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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孤独感。后来，他握住了她的手，这以后她再也记不起是她吻了他，还是他吻了她。只记得他们搂抱在一起好长时间。只记得他们走进卧室时她紧紧地握住他的手。他为她脱衣服时，她晕乎乎地站在床边。这以后，他一直吻她直到她想尖叫出声。他将她安放在床上，她直挺挺地躺在那儿，紧紧地闭上眼睛，这样她就不可能看见，用闭而不见的办法就可避免成为犯罪的主动者并且不会感到害羞。她感觉到他就在她身边，抚摸她，最后她用手抓住他。这举动使她自己都感到吃惊。她想快干，干那种可怕的事情。那事干了，不可挽回地干了，当他把自己的身体与她的交织在一起时，她曾希望那事就像她与萨姆总是那么快速一样尽快地干完，这样，就不再有她的一部分了，而她也不再是这种不可思议的、不正当的事情的一部分了。她等着那事快被干完，等待着，等待着。后来突然之间，不由自主地她成了这事的一部分，她竟用从来没有干过的那样动作起来，有一种她从来没有体味过的感觉，并且希望它永远来到，永远别结束。
早上，在她的厨房里，她回避去看萨姆和孩子们在用餐的桌子。她感到悔恨和有些宿醉，在她一生中还从来没有这样兴奋和有活力。她打算退出排练，从自己那里藏掉那羞耻的一幕，不停地让自己确认，这是一个因酒兴发作引起的偶发事件。可是，当夜幕垂临时，她知道她又不想从这个剧中撤出来。她开始计数到下次排练还需等多少小时，仍在朦朦胧胧地意识到那座曾住过的，并与那个外人同共分享过的陌生的房子。
三个夜晚之后，她与那组人一起，在弗雷德的住所参加了另一次排练。她有时纳闷，她竟能排演得那样地正常，弗雷德的举止竟像他平常的那样自然，她机械地说着台词，心下猜想他在想什么。到了11点，排练中止了。当她去取她的上衣时，他礼貌地问她能否晚走停留10钟，再排一次第一场的一段话，这段话他还不放心。她点了点头，没说什么话，留在后边。这一次，他们没有喝酒，几乎连话也没有说。这一次，不再是什么酒后失态了。第二天早上两点钟，她驱车回家时，她感到像一个嗜酒狂那样没有责任，无忧无虑。
排练结束了，剧继续演下去。台词忘记了，道具也被乱堆一气。尽管如此，最后的帷幕还是降下来了。掌声雷动，义演成功。再也不可能有夜聚了，或者极少有了。那桩事变成了在上午举行的仪式，一周四或五个上午。她的贪得无厌使自己吃惊、震动并感到快活。这个偶尔开始的事情变成了一种必需的习惯，成为每个生活的一天和将要生活的一天的绝对含义，其结果是可以想见的——因为它是不现实，毫无目的，甚至是危险的。可是，尽管如此，萨拉硬是不让自己去相信这事已成为她的整个生活，她的生活的新动向，而只把它看成是组成她临时生活中的一部分的短暂插曲。
他的手停止了对她的抚摸，她睁开了眼。“你是个亲爱的人儿，”她说，“我自己的爱人儿。”
“我希望这样。”他说。
“什么时间啦，弗雷德？”
“几乎是中午了。”
“我得回去了。吸支烟，然后我就走。烟在我茄克衫里。
你不介意吧？”
他把自己一边的毯子掀开，滑下床，打了个舒伸。她盯着他结实的运动员似的身子看，心里越来越感到拥有他的骄傲。
自那第一次以来，再没有丝毫的负罪感觉了。一切都是那样的令人心旷神恰，这又有什么错呢。在所有这些星期里，她只一次感到一阵赧然害羞过，那是她第一次在灯光下见他全身裸露的时候——是第四次与他发生关系时。他那时脱光了衣服，穿过房间向她走来，她这才意识到，他没有割去包皮。她过去从来没有见过这种情况——她的丈夫，孩子，她的父亲，都是犹太人——而现在她所见到是令人惊奇的异己现象，在这短暂的瞬间，有一种屈辱和堕落的感觉。不过，她很快便被肉体快感的疼痛所包围，羞耻感随之烟消云散。她明白，像这样的事，没有什么是异己的。
弗雷德用手够到了她放在椅子上的茄克衫。“在哪个口袋里？”他大声说。
“底下的那一个。”
立即，她看见她将邮件塞进去的那个兜。弗雷德的手放进了信的后面，他掏出了一盒烟。就在他这样做的时候，那张明信片掉在地板上。萨拉坐起来，心呼呼地跳，她直看着他将它捡起来。
他朝明信片瞅了一眼。“总免不了用明信片。”他说，他读它的背面，抬起头。“谁要在星期二早上会见你？”
“我忘了告诉你。那天早上我不能来看你了。”她快速地思考着并且决定孤注一掷。“从大学里来的一位精神病学家——儿童精神病学家——她要进行全天的义务咨询。”
“我看你的两个挺正常——像他们的母亲一样正常。”
“哦，是这样，”她赶急接上说。“只是戴比近期一直脾气暴躁，我猜想是因为我没有像往常那样对她看护好——我是指，我的心思这些天一直未在他们身上。”
“不至于吧，看我能否帮上忙。你可与那位儿童精神学家好好地长谈一下。”
他把明信片塞回她的茄克口袋里，手里拿着烟和火柴回到床边。她把毯子从胸上掀起来，伸手去接烟。谢谢上帝，弗雷德只是读了一下日报上登载的戏剧版。
※※※
玛丽·麦克马纳斯从厨房里出来，走进餐室，小心翼翼地托平盛放几小玻璃杯桔子汁、一大碟鸡蛋、和小段腊肠的托盘。自从她和诺曼同意与她的父母一起居住以来，厨房里的那间小吃饭间就发现太小，早餐容不下他们四人。眼下，放在色调欢快的芦苇垫子上的早餐，总是在这间大餐室里进行。
玛丽把托盘放到桌上，先给坐在桌子首端的父亲送去一份，然后给诺曼，再就是放在她母亲的座位前的桌子上，最后才是留给自己的。与他们同住的西班牙佣人罗萨，每当这个时候在楼上收拾房间。即使她不在楼上干活，玛丽也会坚持自己来伺候早餐。这是她哄骗诺曼相信，他们真是在为自己操持家务的作法之一。
玛丽瞥瞥呷了一小口桔子汁的父亲，又瞥了一下丈夫。她丈夫正用手指转动着那个小玻璃杯，茫然地越过它凝视着，并没有去喝。
“一切都还好吧，诺曼？”她忧虑地问。
“哦，很好——很好。”他毫无兴致地喝他的桔子汁。
“你母亲呢？”哈里·伊温想知道。“她的鸡蛋快凉了。”
“她出去取信件去了。”玛丽说，拿起了叉子。
她一边吃着饭，一边拿眼从诺曼到她父亲那里看过去，然后，又把眼光扫过来。往常，早餐的场面很使她快活。井然有序的排列，还有那诸多亲爱者在场的温暖气氛。她喜欢诺曼这样的情形：衣着棕色的、轻质生意套装，头发梳理得很好，脸上刮得很光，手洗得很净，很有一副妙不可言的律师派头。这使她很感骄傲。然后是她的父亲，身穿海军蓝的丝绸衣衫，配上漂亮的手帕，插放得那样整齐、规矩，每一寸都有讲究。然而诺曼——这时她又重看他一眼——他近来显得那样的奇异和沉默，特别是在用餐时间。当他们俩夜间单独在一起时，某种直觉阻止她让她别去深究其因。不过，她早晚非问诺曼不可——也就是说，如果这种状况继续下去的话。
她望过去，只见她的母亲，身穿粉红色的绗缝家庭衣衫（曾是一件圣诞礼物）从起居室出现了，正在忙着翻看信件。
贝西·伊温是个高个子、单调的女人，长着一张驴脸，全神贯注于气候和健康。
“今天又会热个一蹋糊涂，”她说，“从骨子里我都能感觉出来。我希望夏天快结束。”当夏季结束时，她又会希望秋天结束盼冬天。
“信上有什么事吗？”哈里问。
她坐下来。“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她递给丈夫信件，只留下一张明信片。她转向她女儿。“这是给你的，玛丽。”
玛丽接过来，毫无表情地看了一会。
“是那个会见约会吧？”贝西·伊温问。
“当然是！”玛丽叫起来，带有一种快乐的尖声。“我几乎忘记了——是查普曼博士给的——我正等着它。”她在丈夫面前举着它。“看，诺曼——明天，2点30至3点45。意义重大的开始，到明天晚上，我将成为历史书中的一员。”
“了不起。”诺曼说。
哈里·伊温停止看信，越过餐桌注视着他的女儿。“那是什么？”他问，“你是说查普曼博士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