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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的故乡沃罗涅什州的奥斯特罗果日斯克区，是一个出名的最有钱有势的人。他用本人的名义和通过别人出面的方法，占有三座庄园和两个面粉厂，还拥有两架马拉收割机、大批耕犁、两架簸谷机、一架脱粒机、十来匹马、六头牛、一座占地几俄亩①的果园、一个有一百箱蜜蜂的养蜂场，除了经常给他干活的四个雇农以外，他还能逐渐使用好几个乡的农民的劳力，因为在这几个乡里有许多人在物质上都要依靠他——
①一俄亩合一·○九二公顷，约合十六市亩。
伊格纳特·福明在革命前也很富有，但是更富有的是他的两个哥哥，特别是继承父亲产业的大哥。伊格纳特·福明最小，在一九一四年大战前结了婚，父亲就分了一笔财产给他，让他独立门户，所以他很生父亲的气。但是革命后，福明从德国前线回来，就非常巧妙地利用自己表面的贫穷，装做是一个受旧政权欺侮的人，他说自己不仅没有财产，赞成革命，而且对革命的敌人决不宽恕，他就以这样的身分混进村里从贫农委员会起的各种苏维埃政权机关和社会机构。福明利用这些政权机关，再抓住他两个哥哥也像他一样确实是富有而且憎恨苏维埃政权的事实，使大哥和二哥先后遭到审讯和流放，然后侵占了他们的财产，撵走他们的家属，让她们拖儿带女去讨饭度日。他毫不可怜这些幼小的孩子，主要是因为他自己没有孩子而且也不会有孩子。这样，在区里他就恢复了原状。在一九三○年以前，他虽然拥有这些财富，政府机关的好多代表却认为他是苏维埃土地上的特殊现象——
富有，但又完全是自己人，就是所谓开明老板。
但是他势力所及的那几个乡的农民都知道，这是一个残忍无比的吸血富农，十分可怕。所以当一九三○年集体农庄开始建立，人民在政府的支持下开始剥夺富农的财产的时候，当时还用自己原来姓名的福明也遭到了人民复仇的浪涛的冲击。福明被剥夺掉一切，被判放逐到北方，但是地方当局看他是个有名的人，而且似乎很老实，在放逐以前并没有把他拘禁起来。福明便靠看妻子的帮助，在一个夜晚打死了村苏维埃主席和村支书，——在那些日子里，主席和支书都不住在自己家里，而是住在村苏维埃的办公室里。在福明窥伺他们的这天夜里，他们出去做客，喝得酩酊大醉地回来。福明打死了他们，带着老婆先逃到李斯基，然后再逃到顿河罗斯托夫，他在那边有可靠的自己人。
到了罗斯托夫，他买了几张有铁路工厂工人伊格纳特·谢苗诺维奇·福明名字的证件，这些证件上表扬他是一个有功的工人。他给他老婆也弄到了适当的证件。这样，他就在顿巴斯出现了，因为他知道那边人手非常缺，不会追究他的来历。
他坚信他迟早总会等到出头的日子，可是他暂时给自己规定了一条明确的行动方针。首先他知道他得好好地劳动：第一，因为这样有利于他隐瞒身分；第二，凭他那套熟练的技术和本领，好好地劳动可以使他得到富裕的生活；第三，因为他过去尽管非常富有，他还是养成了劳动的习惯。此外，他拿定主意不要表现得太突出，不要参加社会活动，对上级要顺从，还有，千万不要批评任何人。
久而久之，这个隐姓埋名的人就成了一个受当局重视的人，他们认为他不仅是一个勤恳诚实的工人，而且非常谦虚，纪律性很强。他有足够的自制力毫不改变他的这条行动方针，甚至到德军逼近伏罗希洛夫格勒时还是如此。但是他毫不怀疑德国人一定会到来。只有在别人问他，如果德国人来了，他肯不肯把他的房子让地下组织使用的时候，他才突然被那样强烈的幸灾乐祸的感情和可以复仇的喜悦所控制，险些露出了马脚。
就连舒尔迦非常欢喜的这件事，——福明在家里也穿着上装、打着领带、带着怀表，——也并不是因为福明十分注意整洁（他平时虽然也像所有的工人一样，穿得干干净净，但是只穿普通的家常便服），而是因为他时刻在等待德国人来临，为了博得德国人的欢心，就从箱子里取出了他最好的行头。
在斯塔庆柯先去晋见勃柳克纳宪兵站长，再去见巴尔德副宪兵站长的时候，舒尔迦就躺在那个营房里另外半边的一间又小又暗的单人牢房里，他遭到毒打，浑身是血。
营房的这一半是几间禁闭室，当中有一条窄走廊，通向民警局办公室的走廊。在过去，这半边是克拉斯诺顿唯一的拘留所。
“新秩序”，秩序①，就在于：拘留所的几个单人牢房和普通牢房里现在都挤满了男女老少。这里面有城里人和来自哥萨克村镇的人，他们因为被怀疑为苏维埃工作人员、游击队员、共产党员、共青团员而遭拘捕；有人因为言语或行动侮辱了德国的荣誉，有人因为隐瞒自己的犹太血统，有人因为没有证件，或是仅仅因为他们是人而被拘捕——
①原文为德语。
几乎不给这些人吃的，不但不让放风，连大小便也不准出来。牢房里恶臭难闻，营房里早已霉烂的旧地板上污秽不堪，浸透了尿和血。
不管所有的牢房是怎么挤，马特维·舒尔迦或是叶夫多金·奥斯塔普楚克——他被捕时用的名字——仍旧被单独关着。
在被捕的时候，他就被打得遍体鳞伤，——他抵抗，他力大无比，使德国人很久制服不了他。后来，到了监狱里，勃柳克纳宪兵站长、巴尔德副宪兵站长、逮捕他的党卫队分队长芬庞、“警察队长”索里柯夫斯基和德国“警察”福明都打过他，他们希望趁他神志没有清醒以前就立刻摧毁他的意志。但是如果在正常状态下都不能从舒尔迦那里探出一点口风，那么，当他处在残酷的斗争中，就更不可能从他那里探听出什么来了。
他是那样地强壮，即使现在到了遍体鳞伤和浑身血污的地步，他躺着也不是因为筋疲力尽，而是强迫自己躺着休息一下。假如他再被带去审讯，他一定还能全力以赴地去斗争。他的脸火辣辣地发痛，一只眼睛被打出血，肿了起来。一支胳臂被芬庞分队长用铁棒在手腕上部打了一下，万分疼痛。舒尔迦一想到德国人在什么地方也同样折磨着他的妻子和他的孩子，由于他舒尔迦的缘故折磨着他们，可是他却毫无指望去搭救他们，他的心都要碎了。
但是比肉体痛苦和这种精神折磨使他更感痛苦的是，他想到自己没有履行职责就落进了敌人的魔掌，而且还是咎由自取。
在他的处境下，他似乎可以自然而然地为自己开脱，说他的失败并不怨他，而是因为别人把不可靠的接头地点给了他，——这种想法仅仅在他刚刚被捕的时候钻进过他的头脑，但是立刻就被他抛开了，认为这是对弱者的虚假的安慰。
凭他自己的生活经验，他知道任何社会活动的成功都必须依靠许多人，尽管在这些人里面会有人对自己这部分工作执行不力或者甚至会犯错误。但是既然被派到非常的环境中去做非常的工作而又没有把工作做好，那只有精神懦弱的可怜虫才会埋怨这是别人的过错。纯洁的内心的呼声告诉他，因为他是一个特殊的人，有着过去的地下工作的经验，所以才被选拔出来担任这个非常环境中的非常工作，希望他能运用他的意志、经验和组织才能去克服种种危险、困难、艰苦、障碍，并纠正与这个工作有关的别人的错误。这就是舒尔迦在他的失败中不能埋怨别人也没有埋怨别人的缘故。他意识到他不仅是个人失败了，而且也履行不了自己的职责。这种想法折磨着他的灵魂，比任何别的痛苦都更为可怕、更为痛心。
不肯缄默的、正直的内心的声音提醒他，他总有什么地方、什么事情做得不对。他痛苦地一再在自己的脑海里回忆他跟普罗庆柯和刘季柯夫分手后他所说和所做的一切详情细节，但是他找不出自己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有什么事情做得不对。
舒尔迦以前和刘季柯夫根本不认识，可是现在却不断地为他担心，特别是因为交给他们两人的工作能否完成，现在完全要靠刘季柯夫了。但是在可怕的磨难中，在难忍的烦恼中，他的心却更经常地怀念他们共同的领导人和他个人的朋友普罗庆柯，并且问道：
“你在哪里，伊凡·费奥多罗维奇？你怎么样？你活着吗？你是在打击该死的敌人吗？你能胜过他们吗？你的妙计能超过他们吗？会不会你也像我一样，你的灵魂也在受着煎熬？或是乌鸦已经在草原上啄食你的快乐的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