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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丰大怒，“真有此事？”
桂良急忙奏说：“臣纵有天胆也不敢无中生有，侮蔑耆英私自破坏和谈，请皇上明察。”
花沙纳也上前说道：“桂大人所言句句是实，臣愿以身家性命担保。”
咸丰墓地站了起来，忿恨地说：
“耆英老儿误国误民，太让朕失望了，他身为军机大臣竟能做出这等有负朝廷的事来，一定是得了洋人的什么好处，朕决不饶恕！来人，传朕的旨意，到天津调耆英来见。”
桂良为何借用咸丰对《天津条约》的不满来让耆英倒霉呢？这事要从两人的个人恩怨讲起。
耆英是道光皇帝当年的老臣，也是道光当年最信任的大臣之一。在一年的科考中被道光任命为主考官，负责进士科考，恰巧这一年桂良的长子也参加科考，正处在耆英的辖区内。对于儿子的水平如何桂良再清楚不过，如果不是他层层找关系，儿子根本没资格进人这关键的决赛。这也是最后一道关卡，成败关键在此，如果能够通过此科，儿子就可以顺利进人仕途，而在这一科中名落孙山，儿子的前途丢了不说，自己脸上也无光，而且是前功尽弃，那白花花的银子等于投到水里了。桂良可没有这么傻，他决定铤而走险，趟一趟主考大人耆英这趟水。
送什么呢？耆英是个老顽固，虽然同在朝纲为官，但交往并不多。不过，对耆英的为人桂良还是略知一二的，直接送银子他一定不会收的，倘若耆英翻脸不认人，把自己为儿子科考行贿一事抖出去，他桂良不死也要丢官。为了能够让耆英接自己的贿赂，桂良绞尽了脑汁。他托人从端州带回一块名贵的砚石，请一位能工巧匠在家雕琢，把一块黄金完全镶嵌在石砚中。
科考日期将近，桂良带着儿子和那块金石砚台来到主考大人耆英家里，说了许多恭维的话，并让儿子拜耆英为老师，然后送上砚台作为儿子拜师的见面礼。
年轻人追求进步这是值得鼓励和赞赏的，耆英当时就给他指点一番。对于桂良所赠的端州石砚，耆英起初不愿接受，但经不起桂良的一番花言巧语解释，耆英还是接受了。
端砚是广东端州的名产品，是文人雅士文房四宝中的上乘之品。俗话说湖笔、端砚、宣纸、徽墨，早在唐朝就闻名于世，唐朝诗人曾有诗句：“端州石砚人间重”，可见端砚的名贵。
纵然端砚再名贵，也只是一块石头，不是什么稀世珍品，对于文人来说也是喜爱之物，何况是同列大臣的儿子所赠，又有名义上的师生之名，耆英也就不客气了。
待桂良和他的儿子走后，耆英对这块砚台雕工极具匠心很是叹服，把玩时总觉得超出一般石砚的重量几倍，待仔细审视发觉砚内全部镶有黄金。耆英这才明白桂良来访的真正用意。
第二天，耆英就派人把那块镶有黄金的端州砚台送还给了桂良。
耆英虽然没有对外声张，但桂良觉得脸上无光。桂良的儿子也因此没有考中进士。
桂良一直对这事耿耿于怀。事过多年，他终于找到一个报复耆英的机会。在皇上派他去天津和谈时，他主动邀请耆英同去就是这个原因。
也许是桂良心机颇深，或者是耆英命中注定要倒霉，这《天津条约》和谈中的不利确实与耆英有关。
桂良和花沙纳率先赶到天津，这时，英法联军已攻占大沽炮台，正准备进犯天津直逼京城。桂良主动与英国公使普鲁斯交涉，答应接受一切他们提出的条件进行和谈，以此阻止英法舰队继续人侵。
英国公使普鲁斯和法国公使布尔布隆见达到了出兵的目的，也答应和谈。当普鲁斯问及和谈的前提条件是什么，咸丰皇上给了他们多大的特权时，桂良把这些责任全部推给了钦差大臣耆英，并让普鲁斯先邀请耆英单独私人会谈，做到事先心中有底才真正坐到谈判桌上。
对于耆英，普鲁斯早有耳闻，他是《南京条约》的中国代表。两人第一次见面时，普鲁斯连珠炮似的法问就让耆英谱头转向，经不住普鲁斯的威逼利诱，耆英把和谈的老底全部抖露给了普鲁斯，这对于后来的和谈当然有害无利。
但耆英不是这样认为的，他根据《南京条约》签订时的经验，先让英人从谈判桌上尝到甜头，必然放弃武力进攻，这样能够给天津和北京的军事守御赢得时间，即使谈判不成，再打也可以重创洋人，然后为谈判创造条件。万万没有想到，他的想法与咸丰皇上的想法背道而驰，皇上命令他们一次谈判成功，免得节外生枝，后来又要损失更多的利益。
耆英在谈判之前就泄露和谈的秘密不算，在和谈过程中他又做一件他自己也解释不清的事。
谈判临近结束的时候，不知什么原因耆英突然不辞而别，离开谈判桌三天。有人猜测耆英逛窖子不归，也有人说耆英被歹人绑架三天，还有人说他因年老体力不支彻夜不眠，吃了过量的安眠药昏睡几天。众说不一，问及耆英本人他也支支吾吾，不愿说出真相，似乎自己也有口难言。
正是耆英擅离职守三天又给洋人抓住了把柄，说大清朝和谈不是诚心，真正目的是延缓时间，准备调兵遣将对抗联军进攻。为了表明大清朝的诚心，必须把《天津条约》的第二款，由增开的五个通商口岸扩达十个，否则，联军舰队必攻破天津攻打京城。美俄等国公使也从中怂恿，一致要求增开十个通商口岸作为向各国公使赔礼的诚心表现。这样，《天津条约》才基本确定下来。
耆英也知道自己在和谈中做了一些不应该做的事，惟恐皇上追究下来推脱不了责任，在谈判结束后以尚有未竟事宜办理为由暂留天津。
桂良和花沙纳也不点破，正高兴他能留下呢？这样，把所有责任推给耆英就更加可信了。
耆英从天津回到北京，一路上有说不出的难过。
古语说：一朝天子一朝臣。这话一点不假，当今皇上即位之日就有打击老臣重用新臣之心，与自己同列的几位先皇最宠信的老臣都遭到不同程度的治罪，革职的革职，产除的产除。琦善被革职发配，客死他乡，穆彰阿革职赶回老家永不叙商藻也因皇上对他多有微词而称病回乡。如今朝中，当年的几位最得宠的大学士反剩下自己和柏葰周祖培、翁心存、彭蕴章寥寥几人了，也不同程度受到排挤。
别人不说，他自己的处境耆英十分清楚。自己身为两臣老臣、内阁大学士，多次冒着生死危险与洋人交涉虽然没有功劳也应该有苦劳吧。就是那丧权辱国的《江宁条约》，也不是自己当家签订的。整个大清王朝，谁又甘心签订那条约，不签订没有办法呀，洋人的炮舰在咱家门口耀武扬威，打又打不过人家，只好以屈辱的条件求和，自己的签字也是道光爷被迫同意的。
再说这《天津条约》，别说签字，自己谈判也懒得去。快要土的人了，何必再冒着杀头的危险干那受罪不讨好的事呢？悔不该接受这趟苦差使，像祁寓藻那样称病退守乡土是明智之举。就说这次天津之行，临行前儿孙都交待好了，去时是死的，回来时才是活的。想起离家，儿孙相送，泪洒几代人，简直不是在送行，而是在送葬。大有荆阿刺秦王高渐离击筑高歌送行那样：风萧萧今易水寒，壮士今一去不复返。
可是，如今返回了，也不知是死是活。
耆英来到太和殿，见文武百官早已分列站定，皇上正拉耷着脸在生闷气。整个大殿死气沉沉的。皇上不讲话，这些大小官员们就更不愿讲话了，惟恐皇上把《天津条约》的怒气发泄到自己身上，从而招致飞来的灾祸。
耆英走到犀阶台前，扑通跪倒朗声奏道：
“臣耆英参见皇上！”
咸丰早就看见他了，故意不理，直到耆英跪下高声叫了三遍，他才十分不满地喝问道：
“耆英，你知罪吗？”
耆英一咬牙说道：“臣不知犯了何罪？请皇上明示。”
耆英这一句把咸丰激火了，他吼道：
“耆英，你身为钦差大臣，代表朕去天津与洋人和谈，却有负朕对你的一片希望，同洋人谈出了这么一个丧权辱国的条约，你还说不知罪？难道罪在朕不成？”
耆英急忙叩首说道：“臣怎敢把责任推诿给皇上，臣只是说这《天津条约》是臣和桂学士还有花尚书三人一同协商的，有他们两人作证，臣等也是逼不得已才暂且答应下来，至于换约可以推到明年，如果皇上对这次和谈不满意还可以撕毁条约重新谈判。”
咸丰一拍御案，“你说得如此轻巧，国家大事岂能当儿戏！如此出尔反尔不让天下人讥笑我大清朝不懂礼乐法度，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