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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有一个保留。
我仍然需要介绍一个细微差别，一个对这情景的异议。
在我看来，似乎沿着这种思考得出它自己的结论，完成这条思路，充分探讨这种对于恐怖事件的反法西斯主义的解读，我们还需要反思恐怖主义给美国带来的间接影响。
在我看来，确切地说，没有关于这个罪恶与恐怖的年代、或关于我们如何从中摆脱出来的真正的反思，可以省却对其他三种现象的分析，这些目前呈现的现象就是虐待、关塔那摩和阿布格莱布。
这是揭疮疤。
不想（有何权利？）给任何人上课，我有一种奇特而又持久的印象，就是在这三个领域，这些同样的知识分子，这些美国反极权主义左派的发言人，在很大程度上，他们的看法最不令人信服。
关于阿布格莱布，关于国民警卫队虐待毫无防御和被剥夺了法律保护的伊拉克拘禁者，迈克尔·沃尔泽的确评论道，这违反了“正义战争理论的基本原则和《日内瓦公约》”。除他而外，如果我们想再与法国做个比较，例如，如果我们同意重新翻开我们在阿尔及利亚的战争及其所犯下的国家罪行的档案，这也许会使美国看上去好一些：一方面，审查制度，报纸被查封，我们的记者被侵扰或被投入监狱，贿赂法国官员，使他们至今已达40多年来缄口不言；另一方面，消息不胫而走，西摩·赫希的报道刊登在所有新闻网上，虐囚图像出现在互联网上，高层官员马上承认事实，一个伟大的透明时刻，一堂民主课。即便如此，美国是否对发生在那里的事情的严重性有所交代？美国是否已经审视自己的良心，这对理解那些残暴景象是必不可少的？美国是否已经承认，特别是，何以解释这些带着照相机咧嘴大笑的男女，他们好像在夏令营或在狩猎探险，在对他们自己的囚犯进行羞辱和人格侮辱时，彼此拍照？美国是否已经反思——早在阿布格莱布监狱很久以前，早在那些照片很久以前，在美国社会最隐秘的地方，在它与自身的暴力或“敌人”文化的亲密关系中——是什么把这些年轻的美国人，不带任何错误感地变成了施虐者？为什么，简而言之，在这同样反对专制主义的运动中，在这群不会受对共和党政府敌意牵制的有思想的人当中——恰恰相反——美国没有把自己提升到像圣战者的攻击那样的全神贯注的高度，为什么没有出现一些类似苏珊·桑塔格的作品，她的文章在阿布格莱布丑闻曝光后发表在《纽约时代杂志》上？（这篇文章的影响力不幸地下降，因为作者此前宣扬自杀性炸弹袭击者的“勇气”）
关塔那摩。当然，关塔那摩引起了美国反专制主义左翼的义愤。当然，我遇到的所有男人和女人都表达了他们反对这座非传统监狱在关塔那摩湾、在这个国家的边缘存在。但对愤怒的表达多多少少有着激进的方式。如果我听到许多我的受访者告诉我，关塔那摩达不到任何目的，如果我读过许多文章，报道这样一个事实，即那些关押在关塔那摩的人真的只是一些小人物，最非同寻常的杀人犯被秘密囚禁在更令人发指的监狱中，处在与美国结盟的流氓国家的监视下。换句话说，如果明显流行的是合适性和成效性的主题，我很少听到另一个关键问题被提及，一个纯粹的原则问题，它来自这样一个没有法律，没有权利，既不在国内也不在国外，介于地狱和真实世界之间的地带的存在，在那里非民主的方式被用来和民主的敌人作战。又一次，这里有两种可能。我们要么相信美国处在战争中——在这种情况下，这些被囚禁的人理应享有战俘待遇，并根据《日内瓦公约》而获得保护。或者，我们赞成历史终结，赞成警察处理方式——那么习惯法通常赋予犯人的所有权利都应得到承认。但这中间的情况，这种法定的畸形怪物，关塔那摩的犯人既没有战士也没有犯人的权利，最终没有任何权利，这些无限期的拘禁没有任何公开的起诉，这些对一个伟大法治政府——这就是美国联邦政府——的所有原则的系统违背，是一个与合适性考虑毫不相关的丑闻，我没有听到对它毫不含糊的谴责。有多少美国人大声疾呼，坚决反对随心所欲地剥夺自由，即使是以效率的名义？在这些有勇气接受一场反对圣战法西斯主义的正义战争思想的、有政治觉悟的公民中，有谁真正意识到这个事实，即接受关塔那摩，容忍一种以战争状态为借口的紧急状态，使严格的法律条文松弛（即使在边缘部位），而这些法律的全部价值在于它们绝对和形式上不能受到限制？有谁意识到这就像把一只蛆塞入水果，或把病毒嵌入一个计算机程序？有谁充分意识到，对美国也对任何民主来说，这是一个可以造成严重后果的危机的根源？
第26节：反思2：美国意识形态和恐怖主义问题（当前的情势）（8）
最后，至于说虐待，这可能甚至更糟。再一次，我们在法国熟悉它。再一次，在同样的阿尔及利亚战争中，我们在法国目睹了，一场特别是由亨利·阿莱格关于虐待的书《问题》而引发的知识分子的激烈战斗。除了这个不同，这次，法国大多数知识分子团结一致，坚决而彻底地反对这一行径。另一方面，在美国，我们看到围绕“情况”产生的一场完全超现实主义的讨论，这个“情况”可以使在原则上依然绝对不容忍的方式获得准许。这里，我们发现了一个大法官理查德·波斯纳，运用边沁似的功利主义去判案，即虐待的邪恶可以用来避免平民大屠杀的更大邪恶。这里，我们发现另一位律师，哈佛大学法律教授艾伦·德肖维茨竭尽常识和诡辩之能，把我们引入一个两难命题：恐怖主义分子刚藏了一枚“定时炸弹”，如果不迫使他说出炸弹藏在了哪里，这枚炸弹将在一小时内爆炸。其次，是新自由主义者罗伯特·诺齐克，他发表于20年前的作品被重新挖出，因为据说这篇文章表明，当虐待是一个拯救无辜的更大计划（又来了）的一部分时，它的确是可以接受的。最后，是沃尔泽重新发表了一篇他写于1970年代的文章，在斯坦福·莱文森编辑的一本论文集中，该书自称用新名词提出了由萨特、加缪、马基雅维利提出的古老问题“肮脏的手”；这是沃尔泽自己，在接受英国杂志《烙印》的采访中，他宣称他希望领袖去“接受规则”，但他们应当“足够聪明，知道何时打破规矩”。他接着说，“最后，因为他们相信规则，我希望他们对于打破规矩有负罪感——这是他们向我们做出的他们不会经常打破规则的唯一保证。”又是沃尔泽，在《异议》上，介绍一场在反对者（不总是不妥协的）和支持者（总是狡猾的）之间关于把虐待概念作为最后手段的一场令人吃惊的毫无意义的辩论……
因为，这是一场不值得的辩论。
毋庸置疑，这是一个被“9·11”冲击震呆的知识界的盲点，这不言而喻。可以理解。
对我来说，这是关键点。在这点上，我将和在其他基本选择上和我如此接近的思想家分道扬镳。
美国知识分子也许仍然困在这种盲目之中，淹没在这诡辩的黑洞和另一种推诿文化中——它恰恰复制了被沃尔泽批判为替恐怖主义开脱的文化。附和这种对民主与之作战的法外地带和程序不加谴责，实际上宽容的批判从来是错误的。如果是这样，他们的批评仍然是局部的，他们将只能半截子地信守他们反法西斯的诺言。
抑或，他们将超越出来，他们将追寻他们的知识和道德勇气到底，认识到历史决定中的全部、绝对全部的意义，重新面对新威胁所必要的反极权主义公约；换句话说，他们将发动不懈的反恐战争，并不倦地捍卫法治——那么，是的，美国将再一次通过它的知识分子，以一堂民主的胆略和理性的课，为我们指明未来。
第27节：反思3：美国疯了吗（1）
美国疯了吗
现在，让我们谈谈对美国的审判。
让我们回应称美国为原教旨主义、新保守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指控，所有这些被视为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