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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又走回四年级那第一排桌子的前头去了。教室里静得像空寂的山谷。
放学了，我回到家里，一进门，妈就喊：“去，给老师送饭去！”
又轮着我们家管饭了。我没动，也没吭声。
“噢！像是受了罚！”妈妈看着我的脸，猜测说，“保险又是贪耍，不好好写字！”
我仍然立在炕边，没有说话。
妈妈顺手摸摸我额头上的“毛盖儿”，惊奇地睁大了眼睛：“啊呀！头上这么大的疙瘩？”她拨开头发，看着，叫着，“渗出血了！这先生，打娃打得这样狠！头顶上敢乱打……”
我的眼泪流下来了。
“不打不成材！”父亲在院子里劈柴，高声说，“学生哪有不挨板子的？”
妈妈叹口气：“给老师送饭去。”
“我不去！”
“去！”父亲威严地命令，“老师在学堂，就是父母，打是为你学好！”
我一手提着装满小米稀饭的陶瓷罐，一手提着竹篮，竹篮里装着雪白的蒸馍，菜碟，辣碟，走出了街门。这样白的馍馍，我大概只有在过年过节时才能尝到的。
进了老师住的那间小房子，我鞠了躬，把罐和竹篮放到桌子上，就退出门来，站在门外的土场上等，待老师吃完，再去取……
“来！”从小房里发出一声传呼，老师吃完了。
我进了小房，去收拾那罐儿碟儿。
老师挡住我的手，指着花碟子，说：“把这些东西带回去，不准丢掉……”
我一看，那盛过咸菜的花碟里，扔着一块馍，上面夹着没有揉散的碱面团儿；另有稀饭中的一个米团儿，不过指头大，也被老师挑出来。我立时觉得脸上发烧，这是老师对管饭的家长最不光彩的指责……
妈妈看见了，一下子跌落在板凳上，脸色羞愧极了。
父亲瞅着，也气得脸色铁青，一把抓起“展览”着碱团儿和米团儿的花碟子，一扬手，摔到院子里去了。
后晌上学的时候，风葫芦在村口拉住我，慷慨地说：“我再给你一块蚕籽儿！”
我心里冷得很：“不要咧。”
“咋咧？”
“我不想……养蚕儿咧！”
没过几天，学校里来了一位新老师，分了班，把一、二年级分给新来的老师教了。
他很年轻，穿一身列宁式制服，胸前两排大纽扣，站在讲台上，笑着给我们介绍自己：“我姓蒋……”说着，他又转过身，从粉笔盒儿里捏起一节粉笔，在木头黑板上，端端正正写下他的名字，说：“我叫蒋玉生。”
多新鲜啊！往常，同学们像忌讳祖先的名字一样，谁敢打问老师的姓名呀！四十来个学生的初级小学，只有一位老师，称呼中是不必挂上姓氏的。新老师一来，自报姓名，这种举动，在我的感觉里，无论如何算是一件新奇事。他一开口，就露出两只小虎牙，眼睛老像是在笑：“我们先上一节音乐课。你们都会唱什么歌？”
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没有人回答。我们啥歌也不会唱，从来没有人教给我们唱歌。我只会哼母亲教给我的那几句“绣荷包”。
蒋老师把词儿抄在黑板上，就领着唱起来：“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
没有丝毫音乐训练的偏僻山村的孩子，一句歌词儿，怎么也唱不协调。我急得张不开口，喉咙里像哽着一团什么东西，无端地落下一股泪水。好久，在老师和同学的歌声中，哽在喉咙里的硬团儿，渐渐溶化了，心里清爽了，张着嘴，唱起来：
“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
我爬上村后那棵老桑树，摘了一抱最鲜最嫩的桑叶，扔给风葫芦，就往下溜，慌忙中，松了手，摔到地上，半天爬不起来，嘴里咸腻腻的，一摸，擦出血了，烧疼烧疼。
“你俩干什么去了？”蒋老师吃惊地说。
我俩站在教室门口，低下头，不敢吭声。
“脸上怎么弄破了？”他走到我跟前。
我把头勾得更低了。
他牵着我的胳膊朝他住的小房子走去。这回该吃一顿教鞭了！我想，他不在教室打，关在小房子打起来，没人看见……
走进小房子，他从桌斗里翻出一团棉花，撕下一块，缠在一根火柴棒上，又在一只小瓶里蘸上红墨水一样的东西，就往我的脸上涂抹。我感到伤口又扎又疼，心里却有一种异样的温暖。他那按着我的头顶的手，使我想到母亲按抚我的头脸的感觉。
“怎么弄破的？”他问。
“上树……摘桑叶。”我怯生生地回答。
“摘桑叶做啥用？”他似乎很感兴趣。
“喂蚕儿。”我也不怕了。
“噢！”他高兴了，“喂蚕儿的同学多吗？”
“小明，拴牛……”我举出几个人来，“多咧！”
“你养了多少？”
“我……”我忽然难受了，“没养。”
“那好。”他不知我的内情，喜眯眯的眼睛里，闪出活泼的好奇的光彩，“你们养蚕干什么？”
“给墨盒儿做垫子。”我说着话又多了，“把蚕儿放在一个空盒里，它就网出一片薄丝来了。”
“多有意思！”他高兴了，拍着手，“把大家的蚕养在一起，搁到我这里，课后咱们去摘桑叶，给同学们每人网一张丝片儿，铺墨盒，你愿意吗？”
“好哇！”我高兴地从椅子上跳下来。
于是，后晌，他领着我们满山满沟跑，采摘桑叶。有时候，他从坡上滑倒了，青草的绿色液汁粘到裤子上，也不在乎。他说他家在平原上，没走过坡路。
初夏的傍晚，落日的余晖里，霞光把小河的清水染得一片红。蒋老师领着我们，脱了衣服，跳进水里打泼刺，和我们打水仗。我们联合起来，从他的前后左右朝他泼水。他举起双手，闭着眼睛，脸上流下一股股水来，佯装着求饶的声调，投降了……
这天早晨，我和风葫芦抱着一抱桑叶，刚走进老师的房子，就愣住了。
老师坐在椅子上发呆，一副悔恨莫及的神色，看见我俩，轻声说：“我对不起你们！”
我莫名其妙，和风葫芦对看一眼。
“老鼠……昨晚……偷吃了……蚕！”
我和风葫芦奔到竹箩子跟前，蚕少了！一指头长的又肥又胖的蚕儿，再过几天该网茧子了。可憎的老鼠！
风葫芦表现得很慷慨：“老师，不要紧！我从家里再拿来……”
老师苦笑一下，摇摇头。
我心里很难受。我不愿意看见那张永是笑呵呵的脸膛变得这样苦楚，就急忙给老师宽解：“他们家多着哪！有好几竹箩！”
“不是咱们养的，没意思。”他站起来，摇摇头，惋惜地说。
三天之后，有两三条蚕儿爬到竹箩沿儿上来，浑身金黄透亮，扬着头，摇来摆去，斯斯文文地像吟诗。风葫芦高兴地喊：“它要网茧儿咧！”
老师把他装衣服的一个大纸盒拆开，我们帮着剪成小片，又用针线串缀成一个一个小方格，把那已经停食的蚕儿提到方格里。
我们把它吐出的丝儿压平：它再网，我们再压，强迫它在纸格里网出一张薄薄的丝片来……
陆续又有一条一条的蚕儿爬上箩沿儿，被我们提上网架。老师和我们，沉浸在喜悦的期待中。
“我的墨盒里，就要铺一张丝片儿了！”老师高兴得按捺不住，像个小孩，“是我教的头一班学生养蚕网下的丝片儿，多有意义！我日后不管到什么地方，一揭墨盒，就看见你们了……”
第二天，早饭后，上第一节课了。他走进教室，讲义夹上搁着书本，书本上搁着粉笔盒，走上讲台，和往常一模一样。我在班长叫响的“起立”声中站起来，一眼看见，老师那双眼睛里有一缕难言的痛楚。
他站在讲台上，却忘了朝我们点头还礼，一只手把粉笔盒儿也碰翻了，情绪慌乱，说话结结巴巴：“同学们，我们上音乐课……”
怎么回事啊？昨天下午刚上过音乐课了，我心里竟然不安起来，似乎有一股毛躁的情绪从心里窜起。老师心里有事，太明显了！
老师勉强笑着：“我教，你们跟着唱：‘春风，吹遍了原野……’”
我突然看见，刚唱完一句，他的眼角淌下一股泪水，立即转过身，用手抹掉了。然后再转过身来，颤着声，又唱起来：
“春风，吹遍了原野……”
我闭了口，唱不出来了。风葫芦竟然“哇”地一声哭了。教室里，没有一个人应着唱。
“我要走了，心想给大家留下一支歌儿……”他说不下去了，眼泪又窜下来，当着我们的面，用手绢擦着，提高嗓音，“同学们，唱啊！”
他自己也唱不出来了，勉强笑着，突然转过身，走出门去了。
我们一下子拥出教室，挤进老师窄小的房子，全都默默地站着。
他的被卷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