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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胡扯——竟出自了解我工作的人的——真令人失望——这话竟会由我希望把他造就成我的继承者的人说出来。
你没有喝醉，是吗？如果你喝醉了的话，也许原谅你会容易此。”
保罗坐直了身子。“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清醒。酒精决不可能使我对你这样讲话。也许是从迷惑中清醒过来。”
“我们都过分疲劳了，保罗。”
“我不疲劳，而你似乎也不累。你似乎延至昨天仍有足够的精力把维克多·乔纳斯解雇掉。显而易见，昨天你也有足够的精力把卡斯·米勒从一个强奸杀人犯变换成一个献身科学的人。那真是令人难忘的炼丹术。你怎么变换的？”
查普曼博士沉默了一会儿，审视着他那放在桌子上的双手。“不错，我一直在盼着从你那里听到这话——在你读过晨报以后。”他抬起眼来，不过并没有对着保罗。“如果你认为你能理智一会了，我将和你讨论这个问题。你明白，我认为，说到底，这是个如何正确看待事物的问题。你观察事物，比较近，太近。你所看见的就那么多，那些更远的你什么也看不见。不过，离开一点，离得够远，这样你本人就不被卷进去了，这样，你就能比较全面地观察局势，就能够判断它，判断它背后和周围的情况。呐，拿卡斯·米勒的信为例——你所看到的只是有人被拘审或被捕，而那封信可以解救他，因此感情用事，你便跑去证明那个人是被不公平地拘留，决不顾忌更加严重的后果。另一方面，我却保持了清醒的头脑，也许因为我是造就的科学家。而你，不幸的是，不是科学家。你做起来像位作家，一个俗人，一个罗曼蒂克的人。对此，我并不责怪你。但你是自己背景的牺牲品。你瞧，保罗，我相信，在面临危机的时刻，真正的科学家与天主教的教士有许多相同之处。
我们俩人都知道，我们一起共事已有很长很长时间了，而且将继续共事。我们通过历史的望远镜观察凡夫俗子，我们会看见，每一年，每十年，每一代，每一时代，不停地、反反复复地重复它的关键时刻。如果在每一次，第一个事情上，我们总去严阵以待，就会使自己陷于愚蠢的琐事中，忘记了那最终的目标——”“你此刻谈的是生存，而不是什么公正的原则，”保罗镇静地说。“难道不是吗，博士？“让一个无辜者被忘却，他在你的望远镜中太渺小，他只是个小斑点，这样，你和你那伟大的调查就可以被宽恕了？”
“好吧。我将把这放到你坚持要我涉人的那个小舞台上去处理。不错，我将承认，有必要将米勒从一个杀人犯和强奸犯转变成一个科学的殉难者。因为，我看见那些毫无头脑的百姓，甚至会像你刚才那样做出反应。他们在读过一个思想不定型的人所做的自白后，会感情用事地来判断我们，不可能耐心地考虑有关的事实。可是，事实是什么呢？从法律上看，卡斯没有杀害那个女人。验尸官说她是摔死的。没有证据表明她受过打击。就法律角度而言，她决不是一个贞洁淑女。她自己承认，对丈夫不忠，而且正准备遗弃自己的孩子出走。”
“那么你认为这样就证明强奸是正当的吗？”
“不能这么说，我只就事论事。至于强奸嘛，假设说，你如此慷慨交给警察的那封信，今天附上大字标题发表了，它对这个可怜的女人，对她的思念，对她那活着的孩子和亲戚，会有什么用呢？他们怎么能够晓得这是强奸和不是——”“那是多么蹩脚的暗示！”保罗问。
“保罗，我已讲了她那不贞的记录。贝尼塔检查过调查表，正是卡斯会见的她，也许她邀请的卡斯——”“卡斯在他的遗言中就会大吹一番的。相反，他写下的是卑鄙的羞耻和罪恶。”
“不管怎么说，我们永远也说不清。况且，目前只有死者的丈夫和寥寥几个人知道她有婚外遇，并打算抛弃她的家庭。
如果这封信发表了，可悲的伤痕会给她的孩子打上终生的烙樱你想到这一层了没有？”
“我想到了一件事，博士。你的诡辩眼下也不能改变我的想法。我想到萨姆·戈德史密斯要到毒气室中，还有成为孤儿的孩子们，除非某个诚实的人为了他们采取行动。”
查普曼博士对此不屑一顾。“但是，这封信的发表会带来更严重的后果，它会向大众暴露了我们小分队的一个成员，是一个自杀的疯子。新闻界和读者会多么幸灾乐祸地看待这件事？他们会怎么样地折磨我们？就是因为出了一个坏蛋，我们都会被永远地唾弃。你能想象得到吗，我们的敌人抓住这一点的话——喻如乔纳斯博士——”“乔纳斯博士知道。”
“知道？”查普曼博士反问，站了起来。“你说什么？”
“我来之前，我告诉了他整个事情。”
“你这个蠢货！”
“我认为做蠢事的是你，查普曼博士。我了解乔纳斯而你不了解。他的反应是客观的。他甚至说，如果考虑到它最终对这个家庭，对你的项目造成的危害，如果用其他办法可以挽救萨姆·戈德史密斯而不必冒什么风险的话，那么隐瞒卡斯的信就不无正当的理由。他感到，如果你的项目要被摧毁的话，那应该用科学的辩论，而不能用流言蜚语作为理由。”
查普曼博士仍旧站着，脸发红。“那么说我们是在跟基督打交道了。”
“我也不同意乔纳斯的意见。我仍不想让一个无辜的旁观者为了你的利己主义而牺牲掉。”
“他不会牺牲的，”查普曼博士生气地说，“地区律师未得到说明戈德史密斯确实是无辜的证据，是不会烧掉那封信的，而今天中午还没有。”
保罗感到松了一口气。“你是说他自由了？”
“当然喽，他现在帕莫纳某个商业会议中或别的场合，并且最终找到证明他不在现场的目击者。现在，你有了你那无辜的旁观者，根本不存在作出牺牲的羊羔。最后证明我不是专制独裁者。对此你怎么说呢？”
他坐下去，多少有所控制，他将双臂交叉着放在胸前。
“我说这并没有什么改变，”保罗静静地说，“这个人自由了，我很高兴。不过整整一天我观察到你，你的事实仍旧是原来的事实。就我来看，你是不自由的。你准备不惜一切来维护你的工作，你的未来——”“不属实，没有证据。”
“我对这些证据很满意。无论怎么说，你确实想方设法在它公诸于众前破坏事实。你在知道戈德史密斯是无辜的之前就这样做了。我不知道，如果他未能证明不在现场的话，将会发生什么。你能最后大发慈悲并让这封信发表吗？我不知道。我不想再知道了。即使你，也许并不知道。不过，我在私下对自己说，我所崇拜如此之深的这个人，他不把人当人看待。我告诉自己，这也许是我们工作中的弱点，我们方法中的弱点——不把人们当成热血的人看待，而是当成图表上的数字。而你那个方法，你本人精神病患者的产物，并不是全是真理，我是它的牺牲品，你也是——那些试想用这种无人性的事实去生存的人们——”门上传来不停顿的敲击声。查普曼满脸绯红，毫不作声地瞧着那门。过了一会，门钮转动了，门吱嘎着被小心翼翼地打开了。
来人是贝尼塔·塞尔比。
“对不起，”她对查普曼博士说，“不过，艾米尔·阿克曼打来了电话——”“现在不行，”查普曼博士粗鲁地说，“过一会——我之后给他去电话。”
“他只想知道什么时间西德尼和你在火车上相会。”
查普曼博士避开保罗的锐利的目光。“今晚6点45，”他对贝尼塔说，“我以后会给他具体细节。”
贝尼塔将门关闭之后，这两个人坐在那里默不作声。查普曼博士瞧着自己的指甲，保罗将烟丝装入烟斗。
“我正想通知你这件事，”查普曼博士说，“我们必需立即找到代替卡斯的人。”他补充说。
保罗把火柴放到烟斗上，然后将它晃灭并扔掉它。“呐，这至少回答了我不想再费力去问的问题。我不知道，在一民主政治中，某份重要文件交给法律之后一个人是怎样将它扣压下来的。现在我懂了。你发现了一个掌握地方律师的人，或者是警察头子，你和这种人作了交易，这个人就是阿克曼。我不应该吃惊。你曾经说过，他做交易是需要回报的。现在你还清了你的欠债。”
“保罗，这种做法并不罕见，甚至在最有道德的专家中亦不乏其例。”
“我肯定，这点你说得对。我读过一点历史方面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