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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华丁到了新加坡，进了越南难民营，后来去了华沙以北的一个小镇——沃沃明。至于他是怎么去的就不得而知了。他在沃沃明如何又成了一家锯木厂的主人，也同样是个谜。尽管他是亚洲人，当地的人却喜欢他。他和一名波兰女人结了婚，能说一点波兰话，还皈依了大主教，这一点人们特别看重。当宋华丁夫妇星期日作礼拜时，神甫总是善意地看着他。
宋华丁时不时地要出差，大约一月两次，据他说是去“寻找新客户”。“卖木材可不像卖面包或卖黄瓜，竞争很激烈。卖掉10立方米的木材有多费劲啊！得好好对待客户，不然就没有生意。”
看来他成绩不小，出差回家总带有现钞，多数是美元，他把一半换成兹罗提，一半存进保险箱，这虽然没有利息，但生活是严峻的，谁也不知道会不会一夜之间又得找个新的归宿，要是手头有几千美元，就可以高枕无忧了。
宋华丁最近一次出差是去慕尼黑，任务很简单，可却获得了5，美元的报酬。当他用一根钢丝绳套住那个“客户”的脖子并猛力抽紧时，那人只是稍微地挣扎了一下，两手乱抓，然后就无声地沉下去了。他把死者扔在一处灌木丛下，就去一家巴伐利亚啤酒店，喝了一杯在波兰喝不到的清爽可口的白啤酒。
宋华丁不知道是谁委托他干这种事的。委托人只是用电话跟他联系，他们也说越南话，很守信用，从不骗他。给他的报酬经常是放在火车站的一个行李保管柜里，然后把柜子的钥匙送到他住的旅馆去。他总是住城郊的小旅店，这种旅店来者不拒，租房间也可以只租几个小时，不用填旅客登记单。宋华丁来无踪，去无影，就好像没有这个人一样。
一开始他还纳闷，他的同胞怎么会知道他的姓名，他在沃沃明的地址，尤其是怎么会知道他善于“解决问题”。他绕过半个地球逃到了沃沃明，一路上他变得肆无忌惮，多次为谋生计不择手段，总算在沃沃明这个小地方留了下来。原因是他看上了玛利卡——一个左腿瘸了的老姑娘，当地一家锯木厂老板约瑟夫·祖兰斯基的独生女。这位老板有名望，企业办得兴旺，这对于无家可归的宋华丁来说，无异是在汪洋大海里找到了一个救命的岛屿。
当宋华丁向祖兰斯基求职时，由于他是越南人，当然一下子就被拒绝了。可是他在玛利卡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希望。玛利卡由于足疾找不到男人，竟迷上了这位异乡客，在存放木材的仓库里向他献出了一切，最后她不得不向父亲坦白：
“爸，我怀孕了。”
“是谁的？”祖兰斯基吼道，“带他来见我！”
他做了最坏的思想准备，他以为追求玛利卡的人不是瞎子，就是傻子，但无论如何他要抱外孙了。
当玛利卡把宋华丁作为孩子他爸引见给祖兰斯基时，这位未来的外公气得大叫：
“是个亚洲小崽儿！是越南人生的！我真想钻到锯末堆里去！你这个笨蛋是怎么搞的？祖兰斯基的女儿跟一个黄种人勾搭上了，岂不让人笑死！”
第五节
玛利卡答道：“我爱他，他是个勤劳的人。”
“看得出来！往后怎么办？”
“我和他结婚。”
他们果真结了婚。在人们笃信天主教的沃沃明，孩子必须有合法的父亲。无论孩子的肤色是白的、黑的或是黄的，他总是上帝的馈赠。而当宋华丁接受天主教信仰后，沃沃明人更是完全改变了对他的看法，一位基督教兄弟永远是受欢迎的。
然而，正如我们所知，生活中必定会有牺牲。
玛利卡怀胎6月时流产了：她从四米高的木材库的顶层滑了下来，摔在一堆木板上。事情很蹊跷，据玛利卡说，她突然感到头晕，接着就掉了下来，她本人未受伤，但孩子夭折了，不得不取出来。
宋华丁为死去的儿子设了一个牌位——十字架加上琴斯托霍瓦黑色圣母像①。这也使整个沃沃明的居民更加同情宋华丁。
①琴斯托霍瓦是波兰南部一地名，该地的一圣母像因显灵而闻名。
命运的残酷还不止于此：半年以后，祖兰斯基被卷进了立式锯木机锯成两半。这种事故经常发生在旧式的锯木厂里，只不过多半是锯掉一只手或一条胳臂，而祖兰斯基则是一命呜呼了。
宋华丁为老丈人也设了一个牌位，只是蜡烛后面不是黑色圣母的灵像，而是死者的遗照。警察经过调查确认，事故原因是粗心大意和保护设施过于陈旧。宋华丁吸取教训，马上换了新机器。他现在成了锯木厂的老板，不想再让玛利卡生第二个孩子，而愿意过无忧无虑的日子。
有一天，他接到一个电话，这个电话使他走上了另一条生活道路。
对方用越南话说：“你后天去柏林！”
宋华丁顿时傻了，他用波兰话问：“你是谁？”
对方不理这个茬，而是接着说：“你住在‘光辉旅馆’，门房会给你一封信，你就照着信上说的做，明白了吧？”
宋华丁从来不是胆小鬼。他的经历告诉他，无论如何要反抗，生活就是搏斗。
他说：“你们知道什么是屁股吧？你们可以来舔我的屁股！”
“你的屁股一钱不值。”对方无动于衷，毫无气愤的迹象，“重要的是你的脑袋。”
这句话宋华丁立即听懂了，没有什么再好问的了。
他重复说：“后天去柏林，住‘光辉旅馆’，信上都写着了。可你们怎么知道我的？”
“凡是能为我们工作的同胞，我们都知道。”
“这么说，这是工作喽？”
“一件容易的工作。”
“别人不能干吗？”
“就是要你干！这还用问吗？”
“柏林我不熟。”
“你也不必多呆，干完工作后马上回波兰。给你1，000美元，我们等着你，宋华丁。”
电话打完了。宋华丁此时的感觉就像是当年越共兵临西贡城下的恐怖感。他不愿再次逃亡，他现在生活有保障，拥有一家锯木厂，一所大住宅，受到沃沃明人的尊敬，他不愿放弃这一切。
他想，等着瞧吧，看看要我在柏林干些什么，反正我什么事都能干，拿个千把美元也值。
只是“要他脑袋”这句话他不爱听，这预兆着一件不同寻常的工作。
宋华丁头一次找了个借口，搪塞了他为什么要去柏林。玛利卡也不多问。争取订货，甚至外国的订货，是理所当然的，应该为之感到骄傲的。她丈夫是个精明的生意人，她父亲若是地下有灵，定会大大夸奖自己的女婿。
两天以后，柏林的一个散步者在运河边上的灌木丛里发现一具尸体。柏林警察的凶杀案组习以为常地受理这一新的案件。
结论是：切断喉咙致死，不是谋财害命，死者身上有钱包、钱和证件，是个非法呆在柏林的俄国人。
警方一名负责人说：“这是第五个了。证件当然是假的，死者身份不明，典型的黑手党凶杀案，又多了一份死档案，真要命！照这么下去，用不了多久柏林就要成为欧洲的犯罪大都会。我们有什么办法呢？毫无办法。那些职业杀手不留任何踪迹，来了，把人杀了，又走了。很快就会形成一个犯罪大三角：莫斯科——巴勒莫——柏林。”
第三天宋华丁就回到了沃沃明。他头一次把500美元锁进了保险柜。玛利卡问他时，他只是说，国际木材交易很不好做，这次没有争取到柏林的订货，但对方答应今后进一步联系。
其实，柏林的生意很好做。在旅馆门房交给宋华丁的信里面什么都写清楚了：姓名，地点，时间，照片，完事后立即全部销毁，去火车站，从一个行李保管柜里取1，000美元。赚钱就这么简单。
宋华丁在回家的路上有足够的时间来考虑自己新的处境。他知道，第一次任务完成以后跟着会有第二次、第三次以至更多的任务。他这次在柏林成了为一个集团执行命令的人，对这个集团他不见其貌，只闻其声——越南的家乡话。令他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他们怎么会知道我？知道我在沃沃明，为什么偏偏选中了我？难道我在去波兰的途中留下了什么踪迹吗？我做错了什么事吗？
宋华丁在观望，等候新的电话，期待有什么蛛丝马迹能让他对他的委托人有所了解。然而这是一种愚蠢的希望。
对方又来了五次电话，每次都是同样的模式：地点、时间、旅馆里有信，火车站行李保管柜里有美元。
宋华丁去了科隆、阿姆斯特丹、巴黎、法兰克福，最后一次是慕尼黑。
他有一次自我解嘲地说，我就是这样了解欧洲的，而且还享受优厚的报酬。
宋华丁！这个人对什么事都能习以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