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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世纪的通货膨胀，使工资降低，荷兰的资本主义体制也使劳动阶级的生活更
为苦楚，再加上失业成为周期性的现象，所以一般民众的生活反有倒退趋势。当日
的旅游者指出阿姆斯特丹乞丐触目皆是。童工6岁开始工作，夜以继日，终年累月，
既无假期也无星期日的休息。工人的集会则有严禁，1692年的禁令甚至以死刑相威
胁。改革的要求虽见诸文字，但还没有人能提出具体可行的方案。
在以上各种情形之下，荷兰共和国成为西欧资本主义国家之先进。她在国际间
的地位，以历日上（chronological）的17世纪为最高，亦即1760年到1700年间。此
后她的领导地位为英国取代。以今日之眼光，我们可以很容易指出这国家所开创的
财富无从流通到下层社会里去，因此无法使生产与消费同时作超时代的扩大。此外，
还有诸种问题，如科技之待展开、教育之待普及、交通通信之待继续增进等。此类
问题若得不到满足，任何国家也无法创造一个合理的社会体制来支持这个理想。
（伊朗在20世纪尚不能如此，遑论及17世纪之荷兰。）
荷兰之成就，端在重新组织民族国家之关头，摆脱了朝代政治及宗教的束缚，
又吸收了大量有企划能力的移民，使其能将历史上市镇自治的特色充分发挥到货币
银行、水上交通和远洋冒险诸方面去。可是如此特创体制，也在国际关系中产生了
一个不平衡的局面。17世纪很多国际战事的发生，多少和这不平衡的局面有关。荷
兰已经在陆战时证明她攻虽不足，防则有余，所以尚不致在欧洲大陆产生大问题。
她在海上的发展，却是历史上的一种新因素。当时所产生的反响，在英国超过西葡。
英国本身为海上国家，对外输出以羊毛为大宗，经常占总数75％至90％之间，如此
农业又与国际贸易不可分割。17世纪英国之内战及混乱，大体由于欧洲局势剧烈的
变化影响到军事政治社会经济宗教各种问题。一时诸事纷至沓来，其处置也谈不上
合理。一到17世纪后期，则有如若干英国历史家所提及，这国家已“看穿了本身之
陈旧落伍”，而“有意识的模仿荷兰”。英国之改造，却比荷兰更彻底，因此也把
资本主义的体制向前更推进一步。这里我们可以引用很多历史家所说，一到1700年，
欧洲最重要的商业城市已是伦敦，而不是阿姆斯特丹了。
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 第四章 英国
英国17世纪的内战，是历史上一个令人百读不厌的题目。也因其事迹牵涉广泛，各种机遇错综重叠，多方面的记载细腻详尽，所以极不容易分析处理。譬如说变乱前后各种扰攘与清教徒所提倡的教义有密切关系，清教徒的思想和行动早已被公认为推进资本主义的一种力量。既然如此，我们是否可以直接说内战的起因是由于英国资本主义之勃兴，而圆头党人也在直接或间接中成了资本家的工具？
查理一世上断头台前夕，和他两个年轻的儿女诀别（王后和两个年长的王子已避难他邦）。我们至今还能想象他10岁小儿在哭泣中对他的答辞。1649年1月30日伦敦溶浴在冬日的阳光里，断头台上的准备却延迟了一段时间。因为查理在特别法庭审判的时候，不承认法庭有此威权。执行死刑的人也怕他最后抗拒，于是在断头台上加钉卡钉，内穿绳索，准备必要时将国王绑缚。而这种准备全属多虑，临刑前查理表现相当合作，他甚至拿出一顶丝织睡帽，将自己的长发拢括进去。他又对刽子手说，他头伏在木块上的时候不要立即动手，他还要默祷。一到祈祷完毕，他会将两手伸出，这才是用斧的时候。于是过程全照其安排，于午后二时零四分完成。
这个被命运遗弃的国王，临刑还说了宽恕他仇人的话，希望英国国民享有他们的自由，并且嘱咐生者，应当召开一个全国宗教会议，这些情节，即是300多年之后读来，还不免令人心折。
查理·斯图亚特极为刚愎，在政治上缺乏诚信，又受法国王后的影响。他曾在内战时战败被俘，看穿了反对党人不能团结。希望在议会被长老会的一派操纵，而圆头党军为独立教派（in…dependents，后为公理会派［congregationalists］）掌握的这种敌对阵容中造成分裂，坐收渔人之利。其王后则在外国买马招兵，他自己也对爱尔兰的保皇党另有安排。这种伎俩被克伦威尔识破，查理因此下台。
可是另一方面查理一世也是标准丈夫、好父亲，他信仰虔诚，他的君权神接观念也使他坚持己念，最后关头也不乞一死，只有以身殉教才能上报天神，下无负臣民。历史人物和行迹就有这些令人感动又矛盾冲突之处，也可以使以后的历史家随着感情上的取舍而左右其文笔。而读史之人又因所处的环境而有取舍，如有时提倡自由，有时又尊重传统与纪律，也可以使对同一史迹的看法发生差异。我现在举的一个例子，是当今英国历史家艾诗立（MauriceAshley），研究克伦威尔的权威。他年轻时曾著《克伦威尔：保守的独裁者》（OliverCromwell：TheConservativeDictator），内中对克伦威尔全无好话，甚至他的私生活也在书中被批评，譬如说他嫁女用费奢靡，其他行止政策也有类似严苛的批评。20年后，艾诗立又著一新传记，书题为《克伦威尔之伟大》（TheGreatnessofOliverGromwell）。前书是在墨索里尼、希特勒的阴影下写成，不免把自己憎恨独裁政治的心情推及到历史人物身上。我们钦慕艾诗立坦白之余，不免在今后读史时更存戒心。
英国历史材料汗牛充栋，容易使外行的我们望而却步。各种公告记录早有图书馆档案室保全，私人的日记、信札又可以大批托出，于是信史、野史、回忆录、地方史可以个别的或整套的出版。近百年来，又分析为思想史、经济史、法制史等等类目。而新资料仍不断发现，例如纳米亚（LewisBNamier）从过去政客的文件中寻出家庭开支败单等，而从这批资料中根据其数字及交往的关系，断定其党同利害，自成一家之言，也引起很多年轻学者争起效法。古奇（G．P．Gooch）作《英国17世纪的民主观念》（EnglishDemocraticIdeasintheSeventeenthCentury）一书，即在一处参阅当日发行的政治传单，多至30000件。
因为有了以上各种错综复杂的因素，英国历史家多注重分析而不注重综合。在学术上因专长而产生门派，古今中外一律，也无足怪。英国作家既已考证精微，不耐烦旁人作粗浅的解释更是常情。可是今日我们研究资本主义，却不能不将英国的17世纪历史作一种高度的压缩，才能看出今日公认的资本主义在国际上的一般性格，以及新旧交替之际英格兰王国及不列颠民族所表现的特征。资本主义在17世纪的英国有长足的发展；这种发展不彰显于当中任何特别的事迹，而显现于世纪前端（以1603年詹姆士一世从苏格兰来英兼英王为始）和世纪后端（可以用1689年作最高点）之间的大幅度差异。这个国家的组织在世纪的前端还没有赶上时代，未有一个众所公信的方案，各种争执多集中在一种原则和一种抽象的观念上，而以宗教为表里。世纪之后期，以上的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但已逐渐澄清。所以英格兰教会（ChurchofEngland）以主教管辖圣公会（episco－Pacy）体制，对其他各种宗派不加取缔，已成为公认的原则，现代政党之雏形也于此时产生。如果资本主义在此中有所贡献，其本身必为通过全社会之很多体与面，成为一种带有综合性的改革，而不是“资本主义的精神”，或“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一种粗枝大叶的观念可能交代得清楚。
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非英国史专家，反能旁观者清。况且中国20世纪也面临一个大幅度的转变。英国17世纪的人口，据估计约增加50％，大约从400万进到760万。有宗教上的争执，但仍保全为一个基督教徒的国家。表面看来，这不能与中国在20世纪的变化相比。可是两方的改变都牵涉到思想、信仰、内政、外交、社会、经济与法制——总而言之，彼此都包括整体彻头彻尾的脱胎换骨，在历史中都无前例可循。又因为经历时间长久，虽局内人也无法将全部经历详细叙述。在这些方面，两者的经验应当可以互相映证。
中国100多年来的颠簸始自鸦片战争。历史家溯本归源追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