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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后,当然,政府。
我在整个旅途中始终观察到关于政府的作用这个经久的问题,当我与罗切斯特的医生们、与大章克申的矿工的妻子和姐妹们交谈时;面对北部荒废的城市和拉斯维加斯、洛杉矶的不可思议的大量无家可归者和贫困人群——这个问题,或者说,它的答案,在于20年来新保守主义者孜孜以求的对政府有系统地弱化。在卡特里娜后的今天,它也许碰上了第一个阻碍。
在我抵达新奥尔良前不久,为了更好地理解依赖大河的社会如何真正运作,我重读我年轻时读的经典著作、卡尔·奥古斯特·魏特夫的《东方专制主义》一书,该书建立起在河流控制与帝国诞生之间的关联。
因此,我在白天飞越密西西比河的上空;我看到宽阔而危险的三角洲;我观察到那些已经被毁的居民区,并且我清楚地看到,像所有诚实的观察家所做的那样,像记者们,主要是《皮卡尤恩日报》的记者们,多年来曾写道,一场最终的洪水必然以湮没它们而告终。
接着,我在思索杰出地理学家富有启发性的“水利假定”,他在同一本书中,后来在1950年代与阿诺德·汤因比的观点论战的文章中,把对河流的管理,治住多变和汹涌的水流,一句话,筑坝控制另一种“无限”,另一种形式的“傲慢”,即随时可能发生的、大自然以水的形式的爆发,视为不仅是专制主义,而且也是伟大政府——更广义而言——政治的基础。
这是否意味着美国在面对一个特别狂野和恶劣的自然时,昨天在路易斯安那,明天在佛罗里达,除专制外没有其他选择?
当然不是。
并且,顺便提及,我非常小心地不让自己忘了,面对无政府状态对专制控制这非常古老的两难困境,美国发明出一个用自由和勇气塑造而成的第三个回应,它被称为——非常简单——开拓精神。
但这的确表示,毕竟,美国现在有这个义务——如果它想给自己一个限制层出不穷的灾难的额外机会——去加强它的早期预警和防御体系。
这表示,既然最有效的防洪大堤经常是由联邦政府建造和鉴定的,美国应该在这里及所有地方,去加强它的制度,并且,不论人们喜欢与否,加强它的政府机构。
最后,因为美国存在各级政府,在新奥尔良它们都卷进相互顶牛的自杀性冲突。这显示出由过去20年的美国意识形态所布局的整个权力平衡,随着庞恰特雷恩湖防洪大堤一起坍塌——当务之急是重新仲裁一个有利于联邦政府的权力平衡。
这场辩论与美国这个国家一样久远。
它回溯到联邦党人和反联邦党人在新英格兰殖民地初期的分野。
它回溯到汉密尔顿派和杰斐逊派之间的冲突(最后再提一次罗马范式:布鲁图斯和恺撒、加图和西塞罗……),正如费城制宪会议暂时地勾勒出了其大纲。
这意味着,美国哲学和政治遗产拥有所有应对挑战的至关重要的充满活力的素材——概念、传统、实践;这意味着华盛顿、罗斯福和肯尼迪的美国确实得以胸有成竹地应对这场伟大的知识和道德的变革,这一变革将使美国,不放弃自身认同的任何部分,重新找回相信自我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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