱桥、建筑之用托架、造船之用舱壁以造成不透水的船舱、航海之用指南针、踏水轮之船舰、火药、三弓床弩、占仪、水钟和深度钻地的技术，而极可能的炼钢炉及水力纺织机都已出现于宋代（后二者之图片，见于１３１３年之《农书》去宋亡只３４年）。抚今追昔，我觉得胡适所译拜仑之《哀希腊歌》两句，很相近的表达了我们对赵宋王朝的一种类似的情绪。此即是：
我徘徊以忧伤兮，哀旧烈之无余！
为什么这一般好形势，不能继续？我们不能将责任完全推到少数民族身上去。辽、金、元战时对中国的破坏，程度不深。战争一停止，也们也致力建设。如果说他们没有打开局面，则在他们后面明清两朝也不能保持唐宋以来的高度进展。
这样一个庞大的问题，本身已抽象，当然各有诸子百家的解释。譬如英国的汉学家MarkElvin就认为传统中国农业生产，在技术上原有很多可以增进的地方，但是到了某各程度之后，劳动力投入多，而增进的成果不成比例的上升，到后来劳力增加，收获只供食用，同时中国的经济过于庞大，也不容易作质量上的改进。这样的解释，不能说他不对，可是很难令人相信这已经全部解答了这一个庞大的问题。
我的解释也只能跟随着本书纵谈大历史的立场，提出和前后文含接的两大因素。一则中国的财政无法商业化，因之传统社会，不能进入以商业法制管理的阶段。另一则是思想上的内向，以理学或称道学为南针，先造成一种收敛性的社会风气，这两者互为因果，也都在北宋末年开始显示登场。
关于财政不容商业化，已在“王安石变法”一章论及。其最重要的关键，还是官僚政治，无从个别的而且确切的保障私人财产权益。其背景则是以大量小自耕农作当兵纳税的体制不能废除，中层缺乏有效的联系。既无财力遍设法庭，也不容各地地方习惯自创系统，同是小民也不能聘用律师。如是司法与行政不分，县级官僚万能，他们所能掌握的也是简陋的刑法。政府管制之所不及，则靠宗法社会的家族首长支撑。不仅宋朝如此，明朝１６世纪的好官海瑞尚在他的文集里明写出：“凡讼之可疑者，与其屈兄，宁屈其弟；与其屈叔伯，宁屈其侄。”这样一个法官，尚未开堂审案，就已将他自己的偏见明白写出，也只能在中国出现。其结果则是真理与威权，全是由上至下。负担最重的人们，也是最无力负担的人们。而且这种体制，也靠均一雷同的环境作主：一有变态则毛病与问题更不可爬梳。前面我们已经检讨过宋朝的折税与和籴产生“以钱较绢，钱倍于绢；以钱较麦，麦倍于钱”的情形。传统中国又从未开设商业特别的法庭，商业资本不可能在这种环境里继续集累。因其缺乏组织与结构的纵深，商业也只能大体保持原始的农村内的企业形态。
于是相对于现代西方社会的长处有如经济多元化，中国则以普遍的种米麦备饥荒为着眼。长期如此，其生活程度不能增高，也无普遍的制造高级商品之可能。工资既无法增高，也无发明节省劳力的机械之必要。这种种原因，限制高度的分工。最后担任科技之设计者一般为匠役，而不是有学识的专家。
我这一段仍在谈宋史，更要着重理学之兴起。可是刚一扯上这题目，中外学者都认为这属于哲理分析的课程，很少人注重它是一种历史产物。
宋元理学，原称道学，《宋史》即有“道学传”。但是道学这一名词为时人取用，似在南宋。１１８３年吏部尚书郑丙上疏，提及“近世士大夫有所谓道学者，欺世盗名，不宜信用”。监察御史陈贾也对孝宗赵春说及：“臣伏见近世士大夫有所谓道学者，其说以谨独为能，以践履为高，以正心诚意克己复礼为事，若此之类皆学者所共学也，而其徒及谓己独能之。”他们攻击得最严苟的对象，乃是朱熹。
然而朱熹继承北宋程颐之学。“道学传”就说：“迄宋南渡，新安朱熹得程氏正传。”而程氏兄弟又曾向周敦颐受学，周敦颐所作的《太极图说》则间接的得自五代至北宋初年一位神秘人物，世称“华山道士”的陈抟。所以以上诸人，而更有张载，因为他也极端的崇仰二程，都受有陈抟的影响。《宋史》“隐逸传”则说及“抟好读易，手不释卷”。所以理学以儒为表，以释道为里，在正心诚意之间加上了一段神秘的色彩，又归根于一种宇宙一元论，更提倡有一则有二，有阴则有阳，有正即有邪，都与这受学的源流有关。
朱熹是一个容易惹是非的人物。《朱子大全》里面有很多他自己做地方官的文件，里面看出他为人精细，处置事件也有条理，所以孝宗曾说：“朱熹政事却有可观”。可是他一列于庙堂，就品评是非。朱熹初年秉承他父亲的遗志，主张拒绝向金言和。后来他却反对韩佗胄的北伐。可是他又不像孟子一样的说“此一时也彼一时也”；而标榜“言规恢于绍兴之间（１１６２年前）者为正；言规恢于乾道以后（１１７３年）为邪”，这已经将一个技术问题当作一个道德问题。他在１１８８年谏孝宗：“陛下即位２７年，因循荏苒，无尺寸之效可以仰酬圣志。”这已经相当唐突。而他接着以解释皇帝之无成就乃是修养的功夫不够。“无乃燕闲蠖蠖之中（退朝无事的暇时），虚明应物之地（心灵与外办接触时），天理有所未纯，人欲有所未尽”。以致“一念之顷公私邪正是非得失之机，交战于其中”。他的建议则是“愿自今以往，一念之顷，必谨而察之，此天理耶？人欲耶？”
这段文字充分的表现着一般理学主静主敬的态度，也强调着个人心情凝静时，在思想与行动“将发未发”之际，不可错过机缘立即求善的重要。其宗旨与周敦颐所说“寂然不动者诚也，感而遂通者神也”接近。这类似宗教经验的虔诚感应，在朱子看来，与大学所说的“正心诚意”可以融会贯通；也和孟子所谓“养气”互相发挥。但是朱熹不以为这种方法出自个人经验；他也不以之对皇帝作私人的忠告；而认为这是天经地义，为一辈子及以下所有读书作官的人必所遵循。
１２世纪至１３世纪之交，中国面临着一段艰苦的局面：一个庞大而没有特长的官僚机构，无从掌握一个日趋繁复而多变动的社会，在全面动员长期预算膨胀下，南宋已经险象环生。而以财政上这紊乱为尤著。朱熹指出这些弱点非不真切。同时他做地方官的记录，也证明环境需要破除陈规，以便对专门问题，找到合适的解决。他不强调这些技术上的因素，而偏在半神学半哲学的领域里做文章，因此产生很多不良的影响。
周密说到宋亡前夕，一般崇拜道学的人物之作风：“其徒有假其名以欺世者，真可以嘘枯吹生。凡治财赋者则目为聚敛；开阃杆边者则为鹿材；读书作文者则为玩物丧志；留心政事则为俗吏。其所读止四书、近思录、通书、太极图说、东西铭、语录之类。”这些人的功业则是“其为太守为监司必须建立书院立诸贤之祠，或刊注四书衍辑语录。．．．稍有议及其党，必挤之为小人。”最后则“其后至淳祜年间（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