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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您究竟是怎么认识我们的？”万尼亚忍不住了。
“这我永远也不会告诉您，不然您会弄得非常窘。”她说，脸上突然露出了狡猾的表情。
“你们有什么秘密？”克拉娃不无妒意地向万尼亚问道。那时天色已经漆黑，他们坐在伊凡·尼卡诺罗维奇家的上房里。克拉娃的母亲早就把万尼亚当做自家人一样，特别是在渡口事件之后。她在一条哥萨克人用的蓬松柔软、暖和得令人昏昏欲睡的鸭绒褥子上，放心地入睡了。
“你能保密吗？”万尼亚凑着她的耳朵问。
“这还用你问……”
“你起誓！”
“我起誓。”
“她告诉我，有一个我们克拉斯诺顿的人躲在附近，她让我转告他的家属，后来我们又随便聊了一阵……克拉娃！”他抓住她的手，庄严地轻声说，“我们建立了一个跟侵略者作斗争的青年组织，你愿意加入吗？”
“你参加这个组织了吗？”
“当然。”
“那我当然加入！”她把她的非常温暖的嘴唇贴到他的耳朵上，“我不是你的吗，懂吗？”
“我要听你宣誓。誓词是我跟奥列格写的，我能背出来，你得把它背熟。”
“我会把它背熟，因为我完全是属于你的……”
“你得把这儿和附近庄子里的青年组织起来。”
“我会替你把他们全组织起来。”
“你对待这件事别那么轻率。要是失败，就有性命的危险。”
“那么你呢？”
“我也是这样。”
“我准备跟你一起死。”
“不过我想，我们俩最好还是都能活着。”
“当然，那好得多。”
“你知道，他们那边已经给我预备了床铺，我得走了，不然不方便。”
“你何必到那边去？我不是属于你的吗？啊，你明白吗，我完全是属于你的。”克拉娃把她的温暖的嘴唇凑着他的耳朵低语说。
第45章
到九月底，五一矿山（连同“八家宅”和新一号井区）的“青年近卫军”组织已经成为最大的地下青年组织之一。以前五一学校高年级学生里面所有最积极的青年都被吸收进这个组织。
五一村人自己安装了一架收音机，散发用墨汁写在学校练习簿纸张上的情报局战报和传单。
为了这架收音机，不知费了多少周折！他们到处寻找，在各处的屋子里发现了一些早已报废的、损坏了的廉价收音机，就把这些收音机偷出来。鲍利斯·葛拉万，一个跟着父母从比萨拉比亚逃难出来、定居在克拉斯诺顿的摩尔达维亚人，——小组里叫他阿列科①，——负责用它们来装成一架可以使用的收音机。可是有一次他带着机器的个别零件和真空管回家的时候，半路上被一个“警察”抓住——
①阿列科是普希金的长诗《茨冈》的主人公。
葛拉万在“警察队”里只讲罗马尼亚语，他大喊大叫，说“警察队”剥夺了他全家的生活资料，因为他需要这一套材料来做打火机，他赌咒发誓地说他要到罗军司令部去控诉：因为总有一些过路的罗马尼亚部队的军官在克拉斯诺顿过夜。在葛拉万家里查出几只做好的打火机和几只在制造中的打火机——他的确是靠做打火机来赚点钱贴补生活。于是“警察队”释放了这个“盟国”的“代表”，虽然还是没收了他的收音机零件。但是他仍旧用剩下的那些零件装成了一架收音机。
五一村人通过李丽亚·伊凡尼兴娜跟附近一些庄子发生独立的联系，李丽亚从俘虏营逃回来把身体养好后就到苏霍多尔庄去做教师。他们是武器的主要供应者。他们在草原上，有时跑得老远到顿涅茨河边的战区去搜集武器，还从过夜的德国官兵和罗马尼亚官兵那里偷武器。等五一村所有的年轻人——组织的成员——都武装起来了，多余的武器就交给谢辽萨储藏起来，地点只有谢辽萨和极少数人知道。
就像整个“青年近卫军”组织的灵魂是奥列格·柯舍沃伊和伊凡·杜尔根尼奇，克拉斯诺顿村组织的灵魂是柯里亚·苏姆斯柯依和托西雅·叶里谢延柯一样，五一村组织的灵魂就是邬丽亚·葛洛莫娃和阿纳托里·波波夫。
阿纳托里·波波夫被总部任命为五一村小组的指挥员，以他在共青团里获得的组织经验以及他素有的严肃态度，他在五一村青年所做的一切工作里都贯注了严格的纪律性和以全体青年的特别协调的工作为依据的大胆果断的精神。
邬丽亚却是一切创举的发起人、五一村人的大部分告民众书和传单的起草人。这个苗条修长的姑娘，梳着两条沉甸甸的黑辫子，眼睛里有时迸射出明亮、强烈的光芒，有时充满神秘的力量，与其说是顽皮，不如说是文静；与其说是热情，不如说是恬淡，然而又是两者兼备。现在才看出，这个姑娘早在跟大家毫无区别地一同学习、到草原上散步、像大伙一样唱歌跳舞、朗诵诗篇、辅导少年队员的时候，就已经在女友和同学们中间积累了多么巨大的精神威望。
青年的特点是能不凭研究和经验，而只是从第一瞥、第一句话、第一个动作来辨别什么是表面的，什么是真实的；什么是枯燥乏味的，什么是生动活泼的；什么是错误的，什么是有意义的。邬丽亚现在并没有特别亲密的女友，她对大家都同样关怀、和气、严格。但是姑娘们只要看见她，跟她交谈上三言两语，就足以使她们感到，邬丽亚所以这样并不是由于精神贫乏，在这后面有着一个充满感情与思考、充满对人的不同评价、充满对人的不同态度的巨大的世界。这个世界能够以出人意料的力量表现自己，特别是在一个人理应受到它的道义上的批评的时候。像邬丽亚这样性格的人，哪怕能得到她的一视同仁的对待，都会被视为奖励，如果她能有一刹那微微打开她的心灵，那更不知要怎样令人受宠若惊了。
她对所有的男青年也是同样地一视同仁。他们中间不但没有人能说她对他比对别人好，而且也没有一个人哪怕敢于在内心作这种奢望。只要看到她的目光和举动，每个男青年都会明白他所接触的人不是妄自尊大，更非感情贫乏，而是一个具有严谨的、内在的、充满真正热情的世界的人。这种热情还没有找到一个对象可以向之无保留地、大量地、尽情地倾注，但它又不能一点一滴地把自己消耗掉。因此邬丽亚就被青年人对特别坚强而纯洁的姑娘们产生的那种不自觉的、关切的、无私的崇拜包围着。
正是由于这一点，而不仅仅由于她的聪明和她读书很多，她才自然而然地、毫不费力地、甚至不自觉地占有了五一村男女同伴的心。
有一天，姑娘们聚在伊凡尼兴娜姊妹家里，——现在那里成了她们经常聚会的地方，——在做伤员用的绷带包。
绷带是刘勃卡从到她家来玩的卫生队官兵那里偷来
的，——她是顺手牵羊偷来的，对它并没有重视。但是被邬丽亚知道之后，马上就给它派了用处。
“我们的男青年每人都应该随身带一个绷带包，因为他们跟我们不一样，他们要作战。”她说。
而且，她大概已经知道一点什么消息，所以才说：
“我们要全体出动的时候很快就要到了。那时候我们就需要好多好多绷带……”
事实上，邬丽亚不过是用自己的语言转达了万尼亚在总部会议上说的话。至于万尼亚是从哪里知道的，她却不晓得。
这样，她们就坐在这里做绷带包，连这个以前被认为是性情孤僻、有些个人主义的大学生舒拉，现在也参加了这个工作，因为她由于爱玛雅也加入了“青年近卫军”。纤瘦的莎霞开口说道：
“姑娘们，你们知道我们大伙现在像什么人？就像那些过去在矿上工作，后来靠退休金过活或是靠子女供养的老太婆。这样的人我在我奶奶家里不知见过多少。她们也像这样，一个一个地来到我奶奶家里，坐在一块：有的织毛线，有的做针线活，有的玩牌，还有的帮奶奶削土豆，都一声不响……她们老是不吭声，后来有一个站了起来，伸了个懒腰，说：‘诸位老奶奶，我们想法来提提神怎么样？’老奶奶们都暗自笑了一笑，另外一个就说：‘喝点酒提提神又不罪过。’她们马上就来凑份子，每人十五戈比。一转眼，桌上已经放了半瓶白酒，这些老太太能喝得了多少？她们只喝了一丁点，就这样用一只手托着腮帮子唱起来：‘啊，你呀，我的镀金戒指……’”
“唉，这个莎霞真是，净想出这种稀奇古怪的故事儿！”姑娘们哄笑起来，“我们要不要也像那些老奶奶那样，来喝点什么？”
但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