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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父亲有五百名左右的黑奴。他是个十足的事业家，一切按制度办事，规规矩矩，一丝不苟。你可以设想一下：他的制度由一些成天只会说废话，懒散，无能的黑奴来执行的话，你就会明白，他的庄园里会发生许许多多的事情，许许多多令我这个敏感的孩子感到可怕和伤心的事情。”
“他有个监工，身材高大，对于凶残这套本领，他可称得上精通。母亲和我都不能容忍他，可我的父亲却非常信任他，对他是言听计从，所以，这个监工成为了庄园里专制的暴君。我那时尽管还是个孩子，却已经热衷于思考人世间的事情，探究人性本质。我常常和黑奴们混在一起，他们都很喜欢我，对我倾吐心事，我再把这些告诉母亲。就这样，我们母子俩成为了一个黑奴们伸冤诉苦委员会。我们极力预防和制止庄园里的暴行。由于我过度的热情，终于招致那个监工的极度不满。他向父亲抱怨说他管不了那帮农奴，他要辞职。父亲平常对母亲非常温存体贴，可在关键时候，他是决不退让的。他不准我们再干涉黑奴们的事情。他毕恭毕敬地解释说：家中的仆人全部由母亲管理，但不能插手干预田间的农奴。尽管父亲对母亲十分敬重，但无论谁干涉妨碍了他的制度，他都会这么说的。”
“有时母亲把一些事情讲给父亲听，试图打动他的怜惜之心。可他那副无动于衷，镇定自若的表情真叫人寒心。父亲总认为问题根本就在于是辞掉斯塔布斯，还是继续留用他。他认为斯塔布斯是个非常精明强干的帮手。要用他，就必须支持他那套方法，即使有时会有些过分，但任何制度都会存在过激的地方。这似乎成了父亲为残暴行径作辩护的法宝。每次说完这些，他都会坐到沙发上，跷起腿，好像了结了一件事，接着要么开始睡午觉，要么看报纸。”
“我父亲完全具备成为一个出色政治家的才能。如果他去瓜分波兰，对他来说简直像掰桔子一样容易；如果他去统治爱尔兰，没有谁会比他治理得更出色。所以，我母亲最后只得妥协了。像她那样天性善良的人，一旦陷入对不义和残暴事情的思考中——而身边的人却丝毫没有同样的感受，她的内心感受会是怎样，只有等到最后审判的时候才能得知。我们这个充满罪恶和苦难的世界对她来说，简直就是个人间地狱。她想用自己的感情、理念来教育孩子，可孩子的性情品质是与生俱来的，后天是改变不了的。艾尔弗雷德天生就是个贵族，成人后当然是同情上层阶级，他把母亲的教导劝诫完全当作耳旁风，可我对于母亲的教导却是铭记在心。对父亲的话，母亲从不正面反对或明显表示出对立观点，但她那执着的品质却深深感染了我，使我产生了一个深不可灭的观念——一个人不论出身如何卑贱，他的灵魂也同样具有价值和尊严。母亲爱在晚上指着天上的星空对我说：‘奥古斯丁，即使天上的星星全部都消逝了，那些最贫苦，最卑贱的人也仍然活在这个世界上，他们的灵魂与上帝同在。’我总是一边听着，一边幻想着，用充满崇敬的目光望着母亲。”
“母亲收藏有一些古老精美的油画，其中有一幅画的是耶稣给一个盲人治病，这幅画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母亲说，‘你看，奥古斯丁，那个瞎了眼睛的叫花子，看上去真令人恶心。可耶稣并没有遗弃他，而是把他叫到身边，用手抚摸他。你要记住这些，我的孩子。’如果我一直在母亲的谆谆教导下长大，她也许会把我改变成为一个十足的圣徒或殉道者。可是，十三岁那年离开她之后，我就再也没能见到我的母亲。”圣克莱尔说到这儿，用手捂住脸，半天不说话。过了好一会儿，他才重新抬起头，继续说道：“道德这个东西真是毫无价值，它基本上是地球经纬度和一定地理位置的产物，带有环境色彩，有着自然特性。道德在一般情况下只是偶然环境因素的结果。就拿你父亲来说吧。他在弗蒙特这个人人享有平等自由的城市里安定下来，成了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一个教会执事，后来又加入废奴团体，所以他会把我们南方这些蓄养奴隶的人看作是野蛮和不开化的人。可尽管如此，他的本质和我父亲仍然是一样的：他们都非常固执、傲慢，甚至专制。我能够举出这种气质在他身上以不同形式表现出来的例子。你非常清楚，要你们村里人相信圣克莱尔老爷是个平易近人、没有等级观念的人，那是不可能的事。虽然他碰巧生在一个民主的时代，接受民主理论，但他在本质上，在灵魂深处却依旧是个贵族，和我那位统治五六百名奴隶的父亲没有什么本质区别。”
奥菲利亚小姐想反驳圣克莱尔的说法，她放下手中的毛线活，正准备开口说话，却被圣克莱尔截住了。
“我完全明白你想要说什么。我不是说他们事实上真是一模一样，毫无区别。实际情况是：一个成了固执的民主派，一个成了固执的专制派。如果他们都在路易斯安那州当庄园主的话，我想他们会是一模一样的。”
“你真是个大逆不道之子。”奥菲利亚小姐说。
“你知道我是非常讲礼节的，丝毫没有不尊重他们的意思。父亲去世后，将遗产留给了我们兄弟两人。对于同阶级的人，艾尔弗雷德比谁都慷慨、大方，所以在财产分配上，我们没有发生争执和矛盾冲突，我俩共同经营庄园。艾尔弗雷德的管理才能比我出色，因而他成了一个热心的庄园主，把庄园管理得非常成功。可两年之后，我发现自己没法再和他合作下去。我们一共有七百多名黑奴，我没法一个一个地去认识他们，也没法去关注他们每个人的福利问题。他们像牛马一样地生活着，接受非常严格的管制。我们需要考虑的问题就是如何降低他们的生存需要，当然，还得保证他们能继续干活。监工、领班和皮鞭都是必不可少的东西，因为它们是最具有说服力的东西。可是，我不能容忍这些，我对这些简直厌恶到极点。每当我想起母亲对每个苦命的人的灵魂所作的评价时，我便会觉得这样的情况是多么的可怕。”
“有人认为奴隶们喜欢自己的生活，这简直就是一派胡言！你们北方有些人甚至以恩人自居为我们的罪孽编出一套辩护之词，真是荒谬之极。我们都知道，这世上没有一个人愿意在主人的监视下劳动一辈子，没有一点自由的权力，总是在干那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枯燥无味的体力活，得到的仅仅就是两条裤子，一双鞋子，一个栖身之处和仅够维持生存的粮食！如果有人愿意过这种‘舒适’的生活，我倒是非常乐意让他去亲自体验一番。我愿意把他买下来，为我干活——我心中一点也不惭愧。”
奥菲利亚小姐接过圣克莱尔的话说：“我以为你们南方人向来都是支持这种制度，并认为它是依据《圣经》而制定的，是十分合理的。”
“胡说，我们的思想还不至于堕落到这个地步。艾尔弗雷德是个极顽固的专制统治者，连他也不屑于用这种说法来为奴隶制度辩解——不，他趾高气扬地用弱肉强食这个堂而皇之的理论作为根据。他说（我认为他的观点是合理的），美国的庄园主和英国的贵族、资本家在对待下层阶级的问题上，没有什么本质差别，不同的只是形式而已。我想这也就是说：盗用、剥削他们的肉体和灵魂，使他们为自己的幸福效劳。他这样就为两者都作了辩护，而且还能自圆其说，至少在我看来是这样子的。他说，没有对平民阶层的奴役，就不可能有什么高度发展的文明，无论这种奴役是名义上的，还是实质上的。这个社会必须得存在一个只有动物本能的下层阶级，让他们专门从事体力劳动，只有这样，上层阶级才能有时间和财力去谋求智慧和发展，成为下层阶级的领导者，这就是他的逻辑。你知道，他是个天生的贵族。不过，我不相信他这一套，因为我天生就是个民主派。”
奥菲利亚小姐说：“这两者怎么能比较呢？在英国，是不允许劳工被贩卖、交换，不会被弄得妻离子散，也不会挨打呀！”
“可他们必须服从老板的意愿，这跟被卖给人家又有什么区别呢？奴隶主可以把不听话的奴隶活活打死，而资本家可以把劳工活活饿死。至于家庭保障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