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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的！我们这种人从前叫县干部，现在叫区干部。”舒尔迦苦笑了一声。“我周围有许多新的工作人员升上来，还有许多是我的同伴，跟我一样的区干部，升了上去，可是我还拉着那辆旧车。并且习惯了老一套！连我自己都不知道我是在什么时候开始的，可是我习惯了。而习惯了——这就是说落后了……”
舒尔迦的声音突然停止，他激动得用两只大手捧住了头。
瓦尔柯懂得，舒尔迦是在临死前洗涤自己的灵魂，现在既不能责备他，也不能为他辩白，所以只是默默地听着。
“对我们来说，什么东西可算是世界上最宝贵的东西，值得我们为它生活、为它劳动和牺牲呢？”舒尔迦又开口了。
“这就是我们的人，人！世界上还有什么比我们的人更美好的呢？为了我们的国家，为了人民的事业，他们肩负起多少的劳动和苦难！在国内战争时期，他们的定量是八分之一磅的面包，但是他们并不抱怨。他们排队等待去从事重建工作。他们宁愿穿得破破烂烂，也不肯拿自己首创的苏维埃制度去换衣着用品。在这次卫国战争中，他们心甘情愿地、满怀豪情地献出自己的头颅，承担任何的苦难和劳动——连孩子们也挑起这副担子，更不必说妇女了。这些都是我们的人，像你我一样的人。我们都是来自普通人民，所有我们最优秀、最聪明、最有才华和最有名望的人都是来自普通人民！我不用对你说，我一生都是为他们出力……我们这里的情形你是知道的：你老在这些工作里面打转，工作都是最重要、最迫切的，可是渐渐地你已经不能觉察，事物是按照自己的方式发展，人是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唉，安德烈！我从李莎·雷巴洛娃家里出来的时候，看见那儿有三个青年和一个姑娘，我猜想两个是她的儿女，还有两个是他们的同学……安德烈！你不知道他们有着怎样的眼睛啊！他们是怎样地望了我一眼！有一天夜里我在这儿牢房里醒来，突然浑身发抖。共青团员！一定是共青团员！我怎么会不理会他们？怎么会有这种情形？这是为什么呢？我知道是为什么。区里的共青团员们不知有多少次来找我：‘马特维叔叔，给青年们做一次报告吧，讲讲收割、播种的情形，讲讲我们区的发展计划，或者讲讲州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情况，可讲的题目多得很。’可是我对他们说：‘我没有时间，你们是共青团员，你们自己去想办法吧！’有时实在推不掉，只好答应，可是后来做这次报告可费劲啦！你明白，这儿要向州土地部汇报，那儿又有协作和划界的例会，而这儿还要赶到矿山管理处主任家里去，哪怕待一个小时也行，——你瞧，他已经五十岁了，可是他的小男孩刚过周岁，他对这件事非常得意，所以就像过命名日和办受洗礼宴一样，——你不去，他会见怪——于是你一天到晚就忙这些，事先没有准备就跑去给其青团员做报告。脑子里记得什么就说什么，左一个‘整个说来’，右一个‘整个说来’，你挖空心思胡吹一通，连自己都听不下去，更不用说青年人了。啊，真丢人！”舒尔迦突然说，他的大脸涨得发紫，他把脸藏在手掌里。“他们希望听你说些教导他们应该怎样生活的良言，可是你却给他们‘整个说来’、‘整个说来’……谁是我们青年的第一个教育者？教师。教师！这个词是多么了不起啊！……我们都是教区学校毕业的，你大概比我早毕业五年，不过你一定也记得我们的教师尼柯拉·彼得罗维奇吧。他在我们的矿上教书教了十五六年，最后因为肺病去世。我到现在还记得，他讲给我们听，宇宙——太阳、地球和行星——是怎样形成的，也许他是第一个动摇了我们对上帝的信仰、打开我们的眼睛去观察宇宙的人……教师！说起来很容易！在每个孩子都可以受教育的我们的国家里，教师——这是最重要的人。我们的孩子的未来，我们的人民的未来，都掌握在教师手里，都在他的宝贵的心里。在街上看见教师，在五十米之外就应该向他脱帽致敬。可是我呢？……想起来也惭愧：我们这里每年都发生修理校舍的问题、取暖的问题，校长们在办公室门口抓住我，钉着我要木料，要砖头，要石灰，要煤。可是我老是开句玩笑敷衍了事，说什么不是我的事情，让区里去办吧。你知道，我并不认为这样做是可耻的。我的想法非常简单：采煤的计划完成了，粮食收购的任务超额完成了，秋耕地翻过了，肉类上交了，羊毛上交了，给州委书记的贺信也发出去了，——现在你们别来麻烦我了。这难道不是真的吗？……这我是很晚很晚才懂得的，可是懂得之后，我心里到底舒服些。我自己到底是个什么人呢？”舒尔迦带着善良、羞怯、负疚的笑容说。“我是人民的血肉，我来自他们的底层，我是他们的儿子和公仆。早在一九一七年，听了列昂尼德·雷巴洛夫的话我就懂得，除了为人民服务以外，没有更高的幸福。也是从那时开始，我成了共产党员。你记得我们那时候的地下工作和游击斗争吗？我们这批一字不识的父母的孩子是从哪里找到这种精神力量和勇气来抵挡并且战胜德国占领者和白党的呢？那时候，我们以为战胜他们是最困难的事，以后就可以轻松些。哪知道最困难的事却在后头。你记得吗，贫农委员会、余粮收集制、富农匪帮、马赫诺匪帮，突然，这些都完了！来了新经济政策！你去学做生意吧。啊？好吧，我们就开始做生意，而且也学会了！”
“你记得我们是怎样恢复矿井的吗？”瓦尔柯突然非常兴奋地说，“那时候我刚巧复员回来，他们就提拔我，让我做现在已经采空了的那个老掉牙的矿井的井长。真够呛。哎哟哟！……一点业务工作的经验都没有，专家怠工，机器停转，没有电，银行不贷款，没有钱给工人发工资，列宁却发来一封一封的电报——送煤来啊，救救莫斯科和彼得格勒！对我说来，这些电报就像是神圣的召唤。我早就看见过列宁，就像现在看见你这样，那还是在十月革命时期的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上。那时我还是一个刚从前线回来的士兵。我记得，我走到他跟前，用手摸摸他，因为我不相信这是像我一样的血肉之躯……好吧，我把煤送去了！”
“是啊，不错……”舒尔迦高兴地说，“那几年咱们这些县干部或是区干部挑过多少重担啊！我们不知碰到多少麻烦！从苏维埃政权成立以来，有谁像咱们区干部那样挨过那么多的骂！所有苏维埃政权的工作人员，不论是从前的和现在的，大概谁也没有像我们那样老是挨训！”舒尔迦说时脸上带着幸福的表情。
“是啊，要说挨训的话，我想我们经济工作人员不见得比你们少。”瓦尔柯带着苦笑说。
“不，不错，”舒尔迦用充满热情的声音说，“不管我把自己骂得多厉害，还是应该给咱们这批区干部立一块纪念碑。我开口闭口老是说——计划、计划……可是你倒试试看，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像钟表一样，千百万公顷的土地要耕种，麦子要收割，要脱粒，要交给国家，要按照劳动日分配。还要磨面粉，还有甜菜、葵花子、羊毛、肉类缴售，还要发展牲畜，还要修理拖拉机和我们的全部技术设备，这种设备全世界都没有，他们连做梦都没有见过！……要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穿得好，吃得好，饭后还要来一杯加糖的茶。咱们这批热心的区干部就这样马不停蹄地忙碌着。为的是满足人们的这种需要。可以说，咱们这批区干部在粮食和原料方面是把整个卫国战争都背在肩上了……”
“那么经济工作人员呢？！”瓦尔柯又是愤愤不平同时又非常兴奋地说。“对啦，如果要为什么人立纪念碑，就该为他们立！如果说有人背负过第一个和第二个五年计划，现在又背负着整个卫国战争，那就是他们！难道不对吗？在农村里那算什么计划？在工业方面才是计划呢！在农村里哪谈得上什么速度？在工业方面才谈得上速度！我们学会了建设什么样的工厂啊！又干净，又精致，像钟表一样！还有我们的矿井呢？资本家的矿井，有哪一个能比得上我们的新一号井？那真叫是宝贝！他们那些资本家已经习惯了享现成福。可是我们要讲速度，要大规模地建设，所以永远很紧张：工作人手不够，建筑材料不够，运输工具落后，大大小小的困难不知有多少，可是我们仍旧不断地前进。不，我们的经济工作人员——这是巨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