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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民歌和古代诗歌、词赋的表现手法，倡导与实践新格律体诗歌创作方面，做出
了很大的贡献。
1955年至1956年间，郭小川陆续写成总题为《致青年公民》的组诗。《向困难
进军》即为组诗中的一首。它既是一首政治抒情诗，又是一首宣传鼓动诗。诗人采
用充满革命激情而又富于鼓动性的语言，向人们揭示时代生活的真谛，召唤和鼓励
青年为了建设社会主义祖国，敢于“向困难进军”，勇于“投入火热的斗争”。
诗作开头就巧妙地采用比兴手法，询问青年公民在社会主义高潮中有否做好征
服困难的思想准备，接着，诗人现身说法，介绍“我”青年时代的一段生活插曲：
“我”因遇到困难，在雨夜行军的路上去见将军，要求回到后方再学几年。得到的
回答是：“问题很简单——/不勇敢的/在斗争中学会勇敢，/怕困难的/去顽强
地熟悉困难。”这些闪光的话使“我”立即回到队伍继续前进。这类叙事成分，构
成了抒情诗生动鲜明的艺术形象。诗人在用辨证而富有诗意的语言，说明和平时期
困难的性质和它具有的双重性之后，在接尾直抒胸臆：“让我们/以百倍的勇气和
毅力/向困难进军！/不仅用言词/而且用行动/说明我们是真正的公民！”诗句
响彻着时代的声音，体现着时代的精神。诗人以议论入诗，于感情汹涌中闪射出真
理的光芒，使这类诗作成为响亮的战鼓，时代的号角，因而受到青年读者广泛热烈
的响应。
诗人采用了马雅可夫斯基阶梯诗的形式。诗句简短有力，节奏鲜明，有如阶梯
一样的诗行排列，造成热情奔放的气势。因其便于在群众集会上朗诵，此后成为政
治抒情诗创作较为理想的诗体形式。
当时的诗人正处于创作的爆发期，诗作在艺术上还不够成熟，存在议论多于描
绘，思想多于形象的缺陷。至于如何将火一样的政治热情化为鲜明的艺术形象，如
何在借鉴过程中进一步改造阶梯诗的形式，诗人还需要有一个不断探索和完善的过
程。
郭小川检讨书
郭小川检讨书《检讨书——诗人郭小川在政治运动中的另类文字》简介：本书献给不愿出
卖自己，坚守社会良知的人们面对诗人郭小川的检讨书，——一个曾经给过我们
无尽激情与梦想的战士诗人郭小川的另类文字，你会感受到重压下良知的沉重呻吟，
混沌中真诚的无力挣扎，和思想暴力下人格被摧折时的嘎嘎作响，此时，你是否会
认为，我们的民族大需要作一次文化大检讨了？！
１９１９年郭小川出生于一个知识分子家庭
１９３６年开始发表诗作
１９３７年正式转为中共党员
１９３９年任王震将军机要秘书
１９４９年任《天津日报》编委
１９５３年调任中宣部文艺处副处长
１９５５年参加整理胡风案反党材料
１９５６年调任中国作协秘书长
１９５７年为作协反右派组织者之一
１９５８年筹备并参加亚非作家会议
１９５９年成为作协重点批判对象
１９５９年１０月初，作协全力开展反右倾斗争。１０月２０至１１月初，郭
小川一口气写了大小十篇反右倾文章。１１月，郭小川本人被批判。１１月２５日
在对他的第一次批判会上，他宣读了第一份检讨书；１２月递交了第二次“补充
检查”……
多少年来，我都被当成好干部，受到信任和赞扬，只是到了作家协会，总是受
到指责，这也不是，那也不是。过去，我一直不敢正视我这种阴暗心情，总以为开
朗，有话就说，说完就算了，别的同志批评我，不记恨在心里，现在看来，这是一
种掩耳盗铃的态度。这些正确的批评，不仅是我更强烈地要求离开作协的一个原因，
而是应该看做引起我对党不满的开始。
我的这种对党不满，到了１９５６秋天，又集中地表现在《山中》这首诗上。
８月间，默涵、光年、白羽和我住在西山，当时是党交给我们考虑文艺工作的任务
的。我住在那里，也想不出主意，情绪极端不安，我觉得，我不是搞理论的，让我
搞这些事简直是浪费时间。有一个晚上，我就在一个本子上，写了好几个“我要
下去啦”，以后到１０月间写成了《山中》一诗。这首诗的寓意，完全表现了对党
所交给我的政治任务的抵触情绪。我心想，我已经到作协一年了，再不让我离开，
我简直不能忍耐了。这种阴暗的心情，在诗中发泄尽致。我在诗里说：“这儿不是
战士长住久居的地方”，“在这儿呆久了，我不免忧伤”。“这儿”是哪儿呢？
当然是北京的机关，从此也可以看出我的不满情绪到了怎样的程度。王亚凡同志说：
我在《雾中》一诗的注上和《月下集》序言中“向群众诉苦”，“向党伸手”，
实际上这首诗已经是“诉苦”和“伸手”了。
《一个和八个》，这是我在思想上和行动上的一次反党的罪恶，无疑是隐藏在
我思想深处的阴暗思想的总暴露，是我的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总暴露，是当时修正主
义思潮对我的影响的总暴露。第一，我对肃反是有阴暗心理的，在延安抢救运动时，
我因为幼稚、糊涂，自己抓来一顶帽子。由此，我表面上是毫无怨言的，而且不愿
暴露，可是，当有人和我谈起这些事，我也觉得，当时虽是我糊涂，但也是环境造
成的，别人把我们搞糊涂了。因此，我们几个同志（蔡天心、陈振球等）后来谈起，
总认为当时领导我们的阎达开同志（现在河北省委）要负责任。实际上是对党的一
种不满情绪。此外，当别的同志和我谈起延安审干和抢救运动，为了被审查而发牢
骚时，我也往往表示同情的态度，劝他们不要埋怨，自己人的事，错了也没有关系。
这种态度和劝说的前提，实际上是延安审干搞错了。因此，在今年听到少奇同志庐
山讲话录音，说到：“延安审干即使百分之九十戴错了帽子，也仍是基本正确的。”
（大意）我当时觉得非常正确也非常新鲜，可见我以前在思想并没有解决这个问题。
在理论上，在口头上，我当然是拥护肃反的，但在我内心深处，在感情上，还是延
安的老观念，以为搞错了一些“好人”，心中同情，却不去想这些人是什么人，
什么阶级，什么具体情况，而一古脑儿把戴帽子的错误全算到党的账上。这种阴暗
的思想，在这首诗里直接地起了作用。这首诗，就是为那些被肃过的人作辩护。第
二，我的自我扩张到了严重的地步。由于小资产阶级的劣根性，我一直是散漫、缺
乏组织性纪律性的，战争时期好一点，解放以来，由于一帆风顺，便过高地估计自
己，不能听取批评，不能作党的驯服工具，到了１９５６年写出一些作品受到某些
喝彩之后，便更加骄傲自满起来。如同在这首诗中所表现出来的那样，反党分子王
金就是我心目中的英雄，也是我自己的写照。这个人可以敌我不分，向敌人诉苦，
对于党的审查，暴跳如雷，把个人看成“超人”，强调自己的所谓“人格力量”和
“主观战斗精神”。从这里，可以深刻地看到个人主义与各种最反动的思想观点的
联系。由于个人主义的发展，便自动地投到尼采哲学、胡风思想和甘地哲学的门下。
第三，这时期，我对党已经有了更多的不满，我要离开作家协会，拒绝党所交付的
政治任务，党不允许，我是不满的，才会歌颂像王金这样的反党“英雄”，才把党
的干部丑化，才忍心对我们的干部进行恶毒的讽刺。第四，人性论的观点在这首诗
中达到极点……
给刘白羽信。６月间，给白羽同志那封信，标志着我的个人主义的爆发，公然
与党对抗。这个问题，同志们批判得很深刻，我不多说了。我只想指出：这是我的
个人主义恶性发展的必然结果，不爆发是不可能的。那些天，我的思想非常坏，我
甚至想即使受点处分，也在所不惜，只要下去，我都值得。同时，那时我还有一种
阴暗的想法，觉得党不那么重视我了，连荃麟同志都不像从前那样信任我；但我是
一个好党员，对党忠心耿耿，不但在创作上有“才能”，而且在组织工作上也有
“才能”。《伯乐与千里马》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