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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进那辆粉红色汽车，我俩在想，接下来该干什么？克休莎提议到安东那里去。安东是谁？我说，我们不会再错一次吧？我总是来不及认识她所有的朋友，她的朋友们就像葡萄一样，成串成串地挂在她的身上。喂，我问道，你在法国过得怎么样？不咋样，她回答。克休莎嫁给了一位牙医，她笑着说，她的牙齿是不会再疼了。这位热奈来莫斯科参加一次学术会议，她扛着摄像机对他进行了电视采访，他善于像圣母那样交叉起两只小手，——唉，小太阳，她对我说，他衬衫上的一粒扣子没扣上，我看到了他的肚脐眼，周围长满了毛……我的命运决定了。她以为，在法国她同样能在电视台工作，因为她从小就精通法语，还会弹钢琴，就像在上个世纪那样，然而，那个法国男人却不让她工作，让她住到了巴黎郊外，住在一个叫枫丹白露的铁路小站上，拿破仑就葬在那里，但是我谈的不是这件事情：克休莎住在一幢空荡荡的房子里，那房子带有一个大花园，园子里长满了梨树，克休莎住在那间房子里，给我写那些疯狂的信。我温情的小太阳，她写道，通过距离最近的观察，发现我的丈夫热奈原来是一个十足的蠢货。他整天整天地钻牙，每一秒钟的时间都被派上了用场，钱也要用大头针别起来。每天晚上，他都要带着一副庄重的模样阅读《世界报》巴黎的一份每日晚报，1944年12月创刊。，在床上讨论法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独特道路。他的抚摩和那消毒药水的气味，会使我一直想到那间牙科诊所，虽说他的那个并不像牙锥，但也老是不中用。我吃梨都吃得撑着了，我得了经常性腹泻。我所认识的住在这里的俄国人，都有腹泻症。他们傻头傻脑的，一直在为祖国而哭泣。去反驳他们是没有意义的：他们疑心重重，笨手笨脚的。你读过索氏指索尔仁尼琴。的哈佛演讲吗？——真是丢人。我为这位梁赞饶舌鬼感到脸红，我怀着巨大的快乐听出了一句党内老套话： 为了过去的一切——表示感谢，为了今天的一切——你要负责！而他们却认定我就是一副红面孔。在我身边形成了一个爱玛·包法利的基本组合，我给自己找了一个年轻的卡车司机，可他同样是个讨厌的家伙……在另一封信里，她还是承认，法国是一个相当美丽的国家，由于无聊，她开始旅行，诺曼底太美了，可遗憾的是，到处都是篱笆、私有财产和法国人，一群令人讨厌的人！最使我痛苦的是巴黎的假斯文，她写道，所有人都不直截了当地说话，都善于迎合别人的意思，所思所想与生活毫不相干，一连串的诡辩，一连串的萘！我和我丈夫去过一位院士的家。那院士向热奈递过来两个指头，你猜怎么着？——就算是握手了。热奈竟然不生气＃蝴欠着屁股坐在椅子边沿上，亮出一副最最甜蜜的笑脸……这哪里是什么道德败坏的西方啊？克休莎写道，我太看不起它了＃蝴们全都是些烦人的正面人物，在他们干坏事的时候，也带有那样的分寸感，那样的精细，就像香肠店里的小老板在片火腿。还有，他们喝白酒的方式，是一小口一小口地抿，而且不超过两小杯，然后，意识到自己干了坏事，他们就会比先前表现得更加正面……我不相信克休莎信中所说的话，我认为她这是在演戏。——我惟一的乐趣就是手淫，她写道。我的思念都放在了你的身上，我的小太阳！……——我认定，克休莎有她的目的，她需要这样写信，而我对欧洲继续抱有好感。啊，比如说，我在“宇宙”餐厅见到的那个白发苍苍的男爵，多棒啊！可格里沙却认为我是在撒谎。我用不屑一顾的目光看着格里沙，那些不觉得自己一无是处的男人都忍受不了这样的目光。唉，你呀，格里沙＃蝴是从哪里冒出来的，还捧着他那个愚蠢的甜瓜？克休莎，我说道，喂，求求你了，我们这是要往哪儿开啊，克休莎，你可是完全喝醉了呀！……去他的，克休莎说，说到底，我毕竟是个法国人。他们能把我怎么着？——她长时间地摆弄着车钥匙，却长时间地塞不到钥匙孔里去。汽车咆哮起来，像是马上就要爆炸了。雪很大，四周一片黑暗。克休莎，我说，我们去坐出租车吧！——你老实坐着，听听音乐，克休莎说着，打开开关，放出了音乐。一位巴西女歌手，名字我忘记了，大声地唱了起来，但她的声音却很温暖，像是专门唱给我和克休莎听的。我回忆起了卡洛斯。我俩拥抱在一起，相互依偎着。她穿一件时髦的狼皮大衣，这件大衣说明那位医生并不一定吝啬，直到他们结婚前，我甚至还不认识那位医生，因为，尽管我们相爱着，克休莎还是一直单过，不让任何人去她那里，我感到伤心，于是就努力做得像她一样。我身上穿的，却是一件陈旧的火红色狐皮大衣，是卡洛斯送给我的，卡洛斯是总统的弟弟前文说卡洛斯是总统的侄子。，不过他已经不在莫斯科了，也许，已经不在世上了，因为总统被推翻了，另一批亡命之徒掌了权。他们从莫斯科召回了卡洛斯，然后他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连一封信也没给我写。
我不知道卡洛斯是不是一位好大使，但他是一个好情人，这一点我倒是知道得很清楚＃蝴把他的大使馆变成了莫斯科最快乐的地方。他非常进步，迫不得已，也没人去阻止他。他如此进步，去参加招待会时会开一辆日古利吉普车，还要挂上他那面像睡衣一样的小彩旗，而且不带司机，可是我却知道，他的车库里有一辆锃亮的黑色奔驰轿车，夜里我们就开那辆车到处跑，在我想兜兜风的时候。他把地下室改造成了舞厅。他从格鲁吉亚大街的外汇商店里买来无数的食品饮料、香烟和酒，经常举办疯狂的宴会。莫斯科的知识界人士都到过那里。贝拉·阿赫马杜琳娜阿赫马杜琳娜（1937— ），俄罗斯女诗人。就是在那儿对我说的，孩子，您美得无法形容。卡洛斯的舞跳得很好，可我跳得更好，而他很快就发现了这一点，并做出了正确的评价。我留在了他那里，而最后一批客人在天快亮时也散去了，警察挨个儿给他们敬礼。我是大使，——卡洛斯手里拿着一只杯子和一瓶莫斯科牌伏特加酒，对那位守卫宅子的民警说，——如果你不喝下这杯酒，我会生气的。——那位民警害怕惹友好国家的大使生气，就毫不犹豫地喝了下去。我留在了他那里，原来，他做爱的功夫还要胜过跳舞。我们伴着古典音乐做爱，那一夜，他那张宽大无比的写字台就成了我们的床铺，桌子的远角堆着一小摞书本和纸张，其中含有那个香蕉共和国转眼即逝的秘密，但他并不是一个黑发男人，嘴上也没有那道能体现出粗鲁热情和虚伪誓言的黑色唇须。他那副南方人的外表已经被牛津的优雅所弱化、所驯服了，他在牛津读过书，在那里住了很多年。我遇到的并不是一个红极一时的暴发户。他用那贵族式的安静征服了我，我不信克休莎的话。
第六章
克休莎一年之后回来了，假装是出差，为一个展览收集资料，她穿得那样的随意，那样的无可指责，甚至用不着去看一眼她的裙子、靴子、线衣和睡衣上的商标就可以断定，它们都属于最有名的时装，更不用说那辆人人都要跑过来围观的粉红色轿车了，但是，还没来得及从那辆车里钻出来，在长途旅行之后冲个澡，换身衣服，她就开始臭骂自己的丈夫了，捎带着还骂了那片梨园。我早就能弄懂她的意义，只要只言片语，只要一个暗示，甚至连一个字眼也不需要，此刻，只要看一眼她那张无可比拟的脸，我就知道自己被骗了，但我没有说话。而在一通忙乎之后，在她总会给我送上的那些礼物之后，我俩终于躺了下来，我要求她做出解释。我想，难道克休莎真的脱胎换骨了吗？不，我对自己说，即使这样，我也会一如既往地爱她，实际上，我会原谅她的一切，我不会和她吵架的，但是要知道，我想做的不仅仅是原谅，要知道，我不止一次把她的举动与自己做比较，直到结婚前夕她都没对我透露她的举动，因此，我要求她做出解释，而她，打着哈欠说，去习惯好的东西并不难，小太阳，但是还必须去习惯，好的东西不再是好的了，变得什么也不是了，一切又全都从零开始，还会有损失。——这是什么，是怀旧吗？——我问道。她有气无力地表示了抗议。——可是你还说什么：损失……——唉，她说道，这事我们明天再谈，然后，她吻了吻我的鬓角，可是第二天，她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