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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应该找到准确的声调（如规模巨大的反全球化示威非常正确地谴责了美国在伊拉克战争中造成的死亡，但从未提到其他被毒死、活埋、被镐或铁铲杀死以及在萨达姆专政下被折磨致死的200万平民）来描述这新保守主义，它像以前的犹太复国主义一样，正在变成最大的侮辱、邪恶的化身、这个世界上最卑劣的事物的同义词——事实上，犹太复国主义本身拱手让出了它最悲惨的地位，只是因为这些新保守主义者，这些没良心的、凶猛的精神病患者，也碰巧是，好像纯粹偶然，以色列的无条件的盟友……
对此我们该如何解释？
这些巫师的帮手、黑暗王子、卑劣的雇佣兵、超级鹰派、吸血鬼，他们究竟是谁？
当你像我的法国同胞达尼埃尔·韦尔内和阿兰·弗朗肖恩，在他们的《救世主美国》一文中那样不厌其烦地去阅读他们，或像我所做的那样会见他们，让你印象深刻的第一点是他们推行或宣布推行一种理念政治。你可以不同意这些理念。你可以发现它们是荒谬的、天真的甚至危险的。你可以认为——像我所做的——这种想法，例如，把对伊拉克开战作为对基地组织袭击曼哈顿和五角大楼的回应，是一个相当大的错误。但这里的事实是：一个主要现代国家把取自于修昔底德或列奥·施特劳斯的考虑加诸其外交政策，我想这是一个孤例。很久以来，这是第一次，这个据说是物质主义、唯物主义和实用主义的国家（套用瓦雷里）有它的思想政治和它的政治思想。我想，聆听前国防部的二号人物引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观察他带着关于自然权利和历史的理论，即使是含混的，去参与一场战争，让我们得以超越那些前辈“智者”，他们认为，政治与理念无关，因为除了自我利益之外，政治不为任何其他而践行。
第二个再次使你印象深刻的、无可否认的特征是，这些人发动的战争，他们领导或启发的三次或四次军事行动（波斯尼亚和科索沃、阿富汗、伊拉克），每次都以一个专制政权的倒台而结束。这里你也可以反驳。你可以断言，对他们的导师艾伯特·沃尔斯泰特来说是那么亲的“聪明”炸弹，在喀布尔和贝尔格莱德夺去许多人的生命。以伊拉克为例，你可以琢磨是否除了掀起这场大乱之外还有推翻政权的其他方式。但最终结果相同。无可否认的是，新保守主义者是一些有着名叫萨达姆·侯赛因、奥马尔和米洛舍维奇的敌人的人。我们是否宁愿回到一个年代，那时美国冷战外交与地球上各种各样的暴君做朋友，只要他们在美国与苏联的权力斗争中站在美国一边？并且，在伊拉克的特殊情况——再说一遍，我已经同意这场战争是一个政治错误，承认它丝毫没有减轻恐怖主义的压力，它在错误的时间瞄准了错误的靶子，那么，如果我们必须两害相权取其轻，从道德上讲，你认为哪个是轻的？老布什先生号召库尔德人和什叶派教徒起义，但当他们听了他的话，起义并被屠杀时，他没动一指，或小布什，在这些新保守主义者的影响下，采取行动俘获阿里·哈桑·马基德，他又以“化学阿里”著称，对用毒气袭击库尔德人的哈拉布甲镇，以及其他国际社会聪明地视而不见的事件负责。
这些人有第三种激情，这也与过去几十年的政治惯例截然不同。也许他们像传统右派一样，窝藏着现实政治的别有用心的意图。也许，在伊拉克，也在他们的内心深处，他们只在意炫耀武力，同时——顺便说一句，这也算不上十足的罪行——为他们的国家确保石油供应。但至少，他们不惮谈论民主。至少，他们断言民主不仅是只保留给白人、基督教教徒和西方人。并且，不满足于仅在口头上，不满足于只是发表宣言，作为列奥·施特劳斯的信徒，他们厌恶文化相对论，看不出为什么伊拉克人也许没有能力实行普选、代议和议会民主。事实是他们言行一致。事实是当萨达姆被推翻，油井被确保，当战争的首要目标得到实现并使他们的敌人目睹了美国的决心和力量，他们做出留在这个国家的战略选择，至少是目前，以支持国家和共和主义的重建进程。再一次，归根结底，问题很简单。难道擅长打了就跑战术的美国军队对被解放人民的命运洗手不管更好？当战争结束并获胜，我们是否应该倾向种族主义者和愤世嫉俗者的想法，认为另一个事业，民主的事业，原则上讲，是一个没有希望的事业，因为人权的合法性止步于西方边界？
第30节：反思3：美国疯了吗（4）
你可以——再一次，像我所做的——提出对新保守主义者的各种指责。
你可以指责新保守主义者是糟糕的政治家、胆大妄为的天使、没有战术的战略家，设计不出实现他们理想的途径。
你可以认为他们天真，当他们梦想着人权宪章像装载着食物和药品的包裹，空降在他们一无所知的国家。
你可以认为这刺刀尖上输出民主的愿望只是他们年轻时持久革命的颠倒形式，他们从未彻底走出他们原有的托洛茨基主义。
你可以纳闷：这一切有什么用？与马克思主义继而与历史主义决裂构成新保守主义的密码，但又在——当然，更人性，少些野蛮，但本质上并非更理性的——民主救世主义的招牌下面重新面对它。回想起从未被找到的所谓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全球性谎言，你在想是否他们对名著的精通使他们偏爱被马基亚维利、贡斯当和柏拉图《理想国》的第三卷理论化的“必要谎言”，他们中的一位曾坦率地对我解释。
你可以，两者取其一地，只要我们论及这个话题，对他们不是真正的激进派而感到懊悔，当普京威胁要“消灭最后一个车臣人”，当新保守主义者不得不，换句话说，与一个比破碎的塔利班政府或伊拉克复兴社会党的破产军队更严重的敌人打交道时，他们谨慎地把他们的宏伟原则收进意识形态和梦想的文件柜。
最后，你可以指责他们——并且，这是我在华盛顿与比尔·克里斯托尔交谈时所持的立场——相信只要他们支持总统的外交政策，他们就只能支持他在国内政策上的选择，肆无忌惮地无视他们的大师理应灌输给他们的精神自主原则，为了实际上没人要求他们站队的统一到党的路线上来的简单概念而牺牲他们的不同观点；你可以责备他们放弃了另一条战线——那就是，在国内和国外，与持续的贫困、社会排斥和各式各样的歧视作斗争。
但是你不可以做的是把他们转变成不道德和邪恶的典范。
既不公平又荒谬的是无视这个进步——是的，我的确在说“进步”——以一代政治领袖的出现为代表，对他们来说被古代人称为政权“本质”的问题，是值得被看成是操作良好的国际政策的一个关键参数。
如果我是一个美国人，我也许会是那一类人群中的一个，他们在此次旅程中，特别是在上次总统选举期间，主张真正的进步，将一位真正的自由派人士任命为国务卿，一位恪守启蒙精神和老欧洲的价值观，深谙多边主义和妥协文化，对阿布格莱布监狱的行为和拘禁中心在关塔那摩湾的存在感到反感的人。但因为事情就是这样，因为在美国和在其他地方一样，政治辩论不是在好与邪恶之间，而是在邪恶与少些邪恶之间做出选择，知识分子的道德原则责成我去辨别，例如在匹兹堡，亨利·基辛格和克里斯托弗·希钦斯之间的无言对话中表示出来的不含糊的差别，在世界范围内进步主义者的心里，他们都被登记在“美国右翼”的通用标签下：一个是没有原则的实用政治家，一个是理性的反法西斯主义者。
因为的确有很多思考美国与世界关系的截然不同的途径。
至少，有四个。
或者，更准确地说，在我们知识分子的惰性把它们合并为“美国右翼”的核心，有两个派别，总计有四个主要立场和观点。
第一派由这样一些人组成，当卢旺达在沉沦，当萨拉热窝在燃烧，当欧洲生活在纳粹的脚下，他们宣称，像国务卿詹姆斯·贝克1992年谈到波斯尼亚时所说的，美国“在这场战斗中没有一点利害关系”，因此看不到任何卷入的原因（这就是传统的孤立主义立场；这是沃尔特·拉塞尔·米德所说的“杰斐逊主义”，来自一位著名总统的名字，一个谨慎小心的外交政策的信徒，如米德所写道，渴望避免“卷入联盟”和“加强”民选国家的榜样，而不是输出它）。那么，另一派的观点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