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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看看他，好在他的女房东那里没有德国人。”柯里亚舅舅说。
维克多·裴斯特利诺夫是个青年工程师，是柯里亚舅舅的同事和朋友，他用一个不寻常的消息来迎接他们：
“你们听到没有？斯塔庆柯被任命为市长了！”他恶狠狠地把嘴一咧，高声叫道。
“哪个斯塔庆柯？计划处主任吗？”连柯里亚舅舅都吃了一惊。
“就是他。”
“别开玩笑！”
“谁有工夫开玩笑。”
“不过那是不可能的！他这个人性情平和，办事勤快，一辈子没有得罪过别人……”
“就是那个性情平和、一辈子没有触犯过别人的斯塔庆柯；随便哪一次宴会，哪一次打牌，都少不了他；大家都说他：这个人是自己人，这是个大大的好人，这个人很可爱，这个人真讨人欢喜，这个人做事很有分寸。’就是这个斯塔庆柯当了我们的市长。”维克多·裴斯特利诺夫像刺刀那样又细又尖，瘦骨嶙峋，他说着说着，不由全身翻腾着怒火，恨得唾沫四溅。
“真的，让我们来冷静地想一想，”柯里亚舅舅还是不肯相信，“在工程师里面，没有一次请客不请他，我自己就不知跟他干过多少杯伏特加！我从来没有听他说过什么越轨的话，一般地说，我没有听他粗声粗气地说过一句话……即使他有点什么历史问题，大家对他的底细也很清楚：他父亲是个小官吏，可是他本人却从没有牵连进什么案件……”
“我也跟他喝过伏特加！可是现在他却会因为跟我们有交情，首先把我们抓起来，要么就给他做事，要么就……”裴斯特利诺夫用细长的手指朝天花板上做了个打活结的手势。
“这个讨人欢喜的人，你可没料到吧！”
他们没有去注意一直没有开口的奥列格，心里还难受了半天：他们认识多年，博得大家好感的这个人，怎么会一变而为德国人手下的市长呢。最简单的解释是：德国人对斯塔庆柯以死相威胁，叫他出任市长。但是敌人为什么偏偏会选中斯塔庆柯呢？过了一会，内心的声音，在生活中最可怕的关键时刻确定人的行动的内心深处的纯洁的心声告诉他们：如果选中他们这些普通的、平常的苏联工程师的话，他们是宁死也不肯堕落到这种地步的。
不，显然问题并不这样简单，斯塔庆柯并非仅仅是在死的威胁下才同意做市长的，面对着这个令人不解的现象，他们只能一次又一次地说：
“斯塔庆柯！真是怪事！……不，真是难以想象！请问，那还有什么人可以相信呢？”
于是他们只好耸耸肩膀，摊开双手。
第28章
斯塔庆柯是克拉斯诺顿煤业联合公司计划处主任，年纪还不老，大约在四十五岁到五十岁之间。他的确是革命前在消费税务局里干差事的一个小官吏的儿子，的确从来“没有牵连进”什么案件。按他所受的教育来说，他是个经济工程师，他一生都在各个经济部门里做经济计划师。
他在擢升的梯子上，说不上是步步高升，不过也不是老在一个地方不动。可以说，他不是一层一层地上升，而是一级一级地往上爬。但他对于他在生活中所占的位置总是不满足。
他不满足，并非因为，警如说，他的勤劳的天性、他的精力和知识，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因而使他未能从生活中获得他理应获得的东西。他不满足，是因为他未能不花一点劳动、精力和知识而坐享种种生活享受。至于那种不劳而获的生活是可能的而且是舒服的，这他在旧时代，在他年轻的时候就亲眼目睹过；而现在呢，他却喜欢从书本里阅读有关这一方面的东西——有关旧时代或是国外生活的东西。
不能说，他想做一个富得像神话里的富翁、大企业家、大商人或是大银行家，——这也需要他操心劳神：无休无止的竞争、对手、罢工，还有什么该死的危机！但是世界上不是也有稳当的收入吗，——一种什么地租或是一个清闲而受尊敬的差事浦（今属福建）人。崇祯时任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读学士，福，拿一笔高薪，——这种情况到处都有，只是“我们这里没有”罢了。“我们这里”生活的整个发展向斯塔庆柯表明：他的年龄虽在增加，可是他离他生活的理想却越来越远。因此他憎恨他所生活的这个社会。
但是，斯塔庆柯虽然对社会制度和自己的命运不满，他却从来不曾采取过什么手段去改变它们，因为他谨小慎微，事事害怕。他甚至不敢肆意饶舌，他是最普通、最平常的聊闲天的人，谈话范围从不越出谁的酒量大小以及谁跟谁同居。不管跟他关系亲疏远近，他从不指名道姓地批评人；但是他喜欢笼统地谈谈机关里的官僚主义啦，商业部门里缺乏个人主动性啦、青年工程师受的教育“今不如昔”啦、饭店和浴室的服务态度生硬啦等等。他从不对任何事物表示惊奇，而且认为，人是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的。要是有人讲到盗用巨额公款、神秘的谋杀案或是家庭纠纷，斯塔庆柯就这样说：
“我个人并不感到惊奇。什么事都可能发生。您知道，我曾和一位女士住在一起，她很有教养，而且，已经结了婚，可是，她居然偷我的东西……”
像大多数人一样，他的衣着、家里的陈设和一切盥洗用具都是国产品，都是用本国原料制造的。在同出过国的工程师们往来的时候，斯塔庆柯喜欢在杯酒之间有些老实又有些狡猾地强调这一点。
“是咱们苏联的！”他用那胖胖的、但是和他的臃肿的体格相形之下显得特别小的胖手拉着他的条子上装的袖口说。
旁人也弄不明白，他这样说是表示自豪呢，还是在指摘。
但是他在内心里对同伴们的外国货领带和牙刷却万分羡慕，以致他整个深红色的秃头上都渗出了汗珠。
“这小玩意可爱极了！”他说。“真是难以想象，打火机、小折刀、香水喷，都在一块！不，咱们怎么也做不出这样的东西。”这位公民说道，而他的国家却是一个有成千上万的普通农妇开着拖拉机和联合收割机在集体农庄的田地里干活的国家。
他称赞外国电影，虽然他并没有看过。他可以一天几次、每次花上几小时去翻阅外国杂志，不是公司里偶然弄来的矿业经济方面的杂志，——他对这种杂志不感兴趣，因为他不懂外文，而且也不想学，——而是同事们有时带回来的那些时装杂志，总之是里面有许多服装优雅的女人和尽可能袒胸露臂的女人的那种杂志。
但是在他的这些言谈、趣味、习惯和嗜好之中，并没有什么特殊之处使他跟别人有显著的区别。因为有许许多多在兴趣、工作、思想和爱憎方面跟他完全不同的人，在同斯塔庆柯的交谈中，在某种场合也流露出和他相似的趣味或看法，但是他们却不去想这些趣味或看法在他们的生活中是占着第十位还是末位，也许只是占一个偶然的位置，可是在斯塔庆柯的生活中这些趣味或看法却是他整个本性的流露。
他这个肥胖臃肿、行动迟缓、脸和秃头都是深红色，说话用的是又轻又低的胸音、一双小眼睛像老酒鬼那样通红、与人无忤而又庄重得体、不露声色的人，也许会这样活下去，也许会活到老死也交不到一个好朋友，但是在他所憎恶的白天和夜晚的办公时间里，在他担任常委的工会委员会的会议上，在喝酒和打牌时，却受到一致的接待，并且不管他个人愿望如何，在职务上慢慢地一级一级地升上去。他也许会这样活下去，如果……
斯塔庆柯一开头就很清楚，他这个不露声色的人所生活的国家是抵挡不住德国的。这并不是因为他掌握两国资源的情况，也不是因为他对国际形势了如指掌（这二者的情况他根本不知道，而且也不想知道），而是因为这个不符合他生活理想的国家是抵挡不住照他看来是完全符合他生活理想的那个国家的。早在六月的那个星期天，当斯塔庆柯听到莫洛托夫的广播演说①的时候，他已经在内心感到某种不安，一种在必须乔迁之前所产生的激动——
①指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二日，当时苏联人民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兼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所作关于法西斯德国入侵苏联的广播演说。
每次传来红军放弃一些城市、离国境愈来愈远的消息时，他也越来越明白乔迁是势在必行了。基辅被占领的那一天，斯塔庆柯似乎已经走上了通往新居之路，而且胸怀宏图，决心将它好好安排和布置一番。
所以到德军开进克拉斯诺顿的那一刻为止，斯塔庆柯在精神上大致也经历了拿破仑逃出埃尔巴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