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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独立检察官的有问题的、可疑的讨伐，对花心总统咬住不放……）。还有人说，他们见证着一个庞大而细致的监视机制的实施——阴险而从不放松。它的胜利，如果成为现实，将证明托克维尔的正确，更不用提福柯和尼采了，他们认为把任何背离集体规则的企图视为一种犯罪的法律的泛滥，标志着一个没有希望的世界，或是一个渎职的主权，或两者兼而有之。最极端的悲观主义者补充道，所有这些会被视为无关紧要，如果不是那些职业就是监督这些趋势并批判性地思考的人们自己也成为空前的纠察行动的目标——所有这些将无足轻重，如果美国媒体、那个榜样、那座灯塔，不曾经历一场危机，在其中他们不清楚孰重孰轻：对大规模游说特别是金钱游说的默许；面对政府的宣传，自我审查的诱惑；记者们冒着个人危险去保护他们的资料来源，并恪守职业规则；或（当媒体太轻易成为政治退化为丑闻的应声虫的时候）赞同现时最令人厌恶的趋势。我不是在说贫穷的毒瘤摧毁着这么多的美国城市，而美国联邦政府缺乏的不仅是手段，而且也是去医治它的意愿。我也不是在说道德观的冲击、新清教潮流、对归属感和透明度的着魔，在一些人看来，它们正在成为一种新的美国公民准则。我不是在谈论那些具有右翼思想的积极分子、那些“道德”和“秩序”的纠察队、一场新塞勒姆的政治迫害者，他们遍及美国，宣讲的不是历史的终结，而是世界的终结，以及——从这种世界终结的角度看——全面动员，统一思想，总之，一场国内的圣战。那美国民主呢？我们该如何思考这场辩论？这种模式破产了吗？民主生病了吗？美国是否处在历史的转折关头，就像美国南北战争、大萧条和新政的时候？它是多数人暴政的征兆，还是少数人暴政的征兆呢？难道两者不是同样的东西吗？同样的模式，其中之一只是小一号？当后者使用前者的语言，当他们的方式，他们的责难，他们把自己的理念强加于人、强迫不顺从者驯服的方法，都受到多数人榜样的启发，并积极准备效法的时候，它们归根结底不是同样危险吗？在这种情况下，还有美国例外论吗？那个要为一个令人钦佩的民族建立起一个符合他们天定命运的模范共和国的大胆而鼓舞人心的梦想到哪里去了？简言之，我们是否回到了那个黑暗年代，当萨特，这位斯顿和多斯·帕索斯的朋友，曼哈顿及其摩天大楼的热爱者，美国生活方式及其有计划地摆脱血统论恶魔的崇拜者，在麦卡锡主义肆虐的时候疾呼：“美国得狂犬病了吗？”正如另一位伟大作家托马斯·曼，一些年前在显然不可类比的历史环境中，发出著名的警告：“欧洲，当心点儿！”我们难道不该告诫我们的美国朋友：小心今天的美国，那个曾经赢得世界尊敬、与法西斯作斗争的美国，或许开始显出疲态（它自己也承认）？我们难道不该记住，如果需要的话，提醒我们的朋友——迄今还没有任何一种文明在进入沃尔特·惠特曼所说的“灵魂的撒哈拉”后尚能幸存？
问题就是这些。
这些问题决定了我此次旅行的题目清单，而旅行的时间恰好几乎与托克维尔和博蒙一样长（但旅行因几次短期回法国而间断）。
对于这个清单，为准确起见，有必要补充一些另外的关注，这不是美国人的，但却是托克维尔式的：例如，同时在法国，在有关采用还是否决欧洲宪法的激烈辩论中，急切的厌恶似乎影响了自由主义的理念，甚至这个名词。当然，这是长期形成的。这种对自由主义的仇恨，这种奇怪的语义上的颠覆，从托克维尔时代的烧炭党和法国革命者使用的一个褒义词到成为声名狼藉的符号的转变，这个悠久沉重的故事可追溯到19世纪最后几年，那时，法国兴起第一次反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浪潮。但是，仍然……看着这一古老而又挥之不去的主题从极右向另一方向移动，听着一大半的法国左派拾起这个陈词滥调，你不必听力敏锐就能听出他们可鄙的潜台词，看着左派中的这一派如此厚颜无耻地将得人心的甚至革命的全部记忆财富抛弃，而自由主义——这个词和现象——的真实内涵正是来自这一记忆。就像看到反美主义、反犹主义，再次目睹法国如此娴熟的转变立场，让人感到极为不安。从美国看这种混乱——也就是说，从那个国家，自由主义这个词和现象遵循它的语义和理念的轨迹，它在那里得到改进、充实，并且最终变形变质——令人越发忧虑，可是，也越发能够理解。
第5节：代序 在路上（5）
正像问题和关切是复杂的，方法是简单的。
关键是路。
是的，从东到西，从北到南，然后再从南到南，向北穿越得克萨斯、阿肯色和田纳西神话般的城市，两个卡罗来纳、弗吉尼亚以及新英格兰诸州，这条路线——希腊语是hodos，衍生出metahodos，字面含义是method，即“在路上”，它给了我们一种方法——现时代的另一位美国作家已经证明，这是捕捉这个国家现实一个不坏的方法：假如你像他那样旅行，假如你把自己放到与他一样的精神和物质状态中，假如，举个例子，你按照他的建议，坐在司机右边，尽量努力将身体、几乎是感官上地紧贴在车轮下展开的道路边线；假如你如饥似渴地消化这些英里，就好像圣经中的先知督促我们去如饥似渴地消化上帝之言（难道道路和语言不是人类的兄弟姊妹吗？难道不是当道路和语言发明出来后，商业、仲裁、文明才开始吗）。我会跟随这条道路（road）——这个方法（method）——就像这个作家，杰克·凯鲁亚克。
当然，我不能把我的这次现代旅行与垮掉的一代的旅行相比：前者由一家大杂志提供赞助，有华盛顿的警醒助手进行监督；后者是垮掉的一代流浪者、准放逐者，以及荒原上的天使。
为了坦诚我必须说，在路途规则方面有一些明显的例外：一次飞越墨西哥边境；一次飞越内华达州的沙漠；另一次飞越密西西比三角洲，又飞过在墨西哥湾的石油钻井平台；一个突然的会议迫使我重复走过的路，或跳过一些目的地；三天在关塔那摩；参加总统选举的一个全国代表大会，会议恰好在我深入美国腹地时举行，即使大选从哪个角度来说都不是我的主要关注，但有时它把它的日程强加于我。
但是，事情基本上就是这样发生的。
这1。5万英里的缓慢旅行由道路组成，通过这个世界，像许多美国人那样，我很快意识到自己对它知之甚少。宽大的和狭小的路；神秘的和被忘却的路；从俄勒冈边界到墨西哥国境的101号公路；1号公路，即罗伯特·克莱默的路，却向后延伸，到佛罗里达；49号公路沿着内华达山脉，从北到南；66号公路，或至少它的残余，大峡谷的西边，《愤怒的葡萄》的幽灵仍然在那里徘徊；编了号的道路；官方的公路；已经铺好的、计划好的和标准化的公路，以及无论它们是否沿着密西西比河或太平洋沿岸，是否穿越内布拉斯加山脉、科罗拉多的松树林和峡谷，或南达科他平原的岩石公园、雕刻着花岗岩的小丘、突然吹袭的沙尘暴，所有这些公路都改变着它们的地貌，重新勾画它们的边界，再次展现出异国情调。我有时觉得，这些无尽的、相互交错的公路，与铁路一起，成就了美国，把各州连在一起，与此同时，还帮助保存了这个国家不妥协的、生命力旺盛的多样性。
我提到凯鲁亚克，但我也应该提到电影人。我应该提到维姆·文德斯，或希区柯克的《西北偏北》，或《逍遥骑士》，或《消失点》，甚至用更长的篇幅提到克莱默的电影《1号公路：美国》。事实上，我所提到的任何一部在路上的电影，比托克维尔、比任何一位欧洲的散文作家对我想象美国的影响都更大，对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生的一代也是如此。我或许应该引用梭罗的话：“老的、蜿蜒的、干枯的和杳无人迹的路，从城镇向外延伸。”或惠特曼，他“徒步并轻松地”踏上“粗犷的、无言的和不可思议的地球”上的“宽阔的路”。或者纳博科夫，他宣称“汽车是美国唯一没有噪音和穿堂风的地方”，这是他为什么这么喜欢开车旅行的原因。如果我提到凯鲁亚克，如果我到美国时，例如到旧金山时，我立刻想到了凯鲁亚克，如果说《在路上》是贯穿我整个旅程的一本有用的、秘密的导游手册，是因为我想像他那样，不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