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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磅大石块的重炮弩。
成吉思汗于公元1227年攻西夏时身故。他的帝国分作四部分：金帐汗国（Gold
enHorde）包括俄罗斯之大部疆域、莫斯科和基辅（Kiev）在内；波斯汗国所辖自
阿富汗边疆及于伊拉克边疆；另一汗国在两者之间而向东延伸，概括今日苏联中亚
地带与中国新疆，只有大可汗有权统辖以上三个汗国。他自己的领域北至蒙古沙漠
地带，南达中国海之海滨。当日这不过是一个憧憬中的远景，直到这世界上最伟大
的征服者死后50年，才成为事实。
根据成吉思汗的家法，大可汗由选举产生。忽必烈取得这地位并未经过这一程
序。他在公元1260年自称大可汗，在争夺名位时和他弟弟阿里不哥（Arik…Buga，元
人将此名译为阿里不哥有循儒家思想指斥其对兄长不忠顺之意）兵戎相见。获胜后，
他仍须对付中亚地区蒙古领袖所组织的联盟，他们是由从兄海都（Kaidu）率领，坚
称维持成吉思汗家法。迄至忽必烈在公元1294年逝世之日，两方冲突仍未停息。虽
说他本人征服南宋，可是也向西北用兵阻挡了游牧民族，使中国不受其蹂躏。只是
如此大可汗统领各汗国的权力也就名实俱亡了。在这方面忽必烈井不介意，他一心
专注于中国，企图垄断东亚。公元1271年，他在汉臣怂恿之下，创建了元朝。上章
已说及又八年，即1279年南宋的抵抗才全部摧毁，至此他才成为中国式天子。
远征日本
很多历史家一提到忽必烈，就想到他曾远征日本出师不利，因为这战役也产生
了日本“神风”的传说。元朝对日用兵两次。1274年的远征（当时南宋尚未完全灭
亡），朝鲜被用作跳板，联合舰队里利用了800艘大小船只，上载蒙古与朝鲜兵员2
5000人。在占领了沿岸几个小岛之后，他们在11月20日于九州博多湾登陆。日本
军在完成防御工事之后等展援军的来临。当天战事胜负未决，是夜会风扫境；当蒙
古人决心后撤时秩序大乱，据朝鲜方面的纪录所载，淹没于海中者达13000人。
公元1281年的远征已在南宋覆亡之后，兵力增大数倍。北方的进攻部队有蒙古
和朝鲜部队40000人，船只900艘，仍循第一次路线前进；南方军由宋降将范文虎率
领，有大小船只3500艘，载兵10万，由浙江舟山岛起航。规模之大，是当时历史上
所仅有，这纪录直到最后才被打破。
也和第一次远征一样，沿海的岛屿，不费力地占领，部队在博多湾登陆成功。
只是在两次战役之间，日本人已在海滩一带构筑了一线石墙，阻碍蒙古骑兵的行动，
于是远征军少有进展。战斗自6月持续到7月，仍无决定性的突破。8月间又有台风来
临，船舶覆没数百艘。海陆军将领连范文虎在内率领巨舰逃脱，淹没的军士难以计
数。陆上残存部队则被日军在滩头拘捕集体斩首。今日国多湾的“元冠冢”即显示
了“神风”的裁判。朝鲜方面称，损失数在参加者半数以上而略强，中国与蒙古的
死亡人数无纪录。日本方面的记载指出：蒙古轻骑兵不能发生力量，而中国军则装
备低劣，士气消沉。
日本人两次将忽必烈的来使斩首，又两次使其远征惨败，忽必烈极度的愤怒，
于是准备第三次远征，维持其声望。各项准备在二次失败之后不久开始进行，造船
的工作及于全中国沿海，北至朝鲜半岛，中经渤海湾及今日中国之东北，商船也被
征用，供应物品则大量地屯集，海上水手全被召募，甚至海盗囚犯也被宥免而予以
官职以便往日本戴罪图功。公元1285年由长江下游运往朝鲜之米100万石，表示大军
的出动在即，可是1286年初，一道出人意表之外的语令，将所有的准备全部放弃。
《元史》称“帝以日本孤远岛夷，重困民力，罢征日本，召阿八赤赴阙，仍散所顾
民船。”虽说所称符合情理，可是如此声张又自承以前之错误和目下弱点，忽必烈
发出这种指令时不能没有道义上的勇气。
蒙古武功的极致
从历史的眼光看来，蒙古人的挫败证明了在现代科技发展之前，极难使一陆上
强国同时也成为海上强国。要维持一个大舰队又要承当其损失，使付出之代价过于
庞大。因为海上冒险要强迫大量人民往与他们日常生活相反的方向进出。当准备第
三次远征时，忽必烈已感到绥靖安南和缅甸的棘手。公元1293年他再派兵渡海攻爪
哇，也没有达到期望的效果，远征军虽然登陆成功却在土人反攻时，受挫折死伤惨
重。这样看来在忽必烈的晚年，这世界历史中最伟大的陆上强国已到了它发展扩充
的极限。
中国人常说蒙古人在马背上得天下，也企图在马背上治理天下，这种批评有事
实的根据。可是要是说成吉思汗之子孙完全忽略经理上的问题，则与情况相左了。
比如说忽必烈就花费一生不少的时间。研究如何管理他辖下跨地极为广泛的大帝国。
他不仅受地缘政治的限制，也被当时代的情形拘束，以前各朝代留下来的碎片，无
法接收过来作为一个整体新秩序的零件。而他当时的间题又不容他好整以暇地创造
新系统，使它有持久的功效。
忽必烈晚年逐渐与中国儒臣疏远也是事实，此间有几个原因：宋朝覆亡之后遗
臣不降元，不时仍有谣传光复的情事；蒙古人阵容中也发生彼此勾心斗角的状态，
即可汗本人也要向臣下解释他所下的决心是出自本意，并未受中国人的摇布。除此
之外我们更要体会到蒙古之征服，确是以力伏人；而后面仍有地缘政治的问题，无
法仅以军事方案解决。
蒙古的统治
蒙古人人数过少，文化程度又低，除了保持着他们的军事精神与军事组织之外，
他们无法维持种族的面目。可是他们强悍的马术和日常生活的粗扩状态互为一体，
一有都有。所以在元军之中，他们构成一种优秀部队，在多种战役之中，发生决定
性的影响。其他非蒙古的游牧民族又为一系统，他们的部队称为“探马赤”，通常
发生第二层的功用。华北经过几百年契丹及女真人统治之后，其人民带混合性格，
虽说不能与蒙古军匹敌，但却较南宋人民坚强，元朝也将他们征集服役，在平服南
宋时发生了效用。蒙古人称之为“汉人”的，其实包括朝鲜人和其他各色人种。最
后南宋投降的军队井未解散，而依原建制收编在元军之内。元朝井且命令属于“军
籍”的户口通过遗传世代都属军籍，这样一来也就俨如社会上带遗传性的等级
（caste）了。
忽必烈本人没有种族主义者的征象，他只希望造成一种通过诸族之间的统治，
而不使蒙古人因人数过少而吃亏。可是他统治的期间未曾设法创造一种以文墨为主
中国式的文官官僚制度，他也未曾主持过一次文官考试。在他的教育系统内，蒙古
文的字母至少与汉字均等。而几无例外的，元政府里各单位的首长总是蒙古人。
元主对儒家学者以空洞的名目左右辩论深感厌倦，但他坚持各级官僚务必熟悉
文牍，可见得他注重技术上的细节，本人也身体力行。这样的着眼不仅只在忽必烈
在任期间如此，以后的继承人也同样注重。粗率看来，和以前各朝比较，这着眼应
当是一种主要的改革，同时蒙古人提出这样的改革也算得合于情理，因为他们的战
胜取功全凭武力，并没有任何道义上的成分在。
可是如此一来，他们便忽略了儒家政府潜在的基本原理。中国官僚政府诚然牵
累多而功效少，有时尚且有马虎塞责，又有以伪善作口头禅的倾向，可是它必须应
付成千上万的农民（他们是纳税人），所以政府必须清廉。传统中国对本人谦逊对
人礼让的作风，足使很多争端无法启齿，且社会体制基于血缘关系构成，又有法律
支撑，就用不着法理学上很多高深奥妙的原理，而牵涉到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了。
政府授权于各家族，让他们教训管束自己的子弟，于是衙门减轻了本身的任务；各
官僚在诗歌和哲学上才力充沛，也明知道他们的工作无须全部确凿切实，即司法也
离不开相对的成分。由于他们不对各地区特殊的情形认真，所以他们总是可以用最
低度的共通因素作为适用于全国的标准，因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