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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挂五”的乐人班子（十三人）已经在窑院里唱起《祭灵》，公社电影放映队的放映员正在打麦场上挂银幕，满村巷里都洋溢着欢悦的浪花。马罗生时寂寞，死时却热闹，能得到这种死而无怨的结局，也不容易哩！
我坐在乡亲们中间，抽烟，喝茶，听大伙儿高声说笑，看众人跑前跑后地忙呼的身影，心里却不时闪出那个甩到我怀里来的烧熟的包谷棒子，那是怎样美好的一顿野炊晚餐……
1984。10草改于西安东郊
鬼秧子乐
鬼秧子乐
鬼秧子是我一个远门堂叔的绰号，他的注入户籍卡的名字，是一个单字：乐。村里人提起他来，总是忘不了在名字前冠以鬼秧子的绰号，就唤作鬼秧子乐了。这种啰嗦的称呼本来并不符合庄稼人说话喜欢简便的习惯，可是仍然喜欢这样叫，时日长了，似乎说来顺口，听来也顺耳。
单从这个绰号的字面上直观，就可以肯定他不属于高大完美的人物了。一个鬼字，就使人生出许多联想来。不过，在鬼秧子这个鬼字里，主要含蕴着诡的意味，大致概括了我的堂叔处事和为人的一贯特点，不那么豁达爽直，也不像一般庄稼人那么憨厚实诚；举凡大事小事，家事和外事，与人交手，总显出一副诡的样子；实话少，空话多，绝不会显山露水；有人概括说，鬼秧子乐要是说他去西京，实际准是去了东京，你要是按他说的到西京去找他，准会扑空上当了。
许是自幼受到这种民间舆论的蛊惑，我对堂叔自觉保持着一定距离，一种警惕和戒备；甚至看见他瘦小的身影，轻快的脚步，比一般庄稼人灵活的手势，也无不产生一种诡秘的印象；至于他那奔突的前额，深藏在眉棱下的那两只细小而灵活的眼珠，就更集中地蕴藏着深不可测的诡秘的气象了。庄稼人对于过于精明，精明到诡秘程度的人，就大大减低了信赖的心理依据，自然地表现出敬（卑？）而远之的保留态度了。我虽不敢卑视我的长辈，却也不敢与他过往太密。
星期六回到家中，已是上灯时分，一进门便看见鬼秧子乐叔坐在堂屋的桌旁，正和母亲扯着闲话。他平时极少到我家来串门，于是就想到他是有意在等候我，大约要说什么话，或者要办什么事。因为他和母亲的闲聊，完全是一种心不在焉的神气，明显是在消磨时光。
“你咋瘦成这个样子了？”他惊叹地说，似乎不是上一周日刚刚和我见过面，倒像是十年八年未曾见过似的，“嘿呀！我说公家干部这碗饭也真是不好吃！不要看不背不挑，劳心伤脑哩！劳心的事比劳力的事更叫人受不得。你看看劳心劳神瘦成啥样了……”
我自知其实并没有明显的变化，百二十斤的体重也没有减少，不过听了鬼秧子乐叔的话，似乎总比听到谁说“你肥了”要更熨帖些。
“听人说，县城的街道里，有小贩儿摆摊儿了，油糕桌子、凉粉案子都摆出来了。”鬼秧子乐叔说，完全是一种与己无关的闲谈的口气，“政府也不干涉？”
“不。”我说，“政策允许了。”
“政策怎能允许私人开铺面，做生意？”鬼秧子乐叔不解地说，“共产党怕是睡迷糊了？”
“正好相反。”我自作聪明地解释说，“中央从几十年的失误中总结教训，清醒过来了，对农民不能卡得太死。”
他的一双眼睛勾得很低，并不看我，只是盯着自己手里那只油腻的黑色羊皮烟包，悠悠地挖着。凭直觉，我觉察出他很专注地听着我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却摆出并不在意的架式，甚至连盯也不盯我一眼。
“你不是有炸油糕的手艺么？”母亲插嘴说，“几十年没派着用场，现时用得上了。”母亲说着，又问我，“你记得不？你乐叔跟你二爷（乐叔的父亲）在五里镇摆油糕桌子那阵儿，红火得很哩！一街两行七八家油糕桌子。就数你乐叔家的生意好。你乐叔炸出的油糕，黄亮、酥脆，咬在嘴里一包糖，而今吃不上那样好的油糕了。”
我隐约有一点记忆。五里镇街心的水渠边，撑开一座篷帐，一张四方桌子周围，摆着四条长板凳，坐着或站着吃油糕的庄稼汉男女。那位已经去世的二爷在满面笑容地招呼顾客，而正当年轻的乐叔，站在翻滚着油浪的炸锅前，两只手灵巧地捏着面团儿，把一个个扁圆的油糕贴着锅帮溜进油锅里，立时冒起一团儿油浪。炸熟的油糕漂浮在油面上，乐叔用筷子夹出来，架在铁丝网架上……我曾经馋涎欲滴地在那油锅前踅磨过，怎能完全忘记呢！
“哈！那当然，咱们那油糕用的啥佐料嘛！黑白糖掺半，青红丝，核桃仁，桔饼，吃来啥口味？”鬼秧子乐叔自豪地感叹起来，“而今国营食堂里卖的那油糕，只包一撮黑糖。前年我到西安，在东大街一家甜食店买了俩油糕，全是干壳子！皮子硬得像皮带，咬都咬不动。我算是把一两粮票一毛二分钱白撂咧……”
“你而今要是在五里镇摆开炸锅，保准红火。”母亲说，“老人们还都记得的。”
“不！咱可不能再干那号营生了！”鬼秧子乐叔慨然说绝，“投机倒把那营生，咱绝对不能干。”
“那不能说成是投机倒把……”我说。
“纵然不叫投机倒把，也不是正经路嘛！”鬼秧子乐大叔摆出一副慨然的面孔，“党教育咱几十年，要共同富裕嘛！咱咋能图自个先……”
看着他激昂慷慨的面孔，听着他的冠冕堂皇的话，我的心里立即反射出与此完全相反的意思来。他的声东击西的惯用手法，无法对熟悉他的人隐藏他的真实目的，无非是套出我对此事的看法罢了。
“这些人哪！真是狗改不了吃屎的性儿。上头的手刚松开个缝儿，就混扑瞎飞！”鬼秧子乐叔嘲笑说，“哼！到时候……等着挨挫！”
“不会的。”我说，“你要是想做油糕生意，现在可以干了，政策允许的。”
“咱不干，允许咱也不干。咱要跟全体社员走一条路，吃苦都吃苦，享福都享福。”他仍然说着套话，官话。说到这儿，眼珠一转，他用一种超然的口气说，“其实嘛，我要是想卖油糕，条件谁也比不过。手艺咱自带，不用请把式。俺二女子家在五里镇，正好街面上有两间门面，在街心十字左拐角，人来人往刚适中。前几天女子来，跟我咕叨这事，我把她一顿狠骂，骂她年轻轻的，倒比我老汉思想差池。我骂得她再不敢胡说乱扑了……”
听着他的话，我却在心里这样猜测：鬼秧子乐叔想到五里镇重操旧业炸油糕，已经和二女儿商议过不止一次了。甚至连门面的位置也经过悉心的窥测，街心十字的左拐角，那是五里镇的繁华地带，像西安的钟楼，上海的南京路或北京的王府井，在这儿开设一片油糕铺面，那是得天独厚的好地盘了。他说他狠骂过二女儿的瞎思想，我却偏偏猜成他在盘算如何利用女儿家的这一块无与伦比的好地盘了。我分明觉察出他想做油糕生意的急切心情，无非是朝我探听刚刚放松的农村经济政策的可靠性如何。像狐狸蹲在农家的鸡舍旁，眼睛偏不瞅鸡窝而瞧着四周，察看是否有主人设下的陷阱，绝不是对母鸡的肉香无动于衷。
鬼秧子乐叔的这种心理，并不奇怪，我完全可以理解，村子里好多农民，面对刚刚颁布的活跃农村经济的条例，持一种慎重的观望态度，等等再看吧！他们以为我在县上工作，了解政策界限，向我探询这种政策的可靠性和种种挣钱门路的合法性，已不止一人一次。他们都是直率地说出自己的看法，心存的担忧，甚至抬出过去生活中的事实来证明他们的观点。而鬼秧子乐叔却偏偏否认他急于要干的事，真是诡得有窍，也令人好笑。
“咱当咱的老实农民，不走邪道儿。”他表白说，完全是死心踏地的毫不为金钱所动的样子，站起身来，不在乎地问，“听人说，县城那些小摊小铺，县政府给发下营业执照了？”
“对。”我说，“完全是合法的。”
“合法咱也不干。”他像给我做保证一样，懒洋洋地拖长声调，“叔早把世事看开罗！要那么多钱做啥？嘴里有吃的，身上有穿的，成咧！叔早都不想发财好过罗……”他走出门去了。
我却仍然想到那只并不瞅着鸡窝的狐狸，仿佛说，母鸡肉并不好吃，我根本不想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