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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代采取以上诸步骤并不适合于大局。
李隆基长期御宇的时间内，边防有了改组。表面上看来，全国防线有兵员近50
万人，马8万匹。向前方供应的谷米和布匹也有了增进。但是从文件上互相矛盾的情
形看来，前方实情与送达国都西安的报告已产生了很大的出入，因此以上数字是否
确实至为可疑。当中更令人怀疑的则是：纵使上述人力物力全照所述分派，其防御
线上各点分割而固结，在很多地方，仍难于对付游牧民族机动的骑兵。
当安禄山成为问题的时候，国防线之东北角成为高丽人、契丹人和另一种突厥
语系的奚人（Tatabi）进出的场所，当地人口五花八门，情况则带流动性。经济发
展的情形尚缺乏官方的调查，遑论由政府管制。各地方的将领只能相机地使其麾下
得到必要的供应，通常与附近的部落民族打交道以达到目的。像安禄山这样的人物，
既通数种语言而又机警，实为宫里亟待借重管理边区的人才。事实上安也不是唯一
的蕃将。并且在安禄山叛变敉平之后，唐朝仍继续使用这样少数民族的将领。有了
这些事实作背景，我们不难断言安禄山白手起家．以对朝廷之忠顺作代价鬻得节度
使的官职。他对西安的孝顺包括对皇帝本身的奉献，可以证明此语非虚。
当然这和朝代初年相比，不是一种令人振奋的气象。试想当初均田制已实施有
时，府兵也能达成任务，全国表现一种粗线条，却又实在的派头。当大唐帝国的威
信为远近慑服之际，只要让所征之兵开赴前方边镇，已足使好战的部落不敢不三思
而后行。
于今则除了庞大的军事预算之外，边防将领又从佣兵出身，他们的任务职业化，
如此一来，全部发展和文官组织大相径庭。而后者仍是坚决的站在平衡与对称的立
场，虽说因着局势之变化，文官组织内的成员也早已经有了各色各样的冲突与倾轧。
朝代的弱点全部暴露
安禄山的兴起只能掀动两方的矛盾。因为他被视为有才干，更被赋予独断的权
力，至此他也就更无可取代，于是一切发展成螺旋型。当他的辖区与权力相继扩充
时．皇帝也给安各种恩遇，又让他在西安建立一座堂皇的邸寓。史家称玄宗李隆基
甚至要安称自己为父，杨贵妃为母。可是后者之从兄杨国忠一口咬定安禄山迟早必
反。逻辑上这不能说是估计得不正确；然则既无适当的对策，只是这样说来说去，
也将逼得安禄山不得不反。最后他采取这步骤时，即以“清君侧”为名。结果则是
朝代所隐蓄的各种弱点一朝暴露。所谓内陆的商业繁华，实际上，南方向西安所输
出无非消耗品，只因此而使该地区赚回分纳于国都赋税的一部分。货物之流通从未
两方来往，因此军事行动之打扰商业，就无从引起群众之反动（要是商业之进出影
响到大批人民之生计，则激动之余，他们也不会对这样的军事行动等闲视之了。所
谓京军不过宫廷里的仪仗部队。临时雇兵，只招募得一些市井无业游民，无意于战
斗。对付反叛的军队，政府方面更因着政治之需，牺牲战略上的考虑。第二个夏天，
西安被威胁，于是皇帝、他所宠爱的妃子，及她任宰相的从兄和一大群皇子王孙所
谓六宫者，仆仆道途向四川方向避难。出部门不及百英里，护驾的军士叛变，他们
先杀死杨国忠，次要将杨贵妃赐死，玄宗李隆基别无他法．只好让她被缢死。这位
忧虑满怀的君王到四川的伤心旅程，表现着国都与农村两端之间缺乏实质的联系。
玄宗和护驾军士的对话，证实了我们的观点：唐朝的帝制，可算是一种极权的产物，
只是它的基础无非儒教之纪律。当这纪律败坏时，此极权也无法维持。
安禄山的叛变被敉平，他的儿子安庆绪和其他番将的变乱也终被解决。可是唐
代朝廷从此未再重新掌握到过去所把持的中央威势。在剿荡以上叛变的时候，政府
不能不倚重边区的杂牌队伍，有的算是中国人，有的则属于少数民族。实际这也是
在小处一再隐忍妥协，而将问题延搁。只是安禄山和他的效尤者也无能力，甚至缺
乏组织上的逻辑去推翻李唐政权，或者统一北方。唐代的后期可说生存在一种不稳
的平衡之中。
唐朝组织的基本法包括均田制，跟随着而来的租庸调税制和府兵并未明令废止，
只是任之用进而废退。公元780年总算产生了一项新法规。所谓“两税”从现有的土
地持有人手上征收，而放弃了有名无实的均田人户。这办法没有全国标准，中央政
府不过将数额分配于各道（较以后之省为小，较州为大），责成地方官作内部分配。
实际上全国三分之一的道，大多数在北方，从未缴税于中央。即是南方，缴纳的品
物也采取一种进贡的形式，主要在使地方首长得到中枢的借重，而算不上执行国家
权责。
不稳定的平衡
地方上各自为政的情形与以后150年共始终。可是这与第二帝国成立之前的分裂
局面不同。华族大姓与上述的发展全不相关，舞台上主要的人物为军人，可是也没
有继续不断的战事。叙述这段历史时，我们可以参考赖孝和（EdwinReischauer）
教授所说：“此中的情节必有相对性。”唐初的壮丽繁华经过夸张的铺陈；说到后
期的凋零和败坏也可能说得过度。事实上地方分权也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看。譬如
说成德镇下辖4州，在今日河北之东南，即始终由同一个王家掌握超过100年，这就
不是不稳定的征象了。魏博镇的何进滔于公元829年由军人推戴才由中央承认任节度
使，下辖7州跨于今日河北河南之间。传统历史也说他深得民心，是以能将职位传至
子孙。这种发展证实了一个亘古不变的一般原则：谁有能力征税，谁就能掌握税收
所及的地区。这时候管理注重地方上的特殊情形，以代替由一种抽象观念组成的大
帝国，其管制的范围缩小，行政的效率必较前提高。
可是一个孱弱的中央，也有它的缺点。公元763年吐蕃入寇，在西安市掠夺；7
65年他们又和回纥在郊外集结，准备再来一次洗劫。唐将郭子仪时年70，不顾本身
危险，单骑无武装地来到回纥阵营之前。过去他曾率领唐帝国的少数民族部队，这
次他也获得成功，他以口语重申中国天子“天可汗”的地位，使回纥首领再度罗拜
称臣。回纥既已归服，吐蕃被孤立，只好拔营离去。在这情形之下，郭子仪个人的
英勇受到崇拜，可是他的壮举与盛唐的情形比较已是今不如昔。试想初唐帝国借着
一个异民族的力量压倒另一个，把自己的权威扩充到一千英里以上的国界边境外去，
这已是无可比拟了。事实上自安禄山叛变之后，黄河上游以西的地区已永远被吐蕃
占据，边境冲突也经常发生。787年的谈判失败之后，吐蕃部队俘获了一万多中国人
交付与其部落为奴。当通过一段峡谷之前，这些吐蕃人让俘虏东向父母之乡辞别，
史籍上提及有好几百人哭昏过去，也有不少人跳崖。唐朝又以和亲政策让家公主嫁
与回纥酋领（如肃宗李亨之女宁国公主，宪宗李纯之女太和公主）。这几位年轻女
人在胡人毳幔之下别唐使“悲啼眷慕”的事迹，至今读来令人心折。
黄巢与民变
9世纪内大规模的民变出现，当中最著名的乃是黄巢。虽说他的故事经过再三的
讨论，我们对他的身世仍无定论。《旧唐书》和《新唐书》里面的两篇“黄巢传”，
就有很大的出入。两传同叙他以贩盐为业，一传把他说得声望低微，好像走私负贩
的模样；另一传则说他家里世代经营，颇雄于赀。这中间的差异，显示其中详情可
能永为读者之谜。公元875年，黄巢响应另一个流寇运动，从此被人注意。当日中央
的力量衰弱，地方政权又缺乏各单位间协定才使他坐大。虽然一再受创，他也仍然
能够卷土重来。他从华中向东南移动时，揭橥打破官僚的贪污无能为标榜，一面收
容匪盗；一面感化官兵。公元879年他入广州，至此已集结50万人。可是他也在此间
遇挫。他原希望朝廷招安，让他为广州节度使，此计未成，加以军中疫疾流行。一
种阿拉伯文的资料说他在广州屠杀12万回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