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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晚上，父亲回家，一家人吃晚饭时，保良突然说：“爸，今天是我姐的生日。”
父亲愣了一下，又低头吃饭。保良看看母亲，母亲显然没料到保良会说这个，端着碗惴惴不安。
少顷，父亲开口，问母亲：“保珍……今年该二十四岁了吧？”
母亲没能答言，却己泪垂双颊，她用手绢擦泪，然后起身到厨房去了。母亲进了厨房，也没有哭出声来。
父亲看着母亲的背影，没有责备。又看看发愣的保良，说：“吃饭！”
但他自己看着桌上的饭菜，则似乎无心下咽。他沉着嗓子，对保良说道：“你姐姐不认我们，我们有什么办法。”停了一阵，父亲又说：“前一阵我托鉴宁公安局的于叔叔帮忙找过她。没找到。她早不在鉴宁了。”
父亲居然托人找过姐姐，这是保良没想到的。保良抬眼去看父亲，父亲马上把话题转向了保良：
“保良，你姐姐要走这条路，我也没有办法，我做父亲的，已经尽了全力。现在爸爸只有你一个孩子了，你又是个男孩，爸爸今后不求你升官发财，只要你能子承父业，让大家看到我们陆家的儿子比他爸爸干得更好，更有出息！爸爸立一个一等功，你要立两个、立三个。你要练得象你于叔叔那样，要文有文，要武有武！爸爸自己不能在侦察一线干了，要是把你培养成能在一线干出成绩的人，爸爸也就死得瞑目了！”
这一大堆话，保良耳熟能详，熟得耳朵都起了老茧。但父亲说着说着眼圈又红了，保良只能面目严肃，郑重点头，做出深切理解，心领神会的样子。
父亲问：“你听懂了吗？”
保良答：“听懂了。”
离考公安学院的年龄越近，保良的这句“听懂了”，就越答得底气不足。
保良是从鉴宁转学插班来的，他的学习成绩按省城这家重点中学的水平，中等还要偏下。能不能考上省公安学院，完全没有把握。父亲的嘱托和希望，虽然总是同义重复，但说得多了，就会形成一种巨大的心理压力，每让保良想起，都不免战战兢兢。
他甚至开始羡慕起李臣和刘存亮来了。
李臣和刘存亮都没考上高中，靠家里走关系找了中专去上，一个学旅游服务，一个学汽车维修，也都学得没精打彩。但至少他们没有考大学的沉重压力，不用承载耀祖光宗的家族理想，今后凭力气或凭技能挣钱吃饭，一辈子胜任愉快又有什么不好？
第四章
高中的最后一年，是命运冲刺的关键时期，父亲对保良的督导和管束，也严格得有点变本加厉。不仅不许保良再看电视，而且控制了保良的电脑，父子之间，常为电脑的使用呕气。
最影响保良的期未成绩的事情意想不到地发生了，在高中最后一个寒假到来之际，保良的母亲死了。
母亲是得了一种叫疱疹的病突然不治的。父亲把母亲送到医院后，母亲发了三天烧，三天后神志开始昏迷，没用多久，便飘然而去。
母亲是保良生活中最后一道饱含温情的颜色，没有母亲的世界，在保良眼中空洞无比。当母亲的遗体被医院的护士推走时保良失声痛哭，父亲用力将保良抱进自己怀里，象是防备保良的灵魂紧随母亲那具瘦小的躯壳离去。
也许父亲在抱住保良时才发现儿子已经长成了一条汉子，个头儿已经和他一样高大。虽然身板依然单薄，但瘦削的胸脯却象扇面似的打开，支撑了肩膀的宽阔。
母亲的死使保良无心功课，他常常把母亲昏迷前悄悄交给他的那只耳环握在掌心。握住耳环的手掌能感觉出心跳的律动，这时他就能够静下心来，虔诚地重温母亲的殷殷嘱托。
也许是回光返照的力量，母亲弥留之际的声音清晰得那么奇异。在她心跳终结的那天下午，保良就在她的床前，病房里那时没有别人，保良突然发现母亲早已浑浊的眼里，又闪出了生命的光辉。保良还以为母亲的身体出现了奇迹般的好转，没有想到母亲嘴里断续发出的声音，便是她的临终遗言。
母亲说：“保良，我的儿子……妈妈要走了，你好好照顾自己，照顾你爸爸。你再答应妈妈一件事情好吗，你……你一定要找到你姐，你找到她，把这个耳环给她，这是妈妈送给她的嫁妆。你让她戴上这对耳环，到妈妈的坟前看妈一眼。我……我真的想……想再回鉴宁咱们的那个小院看看，真想再看你姐一眼……”
下葬母亲时，父亲找过这只耳环，想让母亲带走，结果没有找到。再三逼问保良，保良才拿了出来。他对父亲说：这是妈留给我的。父亲问：另一只呢？保良说：妈给姐姐了。
父亲哑然无话，他低头想了一下，没再要回那只耳环。
父亲把母亲葬在了省城的平安公墓，每年交上一百五十元钱，就可以租下一个骨灰存放的格子。在遗骨安放前保良背着父亲悄悄取出了一部分骨灰，用一只玻璃瓶装了藏好。因为母亲病倒前不止一次地说过，想搬回鉴宁老家去住。她说人总要落叶归根，你爸爸将来退了休，肯定也是想回老家住的。所以当初真该把鉴宁咱家的房子买了留着，再说你姐说不定什么时候也会回到鉴宁去的，她要想回家了，也能有个地方找到咱们。
鉴宁对于母亲，不仅是故乡，是思念，是真正的家，而且也是最有可能和失散的女儿重逢的地方。
鉴宁对保良，也是同样。
寒假到了。
父亲的单位很照顾父亲，安排父亲和另外几位公安英模去南方疗养，每人还可以随行一位家属。保良并不想去，于是对父亲撒谎，说寒假期间学校给几个插班生安排了补习，父亲当然高兴，支持他以学习为重。
父亲去南方了。
走的前一天晚上，父亲做了炸酱面，就着面又喝了点酒，红着脸对保良掏了心窝。他说：保良你长大了，有些话爸爸可以跟你说了。自从你姐姐第一次离家出走以后，你妈就一直恨我。她一直以为是我非要拆散你姐和权虎，害得咱家不能团圆。她虽然过去也在公安局工作，但没干过真正的公安，她对我把你二伯查出来这事也想不明白，认为我害了自己的兄弟，也害了自己的女儿。我也知道权力是我的兄弟，我们从十岁那年就发誓不愿同日生但愿同日死。我也知道咱们中国人为人处事，讲的就是义气二字。但我更知道，我是国家干部，我必须效忠国家，我是人民警察，我必须服从命令。我必须分清什么是公，什么是私。你爸爸头上的一颗国徽，肩上的两星两杠，是人民给的，我必须要为这份荣誉尽责。搞掉权力我很痛苦，但这个痛苦我能跟谁去说？保良，以后你也会明白的，如果你以后真的当了一名警察，你肯定也会这样选择。但你姐姐不明白，你妈也不明白，讲道理她们听不进去，她们是女人，女人往往不听道理，只信感情。这件事我和你妈伤了感情，她不跟我明说但我看得出来她恨上我了。这几年你妈几乎就没跟我说过话！保良，你想想爸爸这几年的日子是怎么过来的，爸爸为了国家为了工作置个人感情个人安危不顾，立了那么大功，组织上和广大群众那么肯定我鼓励我。我在外面，得到的全是鲜花和掌声，可我一回到家里，你们都不理解我。我和你妈在一个屋里生活，在一张床上睡觉，可三年多来她跟我几乎没有一句话说！儿子，你说，爸爸过的这叫什么日子……”
父亲脸红着，眼红着，眼泪汪汪的。保良这时似乎才一下发觉，父亲头上的黑发，有一半都变白了。保良这才知道，母亲的离去，对父亲来说，其实是一种解脱。
父亲去南方休养的第二天，保良便带上了那只装满母亲骨灰的玻璃瓶，乘火车独自返回了鉴宁。
漫长的三年，鉴宁似乎没有大变。市中心盖了几幢新楼，沿途还能看到几处新的工地，除此一切如旧。保良乘坐公共汽车经过百万豪庭大酒楼时，看到酒楼门口已经重新装修，大门上方百万豪庭几个倪虹大字，已被拆下，而新的“主人”姓甚名谁，却未见张扬，不知里面是否经营如故，鲍鱼生意是否依然火红。公共汽车把保良一直拉到他家那条小巷的巷口，他从巷口走到他家的院门，恍若当年放学回家的景象——院门微掩，炊烟淡淡，母亲做饭时的唠叨，姐姐开门时的笑闹，父亲高声在叫：“保珍，把我的茶端过来……”一切如在昨日，音容宛然。
现在，那扇院门显然久无人顾，门上的漆皮斑驳得厉害，门上挂着一把大锁，锁上挂着一些红锈。保良知道这个院子公安局已经卖给了私人，但听李臣刘存亮说，他们家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