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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睛，他完全被她的略带红晕的脸、丰腴的脖子、以及在粉红上衣底下可以感觉得到的整个丰满的身体所发出的那股热烈温存的暖意俘虏了。“你能想象得出吗？伏罗希洛夫学校、高尔基学校、列宁俱乐部、儿童医院——全都要我负责！幸亏我有一个好帮手：若拉·阿鲁秋仰茨。你记得吗？是我们学校里的。真是个好样的小伙子！他自告奋勇来帮忙。我们已经不记得我们什么时候睡过觉。白天黑夜两条腿不得闲：找大车啦，找汽车啦，装东西啦，找饲料啦，这儿不知道哪个车胎爆了，那儿的马车又得送到打铁房去修理。简直搞得你晕头转向！……但是，我当然知道你没有走。我是听我父亲说的。”他带着羞怯的微笑说，“昨天夜里我走过你们的家，我的心都要停了！我想，去敲下门怎么样？”他笑了起来，“后来我记起了你的父亲。不行，我心里想，万尼亚，忍耐一下吧……”
“你可知道，我心里简直像一块石头……”她又要说了。
但是他说得正在兴头上，没有让她说下去：
“说实话，今天我已经决定什么都不管了。我想，她要走了！我要看不到她了！你知道又出了什么事吗？原来有一个保育院——就是去年为收容孤儿在‘八家宅’组织起来的那一个——还没有撤退。保育院主任就住在我们隔壁，她直接来找我，差点要哭了：‘捷姆奴霍夫同志，帮帮忙吧。哪怕能通过团委弄到交通工具也好。’我说：‘团委已经走了，你去找人民教育处吧。’她说：‘我这几天一直和他们保持着联系，他们答应马上可以把我们送走，可是今天早上我跑去一看，他们自己都没有交通工具。我再这么四面一跑，连人民教育处也不见了……’我说：‘没有交通工具，它能到哪儿去呢？’她说：‘我不知道，不知怎么就没影儿了……’人民教育处没影儿了！”万尼亚突然非常高兴地大笑起来，他的不听话的长长的直头发都落到了额上和耳朵上，但是他立刻猛地把头一甩，把头发甩回去。“这些人真妙！”他笑着说。“嗨，我心里想：万尼亚，你的事情不妙！你要像看不到自己的耳朵那样看不到克拉娃①了。你能想象吗？我和若拉着手去办这件事，居然弄到了五辆大车！你知道是从哪里弄来的？从军人那里。主任和我们告别的时候，眼泪几乎把我们全身都弄湿了。你以为这就完了吗？我对若拉说：‘你快回去把东西收拾收拾，我也去收拾一下。’后来我暗示他，我还要到一个地方去一下，我说，你等一会儿来找我，要是我不在，你就等我一下，总之，我向他暗示了这个意思……我刚整理好东西，你知道是谁冲进来了？是托里亚·奥尔洛夫，你认识他吗？他还有个外号叫“雷响’……”——
①克拉娃是克拉芙萁雅的小名。
“我心里简直像一块石头落了地。”克拉娃终于打断他的滔滔不绝的话头，拚命压低声音说，她的眼睛里放出热烈的光辉，“我真担心你不会来了。要知道，我又不能去找你。”她用非常柔和的低音说。
“那是为什么呢？”他问，突然对这种想法感到惊奇。
“啊，你怎么不明白？”她忸怩起来，“叫我对父亲怎么说呢？”
在这次谈话中，恐怕她至多也只能说到这里：最后要让他懂得，他们的关系不是普普通通的关系，这里面存在着秘密。她无论如何应该向他提醒这一点，如果他自己不愿意谈的话。
他沉默起来，朝她看了一眼。这一看，使她的整个大脸、她的丰腴的白脖颈直到粉红上衣领口露出的胸口，突然都变得跟这件上衣一样颜色了。
“不，你不要以为他不喜欢你。”她闪动着杏仁似的、略微斜视的眼睛，急急地说，“他不知说过多少次：‘这个捷姆奴霍夫很聪明……’你知道，”这时她的声音又变成柔和的、迷人的低音，“你要是愿意，你可以跟我们一起走。”
这种突然产生的可以跟心爱的姑娘一同撤退的可能，是他的头脑里不曾想过的。这种可能的诱惑力非常大，使他不禁茫然失措了，他望了望她，尴尬地笑了一笑。忽然他的脸变得严肃起来，他心不在焉地顺着街道望过去。他背对公园站着，这条通向南方的长街，被迎面射来的炎热的阳光照射着，整个都展现在他面前。在远处通第二过道口的斜坡那里，街道仿佛到了尽头；在很远很远的地方，显现出草原上一些蓝色的丘陵，丘陵后面不断腾起远方大火的烟雾。但是这一切他都看不见，因为他的眼睛近视得厉害。他只听到隆隆的炮声、公园后面机车的鸣笛声以及从小就熟悉的扳道员的号声，在草原的天空下，这种声音听起来是非常的清脆明晰，充满和平的意味。
“我的东西都没有带，克拉娃，”他发愁地、慌乱地说，一面摊开双手，好像要让人家看看他的披散着深亚麻色长发的、光着的头，看他的这件洗旧了的、袖子嫌短的充缎衬衫，这条穿旧了的、嫌短的棕色条纹裤子和光脚上穿的便鞋。“我连眼镜都没有拿，连你都看不清楚。”他闷闷地开玩笑说。
“我们去问问爸爸，再乘车子去拿你的东西。”她热情地低声说。她歪着头望着他，甚至动了一下要去握他的手，但是没有敢握。
正巧在这时候，克拉娃的父亲戴着便帽，穿着灰色旧上装和皮靴，提着两只箱子，满脸大汗地从卡车后面走出来。他打量着有什么地方可以放他的箱子，可是卡车已经装得满满的。
“来，柯瓦辽夫同志，我来放。”站在卡车上的包裹和箱子中间的一个工作人员说，接着，他屈下一膝，一只手撑着车沿，把箱子一只一只地接了过去。
这时候，万尼亚的父亲也是绕过卡车，走了过来。他的晒黑的、青筋暴露的、瘦削的双手捧着一包好像是从洗衣房取出来的东西，里面大概是床单。他捧着这包东西非常吃力：他伸直胳膊捧着这包东西，艰难地拖着发软的长腿，脚底在地面上擦着。他的拉长的、满是皱纹的脸上全是汗珠，甚至晒黑的皮肤都变得苍白起来。在这张瘦削疲惫的脸上，那双严厉得令人痛苦的、发出不健康光辉的、颜色很淡的眼睛，显得特别惹人注意。
万尼亚的父亲，亚力山大·费奥多罗维奇·捷姆奴霍夫，在公司里当看门人；而克拉娃的父亲柯瓦辽夫，管理处的总务主任，正是他的顶头上司。
柯瓦辽夫像大多数总务主任一样，在平时，他们心平气和地承受着人们的愤懑、嘲笑和蔑视的重担，只是由于他们个别不诚实的同行损害了别人，人家就把怨气发泄到全体总务主任的头上。像柯瓦辽夫这样的总务主任，到了困难时刻就显示出，世上真正的总务主任是什么样的。
最近几天里，自从他接到经理的命令要运走公司的财产那一刻起，他就不顾同事们的恳求和埋怨，不顾一部分上级的阿谀的友好表示（这些上级在平时对他并不见得比对前厅里荷兰式火炉旁边的扫帚更为注意），不顾这一切，他仍旧像平时一样沉着、稳妥、迅速地把哪怕有一点点价值的东西都包装起来，装车运走。今天凌晨，他接到公司负责疏散工作的特派员的命令，要他刻不容缓地毁掉不能运走的文件，并且赶紧向东方撤退。
但是，接到这个命令之后，柯瓦辽夫依然沉着而迅速地先把特派员本人和他的财物送走，然后，不知从什么地方，也不知通过什么方法弄来了各种各样的运输工具，继续把公司里剩下来的财产运走，因为他的良心不许他不这样做。他最害怕的是，即使在这个悲痛的日子，人家也会像平时那样责难他，说他首先为自己打算，因此他毅然决定带家属乘最后一辆车子离开。他总算为自己保留了一辆撤退时用的车子。
可是公司看门的捷姆奴霍夫老头，却因为年老多病，根本不准备走，而且也走不了。几天前，他像所有不能离去的职员一样，拿到了附有两星期退职金的解雇书。这表示他和公司的一切关系都结束了。但是这几天来，他还是白天黑夜地拖着因为风湿而残废的腿，帮助柯瓦辽夫把公司的财产打包、装车、运送出去，因为老头一向是把公司的财产看得跟自己的财产一样。
捷姆奴霍夫老头是顿涅茨的老矿工，一个手艺非常高明的木匠。当他还是一个年轻小伙子的时候，他从唐波夫省移民过来，就开始在矿井里挣钱谋生。在顿涅茨土地的地下，在最危险的岩石的堆方和滑块上，他挥舞着神奇的小斧头，支护着巷道，斧头到了他手里就像金鸡一样啄食着，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