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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才能看见五月的繁花。”就是这几句，因为这是和题材完全相反的。为什么称五月花？因为我们本来追求的是五月的繁花，而我们没有得到，这是我取的所有题目中最奇怪的一次。一件相反的事情，给它这样的一个名字，可是，以后我的读者和我谈起来了，我发觉他们对于这篇文章印象很深，题目记得很牢，我再问他们说，你知道我为什么把它叫做五月花吗？他说的对呀！因为你没有看见五月的花嘛！
最后一年，我们离开了沙漠，我们卷进了一个政治的波浪，叙述西属撒哈拉要被摩洛哥和南部的毛里塔尼亚瓜分掉。这件事情在国际法庭海牙，打了很久的官司，最后，海牙国际法庭的决定是由当地的撒哈拉人自己决定他们的前途。就在这天宣布的时候，摩洛哥的国王哈桑，开始了和平进军。这是非常可怕的事情，因为我住的地方，离摩洛哥的边境，只有四十公里，我们这边的西班牙政府，好像不知道民心一样，每天就把摩洛哥，它如何组队，如何往撒哈拉走过来的纪录片，放到我们这边的电视新闻来给我们看，我们看后真吓死了。而且，因为他们是载歌载舞而来，那种感觉比他们拿着枪刀还要可怕，国王走在前面，然后后面的人在打鼓，在后面的军队（民众）就跳舞，沿着大道在跳，这时我就想到古时候，我们的所谓“四面楚歌”，那真是我一生当中的非常可怕的经历。你的敌人来了，可是他是唱着、跳着来的。在那时候，哈桑国王说他二十三号的时候要拿下西属撒哈拉，他是十七号开始进军的，这哈桑很懂心理学，他不说我要拿下西属撒哈拉，他说：“我二十三号要来和你们一起喝茶。”我被这句话几乎吓死，在这样的一个大动乱的时候，当地有游击队，有西政牙的磷矿公司，大概有两千个员工，有妇女，有学校，有西班牙的军队和警察，这么多不同样的人，他们在这最后的一刻，有什么样的反应？我想到这一点，观察了一下，想把它写出来，但是，如像报道文学那样写的话，没有一个主角，这件事情就没有一个穿针引线的人物。于是我就把一个特别的事情拿出来，就是当时游击队的领袖名叫巴西里的，他是我的好朋友，他太太沙伊达是一个医院的护士，拿他们两个人的一场生死，做为整个小说的架构，而用后面的背景来引述发生的这些事情，那时我大约是撒哈拉最后离开的四个外籍女人之一。
这篇文章，写成了中篇，我拟个题目，最先想到的题目不大好，叫做《撒哈拉最后的探戈》，后来，我先生说：“台湾有没有演过《巴黎最后的探戈》这部电影呢？”我说听说是禁演的，他说：“别人会不会想成这方面的呢？这个题目会不会被禁掉呢？”我说不会吧！大概不会吧！因为这探戈不是巴黎来的。
这篇文章写好了，一直想不出题目，后来改了很多种形式，最后还是想出来一个最简单的——《哭泣的骆驼》。为什么要哭泣？当时我的朋友沙伊达被强暴之后，再被她要求自己的先生的弟弟打死了，这是一个大时代的悲剧，取名《哭泣的骆驼》，是我四本书里面最好的、最合适的，而且并没有透露内容的一个题目。
我自己一些文章的题目，差不多是说完了。现在再分析一下，就是我写文章的时候，有的地方，例如说“天梯”是没有透露文章内容的题目。另有一种就是与内容完全相反的名字，如《五月花》。还有一种就是移情作用，是一个悲剧，但悲剧那个人物并没有哭泣，哭泣的却是第三者——骆驼。再详细说明一遍，有一种题目是直接性的用广告俗语来说：“请买某某牌电视”，这是直接式的。第二种，就是让他猜你要卖什么，这就是《天梯》。还有一种就是你请他买王先生的产品，但是你告诉他说：“在李先生对面有一种好东西卖。”你不提一句王先生，这就是《五月花》。我觉得做广告和写文章，有很密切的关系。在我十八岁的时候，也替台广做过几个月的广告撰文，本田机车的广告我做过几个，可尔必思“初恋的滋味”。是朋友们与我共同想出来的广告词。
在风里飘扬的影子西沙
此次决定由英伦来迦纳利群岛度假实在有我个人情感上的理由。
要在这七个分散的岛屿中寻找那位成名在亚洲而隐居在这世界尽头的女作家三毛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从大迦纳利群岛南部的游客胜地，我叫了一辆计程车，祝贺自己好运，便让车子载着我往三毛的住处驶去。那是下午两点多钟，本以为三毛的住处必然不会在城内，想不到我的计程车司机硬是在一个古旧小城的一条窄巷内请我下车，将我送进当地的邮局里去。那时我才发觉，所谓三毛的西班牙文地址，原来只是一个信箱号码而已。邮局局长听我说明来意很遗憾的对我说：“Ｅｃｈｏ我们当然是熟悉的，只是碍于规定，租信箱人的地址是不能对外公开的，再说今天早晨她已经来拿过信，不可能再来了。”
也许是我怅然的表情使得邮局局长对我有些同情，他善意的又用英文问：“请问你是她的朋友吗？我们可以通知她跟您联络的，这样便不算违反规定了。”
当我告诉邮局局长我只是三毛的一个读者而她并不认识我时，这位先生便无论如何不肯成全我了，他的理由是：“Ｅｃｈｏ现在是一个人居住，陌生的访客不能随便往她家中去。”
从这位先生的语气里，我看出三毛在此很受到爱护与关心，即使我一再强调自己是中国人，好似也没有产生更大的效果来说动他。
已是接近邮局关门的时间了，我却不肯离去。这时一位女职员看不过去了，顺手写了一张条子，上面只是三毛居住海边的社区地名，没有门牌号码，对我和善的说：“坐车去，在这儿五公里外的地方你可以找到她的。”
于是我又坐上了计程车，穿过一片又一片干旱的田野及山坡，一个纯白色的住宅区面对着艳阳下的大西洋静静的呈现在眼前。
我下了车，发觉这是一个很大的社区，整个对着蔚蓝海洋的山坡上全是西班牙式建筑的小洋房。在这空寂如死的下午，贸然敲门去问有没有人认识三毛也许要受人叱骂的，于是我独自下到海边沙滩上去坐了一会儿，希望黄昏的时候会有人出来散步。总之在那种情形之下再要回旅馆亦是困难了，那儿是绝对叫不到计程车的。
那亦是一个奇异的海滩，大迦纳利岛南部的海沙是浅米色而柔软的，而我眼前的这个海湾却满是近乎黑色的沙石，远处各种峥嵘的礁岩与冲击的巨浪使人想起《珍妮的画像》那部电影里的镜头。这是一个咆哮的海滩，即使在如此明亮的阳光下，它仍是雄壮而愤怒的。奇怪的是，我在那儿坐了近乎两小时，竟然连一个人影都未看见。
我一直在分析自己，我已不是青年人了，在英国居住多年，为人并不冲动亦不过分天真热情，对文学的喜好已有许多年，念过的好书亦不知有多少本，如果将这些都当作我拜访三毛的理由，那么在文学的领域里来说，这位女作家是算不得什么的。可是在她那几本浅近的书里，几年来，总有一些信息在呼唤着我，她的作品充满着一些神秘的而又完全说不出是什么的东西，那不只是她文字的风格清新，更不是她纸面上的生活点滴，而是她那个人、那份真、那份传奇引得我今天坐在她隐居的海滩上，如同一个少年似的盼望着这次的会面。事实上我竟对自己有一些伤感和怨恨，为什么像一个傻瓜似的走到了此地，只为了看一看那个名叫三毛的人。
已近黄昏了，阳光仍是炙热，我离开了海滩又往上面的住家走去，这次我才发觉有一间小小的杂货店隐在一条斜路的转角下。
店内没有顾客，一条大黄狗向我猛吠。
想不到店主亦会讲英文，他很仔细，问明白了我找三毛的目的，陪我走了一段路，指指社区最边上的一排房子，说明了是那一家，然后又有些不放心的盯了我一眼，这才转身走了。
上坡路使我气喘，太阳西斜刺着我的眼睛，四周是那么的寂静，好似静得要窒息了一般，街上空无人迹，黄昏沉重。
当我走到据说是三毛住家的白房子外时，我看见低低的花园木门里，一个穿着牛仔布短裤梳着两条辫子的女人背着我在给草地洒水，她的头低低的垂着，园里几棵树没精打采的动也不动。
我找不到门铃，也因为心情有些紧张，不知怎么唤起这可能是三毛背影的人的注意，所以我便站在门外擦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