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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止一架，起码有三架呢！”
“在哪儿，在哪儿？我什么也没看见……”
“我也没看见，我是听声音听出来的……”
发动机的震动声一会儿在头顶融成一片可怕的隆隆声，一会儿又分成为单独的、刺耳的或是低沉的轰轰声。飞机的隆隆声已经到了头顶上，虽然看不见飞机，但是机翼的黑影却仿佛已经在姑娘们的脸上掠过。
“大概是到卡缅斯克去的，去炸渡口……”
“也许是到米列罗沃去的。”
“得了吧，你还说到米列罗沃去呢！米列罗沃已经放弃了，昨天的战报你没有听吗？”
“反正战斗还在南边进行。”
“那我们该怎么办呢？”姑娘们一边谈论，一边不由又去倾听远处隆隆的炮声，炮轰似乎愈来愈近了。
不管战争是多么艰苦可怕，不管它给人们带来的损失和痛苦是多么惨重，但是身心健康的欢乐的青年，怀着天真善良的利己主义，怀着爱和对未来的梦想，是不愿意也不会在共同的危险和痛苦后面看到自己的危险和痛苦的，除非这种危险和痛苦会突然袭来，并且破坏他们的幸福的步伐。
邬丽亚·葛洛莫娃、瓦丽雅·费拉托娃、莎霞·庞达烈娃和另外几个姑娘，都是今年春天才从五一矿山的十年制学校毕业的。
中学毕业，这是青年人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而战时从中学毕业，这更是一件非同寻常的事情。
去年夏天战争刚开始的时候，高年级学生——人们还管他们叫男孩子和女孩子——整个夏天都在克拉斯诺顿城附近的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里、矿井里、伏罗希洛夫格勒的机车制造厂里劳动。一部分学生甚至到了现在制造坦克的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
秋天，德国人侵入顿巴斯，占领了塔甘罗格和顿河罗斯托夫。整个乌克兰只剩一个伏罗希洛夫格勒州没有被德国人占领；跟部队一起撤退的基辅政府迁到了伏罗希洛夫格勒，而伏罗希洛夫格勒州的机关和斯大林诺州（以前叫尤佐夫卡）的机关，现在都设在克拉斯诺顿。
深秋时节，战线已经在南方稳定下来，但克拉斯诺顿满是红色泥泞的街道上，还是有来自被德军占领的顿巴斯各区的人们络绎不绝地经过。人们靴子上带来的草原上的泥泞，似乎使街上的泥泞越来越多。学生们已经完全准备好随着学校撤退到萨拉托夫州，但是撤退计划取消了。德军被远远地拦截在伏罗希洛夫格勒西面，顿河罗斯托夫从德国人手里夺回来了；冬天，德国人在莫斯科城下吃了败仗，红军开始进攻，人们都希望一切还会平安无事地过去。
学生们已经习惯有外来人住在他们的舒适的家里。在克拉斯诺顿有着防火瓦屋顶和砖墙的标准式小屋里，在五一村的农舍里，甚至在“上海”的土房里，——这些小小的寓所在战争最初几个星期里曾因为父兄奔赴前线而显得冷落，——现在都有外来机关的工作人员、驻扎在此地或开赴前线的红军部队的指战员们住着或过夜。
他们学会了辨别一切兵种、军衔和武器，辨别自己的和缴获的摩托车、卡车和小汽车的牌号。不仅在坦克笨重地停在道旁的白杨树荫下，装甲钢板上蒸发出摇曳不定的热气的时候，就是在它们像迅雷般在尘埃滚滚的伏罗希洛夫格勒公路上疾驶，或是在秋雨泥泞和冬日积雪的军用大道上费力地开往西方的时候，他们也能一眼就看出坦克的型号。
他们不仅根据外形，凭声音也能区别出自己的飞机和德国飞机，不管这时顿涅茨的天空是阳光灿烂，是红土漫天，是繁星密布，还是狂风怒号，一片漆黑。
“这是我们的‘拉格’①（或是“米格”②，或是“雅克”③）。”他们平静地说。
“那是‘密塞’④来了！……”
“这是‘容克—87’⑤飞往罗斯托夫去。”他们不经意地说——
①②③都是苏联飞机型号的缩写。
④⑤都是德国飞机的型号。
他们习惯了在防空队里值夜班，肩头挂着防毒面具在矿井里、在学校和医院的屋顶上守望。不论是远方的轰炸震动了空气，探照灯光像织针似地远远在伏罗希洛夫格勒的夜空中交叉照射，这边那边的地平线上不时升起通红的火光，或者是敌人的俯冲飞机在光天化日下向草原上长长的卡车队投下高空爆炸弹，后来又怒吼着用炮和机枪沿公路扫射，使公路上的战士和马匹像滑行艇开过后的水流那样向两边奔散，——遇到这种情况，谁也不感到心惊胆战了。
他们喜爱去集体农庄田野的遥远的路途，爱在卡车开过草原时迎风高歌。他们喜爱在无垠的田野里收割穗大粒肥的小麦的夏季农忙季节，喜爱夜深人静时燕麦秸堆里絮絮的知心话和突然迸发的笑声。他们喜爱在屋顶度过的漫长的不眠之夜，这时姑娘的火热的手掌一动不动地、一连两三小时放在小伙子的皮肤粗糙的手里，朝霞在苍白的丘陵上空渐渐升起，露珠在灰红的屋顶上闪烁着，从槐树卷缩的秋叶上落到庭园的地上，空气中散发出凋零的花草的根在湿土里腐烂的气味以及远方大火的烟味，公鸡还是若无其事地啼叫着……
接着，他们今年春天毕业了，同老师告别，同自己的组织告别；战争，好像是在等候着他们似的，直冲着他们来了。
六月二十三日，我军朝哈尔科夫方向撤退。七月三日，像晴天霹雳似的，广播了我军在防守八个月之后放弃塞瓦斯托波尔城的消息。
旧奥斯科尔放弃了，罗索希放弃了，康杰米罗夫卡放弃了，战事在沃罗涅什西面进行，战事在通沃罗涅什的要道上进行。七月十二日——逼近了利西昌斯克。突然之间，我方正在撤退的部队已经涌过克拉斯诺顿。
利西昌斯克，这就在近旁。到了利西昌斯克，就是说，德国法西斯匪徒明天就可能开进伏罗希洛夫格勒，后天就可能开进这里，开进克拉斯诺顿和五一村，开进那些每一棵小草都是熟悉的、有着从庭园里钻出来的覆着尘土的茉莉和丁香的小巷，闯进爷爷种了苹果树的小果园，闯进百叶窗紧闭的阴凉的农舍，——在那里的钉子上，还挂着父亲下工回家去军事委员会之前亲手挂上的矿工短袄；在那里，母亲的青筋突露的温暖的手把每一块地板都擦得发亮，给窗台上的中国月季浇了水，在桌上铺了新的发出粗麻布气味的花台布。
在前线暂时沉寂的时期，就有一批少校军需在城里安居下来，仿佛要在这儿过一辈子似的。他们的胡须都刮得很干净；他们非常认真、审慎、见多识广。他们跟房东们玩纸牌的时候谈笑风生，乐意解释前线的形势。他们在市场上买腌西瓜，有时还把罐头食品送给房东做菜汤。在新一号矿井的高尔基俱乐部里和市立公园的列宁俱乐部里，总有许多尉官出入，他们爱跳舞，愉快活泼，好像很懂礼貌，又好像很顽皮，——叫人很难说。尉官们在城里时来时往，但是总有新人到来，姑娘们对这些经常变换的、经受风吹日晒的、英气勃勃的脸已经十分习惯了，觉得他们全都是自己人。
可是突然，他们一下子都走了。
上杜望纳雅车站是一个清静的车站，每个出差回来或回家探亲的克拉斯诺顿人，或是一年一度回来度暑假的大学生。平时到了这里，就觉得已经是到了家。现在，在上杜望纳雅以及沿李哈雅——莫罗佐夫斯克——斯大林格勒铁路线所有的小站上，都拥塞着车床、人、炮弹、机器和粮食。
门前有槐树、小槭树和白杨遮荫的小房子的窗口，传出妇女和孩子的哭泣声。在那里，母亲在给将要随着保育院或学校一同撤退的孩子整理行装；在那里，父母在送别子女；在那里，要同自己的组织一起离开城市的丈夫或父亲在同家人告别。在某些百叶窗紧闭的小房子里，却笼罩着比母亲的哭泣更为可怕的寂静，——房子里的人也许都走空了，也许只剩下一个年迈的老母亲，她送走了全家，心里难受得像压着铁块，但是她连哭的气力都没有了，只是垂着黝黑的双手僵坐在上房里。
清晨，姑娘们在远方的炮轰声中醒来，就同父母争论，劝父母立即离开，让她们单独留下，做父母的却说，他们的一生已经算完了，她们这些团员却应当去躲避罪恶和灾难。争论之后，她们匆匆地吃了早饭，就跑出去互相探听消息。她们就这样像鸟儿似的成群结队，炎热和焦虑使她们疲惫不堪，她们有时在朋友家的光线昏暗的小屋里或是小花园里的苹果树下坐上几小时，有时跑到溪边树木茂密多荫的峡谷里去，心里暗暗预感到她们将会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