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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微不足道了吗？
的确，它不多。
但仍然，一个多大的安慰……
当你想到我们法国国家的雅各宾教的鼓、铙和雷鸣般的大管弦乐队，这里多么安静。
美国是一个多么大的幸运，一个多么大的成就，当你想到在法国，两个同音异义的原则曾经并还在进行的你死我活的斗争，天堂和人间、理念与实际、抵抗运动中的戴高乐主义者与维希主义者的两种爱国主义，后者从未设想过从他们被占领的神圣土地上分离出来，正是出于这个原因，他们站到了最坏的一方。是的，多么大的一种幸运，你自然而然地坐享一种民族的和一种自发的共和国的认同。这个认同的基础在云里，在人们的脑海里，在书本上，在法律中。
简言之，一个多大的奇迹，当你把这希望成为美国人的超然的中立和由此产生的种种表现，与粗俗的欧洲动物相比较，那丑陋的秃顶怪兽，吞噬着感官、血液和傲慢，萨特在《阿多拿之谪民》中用它来代表邪恶国家。
当然，美国并非没有任何傲慢。
但这里，我们也应该达成一致。
我们需要在话语上取得一致，明确它们的含义。
这种美国式的傲慢是一个身份认同的问题。部族的。分离主义者。也许个人的。但不是真正意义上国家的。
在美国，少数族裔有一种自我抬高，一种傲慢，一种骄傲。但反思之余，我不确信它可被称为“双重骄傲”，或这种骄傲与另外一种与身为美国人连在一起的不那么强烈、更加动摇并且突然间更为轻松的骄傲的性质是一样的。
第18节：反思1：作为一个美国人意味着什么（7）
抑或，毫无疑问，现在有一种加在人民头上的压力，它和从来是——当前尤甚——谱成民族牧歌的认同效忠绑在一起；也许这高压——或者在一些情况下，这胁迫，构成一座迫使个人以其性别认同、种族、族裔背景而界定自己的监狱；然而美国化不是，或不再是，或很大程度上不是这样一所监狱。
或者，甚至更佳，用托克维尔式的表达，今天存在一种少数人暴政的危险。托克维尔说的多数人的暴政说应当被颠倒过来，因此表达为少数人的暴政。也许，这就是那些最终毫无根据的——当仅限于指责“肯定性行动”和“政治正确”——针对少数民族指控的“合理内核”。也许这是认同政治的真正危险。也许，一旦伟大的民主革命已接近尾声，并完成部署其“不可抵御和未知的”的力量，从这些被神圣化和被捧上天的少数族裔中可以产生或已经产生这言行划一的邪恶精神、这准则的压力、这对个性的厌恶、这对思想和言论自由的怀疑，托克维尔那时在《论美国的民主》中把这归咎于多数人的影响。也许，美国社会结构见证着一种不是对团结的整体而是对多元的整体的缺乏敬意，也许受到真正伤害的不是社会——社会可以很快地摆脱它的巴尔干化，正像我们所看到的那样——而是普通美国人，他们发现自己被变成一群简单的、单一声音的顺民，尤为令人窒息的是它以一种自然而然的形式，比其他任何方式都更有效地完成了这种全方位的颠倒（每个人都调查一个人），一位伟大的美国演员在华盛顿对我谈到这点。可以肯定的是，危险不是源于，或者很大程度上来说不是源于美国化。可以肯定，与一个世纪以来美国生活方式的诋毁者所谴责的截然不同，美国化不是一台异化的机器，那种顽强的、有时虔诚和几乎宗教般地成为美国人的意愿，更多的是一种行动的倾向，在这种环境下，成为非异化、解放以及事实上解脱的一种工具。据我的观察和调查，冒着混淆整个犹太教和基督教传统祈求我们去区分彼此的风险，冒着把一种起源或一种来源的“神圣化”和一部宪法文本或基本权利宪章可能具有的“神圣性”这两个截然相反的不同主张，打入同一个模糊、定义不明的“宗教性”的包裹中的危险，无可否认的是：在可能的理念的神圣性和社区影响巨大的神圣化之间，在两者辩证的关系中，在它们之间重要的、复杂的、象征性的、不断发生的交流中，理念，一如它曾经对于开国元勋们来说的那样，再次逐渐但肯定地成为解放原则。
你可以用任何你喜欢的角度思考这个问题。你可以对整个原则持批评或积极的看法，共和党或民主党的信条，历史的或前瞻的。你可以，像我一样拒绝隐瞒它的黑暗面，它不可避免的阴影。你可以拒绝忘记洛杉矶苦难的种族聚居区，或伊拉克阵亡士兵的母亲，或在沃斯堡的展销会上，那些以宪法第二修正案的名义支持自由买卖战争武器的蠢人，当然还有生活在贫困线下的、没有医疗保险的数百万人。但是，一个细节依旧，尤其是它没有被最近的扬基生活方式的杀手所忽视（我指的是恐怖主义国际组织，对他们来说，洛杉矶备受贫穷困扰的少数族裔聚居区显然不是带来心灵不安的关注所在——我指的是那些圣战主义者，怎样强调都不过分，他们旨在毁灭美国最好的东西：言论和思想自由、平等、妇女权利、民主）——这基本但决定性的细节即是：仅在身为美国人这一事实中，或至少使自己的言行像一个和希望成为一个美国人的事实中，有一种温柔、一种轻松、一种自由，一句话，文明的元素。这个细节，即使有了所有发生的事情，仍然使美国成为今天世界上少数几个仍然可以呼吸自由空气的国家。
美国意识形态和恐怖主义问题（当前的情势）
第19节：反思2：美国意识形态和恐怖主义问题（当前的情势）（1）
恐怖主义问题。
在过去几年，这个问题显然成为这个国家不得不应对的基本问题之一，除了对伊拉克战争偶尔做出的评论，除了我写的关于关塔那摩监狱，或者有关迪尔伯恩的阿拉伯裔的自信，或者有关布鲁克林的正统犹太人对以色列的担心，最后还有关于东岸机场对于安全和防止袭击的走火入魔的几篇文字之外，我发现我几乎没有触及这个问题。
那么，现在来谈谈恐怖主义。
贯穿整个旅程，我一直听到人们不断谈到美国如何正在经历其新的弱点发现以及它对此的思考。
在旅程结束之际，我感到为了应对这类新威胁，以及被涅恰耶夫认为从来就是恐怖主义首要目标的非常特殊的“心理震撼”，美国人有3种截然不同的话语，3种可能的探讨，每种下面都署有3位知识界重要人物其中之一的名字。
首先，弗朗西斯·福山的理论教诲。
当然，福山不是一个恐怖主义理论家。
但你记得那篇文章——然后是那本书——在柏林墙倒塌之后，他宣告“历史的终结”。
这是黑格尔的理论，他把拿破仑在耶拿的胜利视为法国革命理念的胜利和它们普世化的开端。
这是马克思的理论，召唤一个即将来临的无阶级社会，他对此顺便写道，“新美国”用其使“工人潜能得到最大发展”的方式，显示出最为明确的预兆。
这是亚历山大·科耶夫的理论，1938年他主持的黑格尔《精神现象学》讲座吸引了许多未来杰出的法国知识分子参加——从萨特到巴塔耶，从拉康到莱里斯和梅洛－庞蒂——他声称1806年以来发生的一切只是以罗伯斯庇尔和拿破仑为名义的“革命力量”的“延伸”；“两次世界大战”用它们“大大小小的革命进程”，使得“外省陈腐的文明”和“最先进的欧洲历史地位”相结合；现在，没人说得清谁——“美国人”（那些“富裕的中国苏维埃”），或“俄国人”和“中国人”（那些“仍然贫困的美国人”）——最好地代表一个处于实现过程中的“无阶级社会”的诺言。
对，这也是福山的理论，柏林墙的倒塌取代了拿破仑的胜利或无产阶级的复仇。这是这位黑格尔学派知识分子把现今的人类大事解释为既不是“冷战终结”的标志、也不是后1945年编年史的“特殊阶段”、而是“人类意识形态演变”最终的顶峰时所运用的理论；这种理论，一旦受到认真对待（上帝知道美国对其照单全收），当它涉及恐怖主义问题时，将会有即刻和重要的影响。
如果，事实上，福山是对的，如果自由民主不仅战胜最顽固的而且战胜它的最后的敌人，如果已经在布拉格、柏林、布达佩斯、索非亚、华沙、布加勒斯特和莫斯科确立的政治和经济制度不仅仅是一种不同的制度，而是“人类政府的最后形式”，换句话说，如果世界真的进入了他所崇敬的大师已经预言过、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