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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五里镇读小学的时候，老师讲校史时，说五里镇小学的前身，是朱家寨在清末中了举的一位朱举人捐款兴建的。正堂上的一块青石碑上，记载着这位举人给家乡文化建设所作的义举，在世世代代的庄稼人中传为美谈。“文革”中，那块碑石给搬掉了，不知扔到什么角落里去了。前年，被谁从庄稼人打土坯的土壕里发现了，抬回五里镇小学，重新栽在花园里。鬼秧子乐叔也想在五里镇这个小小的社会里，留名青史，我可没有料到。
“公社答应了！”鬼秧子乐叔有点得意，“公社书记亲自给我说，‘你的碑子跟朱举人的碑子并排放着。’”
“叔呀！你给咱家乡的子孙后代做下一件好事，群众不会忘记你的。”我喝了几口酒，对鬼秧子乐叔的进步大加称颂，“你而今心里踏实了吧？再不……”
鬼秧子乐叔灌下一杯酒，撇着嘴唇，讥诮地瞥我一眼，不以为然地摇摇头，打断我的话，眼里又露出那种诡秘的气象，说：“好老侄儿，不瞒你说，我捐出一万元来，权当这几年没挣。捐出去，让五里镇公社的每一户庄稼人都得一点好处，免得日后来了运动，乱口纷纷咬我。二来呢？我把一万块票子捐给你公社书记，你书记在成千人面前跟我握了手，亲口答应给我立碑，青石上刻下我的名字，看你日后还抓不抓我的‘污染’？”
鬼秧子乐叔得意地剖白他的诡秘的打算，又使我意料不及了。我正在心里琢磨着他的义举里所包含的新的意义，新的进步，新的心理变化……却想不到他竟是出于这样的动机。
“我不能不考虑留下退路！”鬼秧子乐叔扬起头，瞪着眼瞅着我，“傻瓜才只知朝前跑而不想退路哩！我捐出一万块，把上下左右的嘴都堵住，日后万一政策变卦了，看你咋好开口整我？”
他很得意地笑起来。
我喝不下去了，愉快的心情又转为沉重起来，点燃了一支烟……
小说写到这里，本可告一段落；又一回想，觉得不免有图解政策之嫌；再想想，却无法完全回避。鬼秧子乐叔的所有诡秘的言行举措里，无一不折射着我们施行过的政策的余光。也许在世界上所有的不同肤色的农业人口中，鬼秧子乐叔的诡秘的心理算是一种独有的怪癖；因为世界上不同地域不同社会制度下的农民毕竟有职业上的共同之处，譬如丰年的欢乐和灾年的忧愁，譬如对于粮食价格的升跌的担忧。独有鬼秧子乐叔除了御自然灾害之外，又多了一层奇特的又是根深蒂固的变态心理，使人难以揣摸准确……令人可喜的是，而今刚刚成年的一代农民，譬如鬼秧子乐叔的二女儿凤子和她的丈夫，将不会循着鬼秧子乐叔曲里拐弯的心的轨迹思谋筹划他们的前程了！
无论如何，我仍然虔诚地祝愿，鬼秧子乐叔开张不久的“一字歌饺子馆”生意兴隆……
1984。10。21于西安东郊
旅伴
旅伴
在同一车厢的同一隔间里，两位旅客同时找到了自己的铺位，都是下铺。他们谁也顾不得瞧对方一眼，忙着把随身带上车来的大包小包塞到货架上去，然后坐到车窗跟前来，火车启动了。
他们先后坐下，掏烟、点火、嘘出一口浓烟，上车时的紧张忙乱情绪舒缓下来，心地踏实地开始旅途生活了，这时才转过头来，打量坐在对面的旅伴。俩人的目光一经相遇，几乎同时惊奇地叫起来：
“啊呀！是你——”
这两个人，是高中读书时的同学和朋友。一个被同学们公认为数学王子，一个号称文学天才。现在，二十多年以后，数学王子已经是国防尖端学科的研究人员了，而文学天才也已是当代颇有点名气的工业题材的作家了。二十多年前，他们同时爱上了班里一位名叫东芳的女生，那是个聪明而又动人的窈窕姑娘，大伙叫她东方美人，她是他俩心中的女神……这两个朋友也不能超凡脱俗，朋友关系破裂了，结下了怨。而时间的流水似乎可以冲散一切感情的烦忧。现在，当他们在列车上握手、拍肩的时刻，心中虽然还有那么一点不可言状的别扭情绪，却终究为理智所主宰了——都是四十多岁的中年人了哇！
一阵闲聊之后，作家首先从尴尬的情绪里超脱了。豁达地说：“东芳现在好吗？”
“怎么……你？”军事科学工作者惊奇地睁大了眼睛，“她不是嫁给你了吗？”
这样——真是哭笑不得——他们才相互闹明白，谁也没有娶到东方美人，二十多年的误会，都以为对方和她结合了。
“噢！原来如此……”作家感慨起来，动情地说，“我当时感觉出来，她更喜欢你，说你聪明，冷静。她说她母亲不喜欢搞笔墨文学的人，容易招灾惹祸……二十多年了，我一直以为你们生活在一起……”
“嗨！哪能呢……”科学工作者淡淡地笑笑，“我当时判断出她更喜欢你。她常当我的面说你开朗，浪漫，有诗人风度……说我太死板……”
火车在宽阔的北方原野上奔驰。大片大片的金黄的油菜间缀在一望无垠的碧绿的麦田里，一排排白杨，从窗前掠过去，远处的山峦迷蒙在淡灰色的雾霭里。田野里春的温馨气息灌进敞开的车窗里来了。
“我毕业以后，家里太穷了，‘瓜菜代’也维持不住，舅舅把我带到青海，进了地质勘探队。我肩上扛着标杆，爬遍青藏高原，兜里总没有忘记装着一本稿纸……我的生活就这样开始了，第一次萌动的爱情却同时结束了！”
“我毕业后参军了。当了两年兵，从部队上了大学，再回到部队。在戈壁滩上‘隐居’了二十年，已经与‘尘世’隔绝了。那年回家探望父母，听人说她和小赖子结婚了，我坚决不信……”
“我也听说过她和小赖子结婚的话，也是不信。”作家证实说，“她怎么能嫁给他呢？那么一个猥猥琐琐的侏儒！”
“看来是真的嫁给他了。”科学工作者说，“他虽然猥琐，可他当时比你比我都更优越。他当了汽车司机，走南闯北，能弄到别人弄不到手的‘进口’物资，别忘了当时是困难时期……不过，我总不愿意这样想。”
作家显然激动了，创作的灵感顷刻之间激荡起来了，回味自己经历过的生活，心情往往按捺不住。他拉开手提兜，取出一瓶酒，用牙齿揭掉瓶盖，在两只喝水的杯子里斟上酒。科学工作者也急忙取出罐头和香肠，摆到小桌上。
“我们都犯了一个错误——”作家用富于哲理的口气说，“把一个俗不可耐的女人看得太神圣了！”说罢举起酒来。
“可笑的是——”科学家冷静地说，“我们之间因此而曾经互相妒恨！”说罢也举起酒来。
火车正以风驰电掣般的气魄，在北方的原野上疾进……
1983。10。20西安
绿地
绿地
春天里一个平平常常的星期六下午，河口公社党委副书记侯志峰骑着自行车回到家里。
刚进大门，两个孩子大约听见车子响，一齐从后院奔过来，抢他挂在车头上的黑提兜。
“一人一个。”侯志峰取出面包来，笑着塞到孩子手里。虽然工资不高，每周六回家，总要买点糖果什么的，以便让盼望爸爸归来的孩子不致扫兴，已经习惯了。
娃子和女儿的脸颊上鼓起来。吃着乡村里粗食淡饭的孩子，对于软乎乎的面包，馋是很自然的。他拍拍这个的背，又摸摸那个的头，是一种做父亲的幸福感觉。一接近四十这个年龄，他觉得自己更贴着孩子了。
“回来了，侯书记。”
踏进里屋，一位陌生的老年农民笨拙地从椅子上立起，殷切地和他打招呼。
“这是汪水寨我妹子家的门中叔。”妻子秀绒给他介绍说，“等你半天了。”
肯定是求他办事，好多人求他办事，不去公社机关，专等周日赶到家里来，弄得他不得安宁。家里有自留地，又养着猪，好多活儿要趁假日劳作哩！
“有啥事？”他问，想尽快打发他走。
来人开始诉说，啰啰嗦嗦，前后重复，总算说清了一件事：他的儿子在本大队小学当民办教师，有四五年教龄了。支部书记现在正串通校长，要把他的儿子解雇，再把自己的女儿（去年秋天刚刚从高中毕业）填补进去。
“事情做得太可憎咧！”来人十分愤恨，“我是平头百姓，实实没有办法……”
这是可能的。干部利用职权，搞些乱七八糟的事，在他们公社的几十个大队里，时有发生。他干脆地回答说：“你说的要是属实，我负责解决。下周上班后，我了解一下再说。”
“你歇息。”来人站起告辞了，“你在公社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