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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编注）有三巨册，洋洋百万多字，引证举例之丰富可谓空前。只是其著书之
宗旨，乃“撰写一部一般的经济史”，呈现其“品类、模型和规范”。在此前提之
下，他将材料纵横曲折容纳于一炉。例如说及初期的证券市场则伦敦、阿姆斯特丹、
巴黎一齐叙述，通过跨世纪的沿革，不仅交易所在的建筑物和地图了如指掌，而且
喊卖股票的口语和零售咖啡童子的插嘴也记入书中。于是丛碎杂芜，莫衷一是，可
以供闲暇时翻阅，却难能在研究资本主义时提出南针。毛病在什么地方呢？但是所
谓的资本主义者真有如马克思及恩格斯所言，出现于一个“资本家的时代”（capi
tal－istera），与封建社会相埒，当中无所不包，不能仅以“经济史”名目概括
之。今日我们首要知道的，是其组织形成的经过，注重其动态，而不在其已成定规
后之品类及模型。
当然布教授并不是不知道此事。他自己曾说：“实际上，每个根据旧式组织之
社会一开货币之门，迟早必失去其需要之平衡，从没有适当控制的力量中放出来。
新的交换方式产生动摇的力量，是对少数人有利，而对其他人不利，每一个社会受
此冲击，都会出现‘历史性的’新页。”他也说：“资本主义之成功端在它与国家
互为一体，它本身即成为国家。”若是如此，则其不单仅为经济史，更兼为军事史、
政治史、社会史和思想史。当中“翻出新页”的情形，有过于新系统的规范。
本书著稿之前，作者亦曾翻阅时下流行以资本主义为衔面之书籍20余种。虽说
开卷有益，总有启发借用之处，但是对我们刻下应当注意的问题，关系却不深。一
般的通病，只对刻下资本主义的“好”“坏”提出意见，缺乏历史之纵深。根据上
述布罗代尔之意见，资本主义之展开既在各国产生剧烈变化，则研究资本主义之专
书应当根据其冲突的情形分国论列。可是迄今这样的书籍被吾人触目者尚只一部，
而其出版至今已60年。又布氏见解，我们无法认为不正确，但马克思著作之整体也
可以算是对布罗代尔教授提出之冲突的一种指责。如何才可以成为资本主义的生理
家？除了以上韦伯在他书中偶然提及法制之重要外，其他重视法律与资本主义展开
关系的专书，也只有一部而且叙述简单，只有理论的大纲，缺乏事例之引证。
所以在20世纪之末期，我们希望对资本主义作一个概略的回顾与前瞻。这个重
要的工作，仍落我们自己手中。
以中国为本位的考虑
今日中国的读者面临资本主义这一名目，还必须考虑到：
所谓资本主义体制是否曾在中国产生？如果未曾在中国产生，是否现在仍可及
时添制，又，万一与中国的国情不合，是否有可以充塞的代替物品？
答复第一问题之前，我们必须考虑到资本主义是一种划时代的组织与运动，牵
涉范围极为广泛，所以其定义必相当狭窄（看来这也是一种似非而是的说法。因为
其牵涉极广，所以在人类历史中亘世纪而跨海洋的产生，只此一次。其定义也必包
括其专一独特的情形，而不能广泛笼统的与寻常所见的事体并论，才能表现其为一
种知识和一种运动）。资本主义对世界文明之贡献，可以从产业革命（Industrial
Revolution）的成效来看。一位专家的研究，迄至19世纪中叶，世界上只有五个国
家（英、美、加拿大、瑞士及荷兰）平均每人一年收入达美金200元（1952至1954年
间的价值）或略高的程度。又全欧洲及全北美洲合计，其平均不可能比150美元超过
甚多，亦即与今日一般穷国相去不远。今昔相比，何等悬殊！马克思虽未用“资本
主义”这名词，他和恩格斯亦承认“资本家时代”之来临对欧洲封建社会带有革命
成分。并且他在《资本论》第三卷里说起，在“资本家生产方式”之下，资本家继
续存积资本，必导致生产时投入厂房机器之成本比例较工资部分为多，长期以后必
导致利润下跌，工人实际工资增加。这种情形也与前述工商业先进国家人民生活程
度提高的情形符合，可见得资本主义使人类生活的质量发生改变，它必曾在历史上
产生大规模环境之突破，而且不可逆转，亦即突破之后，至今尚未能主动的或被动
的卷回到以前的形势里去。
从这种特殊的情形看来，资本主义不可谓曾在中国生根，追论萌芽，更谈不上
开花结果了。
第一，称中国尚未与西方大规模接触前之体制为“封建”，即与事实不符。马
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指出西方市民阶级社会（bourgeoissociety）是由
封建社会中萌芽（sprout－edfromtheruinsoffeudalsociety）。将feudal译
作中文的“封建”，并不能完全吻合，但大致无碍，并不是此间争论的症结。根据
专家考订，西方的feudalsystem确与中国之封建共有以下特点：（一）威权粉碎
（fragmentationofauthority）。既为封建则必裂土封茅，而公仆不能将大块疆
域全部控制于本人手中，势必执行“次层封建”（subinfeudation），使被封者长
久为藩篱，结果是地方上的警察权与财政权日渐雄厚，终集地方分权之大成。（二）
公众事务变成私人产业（publicaffairbeingprivatedomains）。因为封邑透
过遗传永为子孙承继，势不能买卖。否则一任金钱接触，流动性大，则封建体制瓦
解。同时这组织也只能任行政系统托身于私人之从属关系，如此一来，政府无异私
人法庭，抽税与纳租相提并论，地方向中央的缴解即为进贡。欧洲封建领主所辖之
碉堡即为其政府，地下层即为监狱。（三）武士传统（warriortradition）：在这
种局面下不能文武分途，整个政府势必为世袭之军政府。
可是像明清这样的大帝国重文轻武、中央集权，所有的法制全国一律，皇帝向
全民抽税，凡有职能的官位不能遗传，除了皇位之外，能遗传之爵级则无实权。土
地可以自由买卖，社会流动性大，这种种特色正与上列封建情形完全相反。欧洲的
封建起于日耳曼民族之南侵，以其特有的部落组织与罗马帝国残余的传统合并而成
为一种实用的系统。惟其组织结构简单，缺乏弹性及可折冲之处，故无法担承变态，
才在人口增加、交通发达、货币流通的条件下，被新潮流扫荡无余。中国的专制政
府官僚系统自有它的缺点，然而在不开司法独立之门，不让商人过度抬头的条件下，
应付内部之变态，仍绰有余裕。即使遇着大规模之民变及异族入侵，最差的结果不
过是改换朝代，一切重来，用不着经常在社会上作本质的更革。由此可见东西体制
之不同有如霄壤，无从并为一途。
第二，《共产党宣言》里面说及“交换工具与商品的增加”（theincreasei
nmeansofexchangeandinmodities）也算是促成市民阶级社会的条件之一。
站在欧洲的立场，其所谓“交换工具”势必包括信用证件如汇票、提货单、保险单、
取款凭据等，也势必待到信用高度展开，海上的贸易与海事法庭的组织已有条理，
才能普遍有效。中国社会既没有将私人财产权固定（详下节），就不能与马恩所叙
相提并论。
不少中国作家将“商品经济”和“金融经济”对调使用，并且在使用这些名目
时，强调中国在同一时期内国民经济已现代化。可是读者务必认清：中国之使用货
币，历来较西欧为先。但其货币是以贱金属为之，不以大宗商业及远距离的商业作
经营之对象，与欧洲贵金属的货币实为两大系统。中国之行使纸币尤较西欧为前。
但是经过政府历代之滥发（亦即不顾私人财产权利，也为阻塞资本主义之展开的一
种障碍），以致信用紧缩，不能鼓励其普及化。中国在明末以来普遍使用碎银，但
白银供应有限，一般人复用以造器皿，作装饰，因之商业上的银根极紧，加以法制
未备，已存积之资本亦无从继续开放与扩充。又受血缘关系的累赘（详下节），其
情形也未可乐观。在这种种限制之下，所谓中国的“商品经济”及“金融经济”，
与“实物经济”与“自然经济”实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