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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历史可以从汉代的覆亡叙起。其原因曾被追究于宦官掌权、黄巾叛民的暴
动，和无纪律之边军被召入京，然而实际上，全面内战展开时，宦官已被整肃，黄
巾贼已被剿平，而边军亦已不再成为问题。晋朝情形亦复如是。最初问题之发生，
咎在皇后贾氏，据说她心肠毒辣，又爱虚荣，有些历史家尚且说她黑而奇丑。因为
她与皇太后争权又要废太子（非贾后所生）才引起皇室各王的干涉。晋朝的习惯，
各皇子称王，内为朝臣，外拿兵符。不过当争端延及各地区时，皇后已被弑，以前
各种冤屈都已平反，而战事依然方兴未艾，动则使几十万的官兵卷入，这就很难再
称其为宫闱间纠纷的后果，而认为咎在女人的虚荣与嫉妒了。
现代学者引用“经济枢纽区域”（KeyEconomicAreas）的说法，企图将长期
分裂的局面，作比较深切的解释。他们认为好几个出产粮食的大地区，内部的交往
深，需要外界的接触少，于是地方政府因此逐渐脱离中央的掌握。这种说法，有它
的优点。从曹操之不能征服南方的两个国家看来，和东晋在淝水一战足以击退来犯
之优势敌军的事迹看来，经济枢纽区域好像确有其事。可是这和晋朝一度统一的情
形对证，就不相符合了。即算地缘政治里有阻碍统一的因素，仍可以军事行动克服。
以后晋朝的内战更使这个说法文不对题。当时战事波及的地方全在国都附近，南方
照理应当鞭长莫及，此刻却反而平静无事。
在找不到更好的解说之际，我们不能不对传统所谓兼并之说再加斟酌。土地的
占有，在中国历史上确实影响极深。大多数的小自耕农作为当兵纳税的基础，其公
平的因素不说，确是在中国乡村中，先摆下了简单和均匀的基础，便利于官僚组织
的管制。当时汉朝提倡孝与廉（不仅是做官的廉洁，而且是在对人处世时对财物一
体谦让），显见得朝廷借重文教上的凝聚力而无意增进经理上的繁复。这种组织与
结构极容易被土地集中所破坏。读者此时必须体会到，在农村之中应付税的户数极
难隐匿，可是户内所领土地亩数和人口的口数包括雇工和奴工，则可以出入。如果
实际上户数减少，税收必随着短绌。以后政府所能供应的服务，有如济贫、地方自
卫和水利等等，也必为之减缩。并且地方士绅力量的伸张亦必影响到地方政府的性
格。专制政府的体制，皇权由上而下，全国一致，要是地方士绅开始自作主张，即
带有一种修正性质。从以上各长所述，可知后汉地方政府的凌夷，巳产生各种不稳
状况。
当曹家取汉而代之和司马家取魏而代之的关头，立即崩溃的危机暂时平安度过，
可是其基本原因并未排除。当日不平稳的局势可自各种诏令上看出：有名的“魏武
三诏令”（曹操为丞相时所颁发）求才，内中称有才的不必有德，只要有治国用兵
之术，即算不仁不孝仍当拨用（地方士绅通常以仁义自居）。晋朝则颁布占田法，
企图限制各家室拥用土地数额。两种方案都在企图脱离士绅的羁绊。可是魏去晋来，
两方都没有达到重建中央集权体系的目的，当日华北表面的平静，全靠强而有力的
创业之主暂时压制，始能一时维持原状，他们一不在位，宫廷里稍有纠纷，即引起
地方上各种无从管制之因素乘机蠢动。皇子之称王者更将事体扩大，以致武装冲突
绵延各州，历时16年（公元291一306年）。其作战无秩序，阵容纷乱，无确切之目
标，凡此均显示社会组织已大规模的全面崩坏。
文化融合无功引起五胡乱华
在这16年的后段，有了所谓蛮夷戎狄的投入，这也需要一段解释。首先参加的
是刘渊，他是汉人和匈奴混血。他在公元304年于长城之内起事，20天之内即聚众5
万。刘渊曾任晋朝五部大都督（匈奴有五部），亦即奉命督导匈奴人众。这背景使
他容易号召国防线的匈奴部落，而有些匈奴兵马早已编入边军之内。其他异民族分
子，包括汉人家中佃农和奴工，较刘渊迟12年称帝的石勒，年轻时即被贩为奴。整
个游牧民族的部落入寇也起于此时。可是综合起来看，仍是汉朝制度注重文化上的
融合以代替有力量的政府，这种制度解体，才引起少数民族参加其中的混战。若说
夷人主动的汹涌而入主中国则与事实相左。
可是少数民族擅长的是骑兵战术，在内战时，其影响非不严重。当骚扰普遍化
时，各处村落组织自卫武力，筑坞壁自保，其成例已在黄巾叛变时开始，及至公元
4世纪，已构成华北的普通现象。大概在公元350年左右，山西北边有设防的村落三
百余，包括“胡、晋”人口十余万户。公元400年前后，关中有堡壁3000所，他们推
戴统主，相率结盟。其下层基本组织或许只有少数村落，可是一个大单位能包括10
万户，胡汉人口混杂在内。有力之宗族为这种地方自卫组织骨干，他们拥有精兵，
显然有贵族的气派。假使这种趋势任之发展，新型封建可在中国出现，中国此后几
百年的历史也可能与日本之中古史相类似。只是在一个广大的地区执行流动的战术，
作战时又有大部队参与，终使局势朝不同的方向发展。
在这期间内，主要的战斗通常牵涉到25万人以上，步兵与骑兵的比率不少于3比
l。因为需要人员，当日胡人君临的短命朝代，经常侵凌地方土绅所组织的自卫团体：
或者派遣监督取得其行政权，或者指令其盟主强索人员与补给。两种方式同样的侵
犯其地方自治的权益。
中国在公元4世纪及5世纪因此陷于历史上的最低点。皇室着重于各人自我约束、
对人谦让的文治，至此已无法施展。另外一种出处则是地方自治，以资产作基础，
将士绅所掌握的地主威权合理化而成庄园制度（manorialism），而这出路也被阻绝。
且当小朝廷派遣监督到各结壁为盟的单位里去时，又不改组其下层组织，所以以小
自耕农为主体以便于官僚组织统治的中央集权也无法恢复。当时人失望之余．只好
以“五胡”配上一个“十六国”，强调其负面因素，殊不知破镜终能重圆，假以时
日，中国残破的帝国仍能恢复原状，而且发扬光大，不过需要一段长时间而已。
中国大历史 第八章 历史向侧面进出
在传统史家笔下，魏晋南北朝时期无道昏君之多，可说是空前绝后。然而与其
说这是皇室品质恶化的结果，毋宁说是反映了这时代国家体制的脆弱。面对如此长
期的动乱不安，历来做为社会纲纪的儒家思想，已无法满足人心的需求；而新近传
入的佛教，却适时提供了饱受苦难的人们精神慰藉，使佛教一时大为盛行，深深影
响此后千百年的中国。
大多数的中国人相信宇宙经常处在一种和谐的状态中。要是当中有何差错，一
定有负咎的人在。在魏晋南北朝的分裂期间，其坏人则为曹操。即钱穆先生——可
能是将中国写历史的传统承前接后带到现代的首屈一指的大师，也仍然没有宽恕曹
操的篡窃。其理由不难理解：在君主专制时代，自然法规总是由上至下的通行，如
果君主称自己承昊天之明命，即只有他能表彰宇宙至高的道德与智慧。但事实上，
下层的详情无法得知。而在广大的国土内，很多相冲突的利害也不见得可以调和。
可是皇帝有了御殿里龙椅上的神秘色彩，就成为一个说话算数的仲裁者，他所期待
于读书明理之百官的，不过是一种带强迫的信仰，要是他们都保持着自我抑制和对
人谦让的信条，那么不怕任何冲突不得解决，也没有技术上的困难不能排除。曹操
的罪过，不仅在于他以粗蛮的办法去解决实际的问题，井且在于他公开道说，有意
凿穿众所公信的神话。据说他曾称：“若天命在吾，吾其为周文王矣。”所称文王
即为西伯，他虽拥有广大的地区仍继续向商君称臣，待他的儿子武王才正式取商而
代之。当曹操于公元220年去世时，他的儿子曹丕也不再耽搁，立即贯彻父志宣布魏
朝的成立，而强迫汉朝的最后一个皇帝行禅让礼，于是天命有了正式的接收交代。
45年之后司马家如法炮制。司马昭有了皇帝的权威而无其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