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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的荒唐
对古书做选本，失败在“文章”挂帅以外，另外的失败，是“分类”笼统。
中国古书的分类，最流行的，是四部（经、史、子、集）分类。四部分类从东晋以后通吃，变成了典型的图书分类规范。但是稍一留心，就知道这种分类是相当荒唐的。以四部中第一部“经部”为例，“经部”的一部分，近于百科全书式的总集，应分入总类、文学类、历史类，其他部分（像《论语》、《孟子》），应分人“集部”（个人集子）；以第二部分“史部”为例，体裁上分正史、编年、别史、杂史、载记等，全无道理与必要，其他诏令应人法律类，时令应分入天文类，目录应分人总类；以第三部分“子部”为例，老庄申韩等家，其实与“论语”、“孟子”无别，都应分入“集部”，其他谱录中草木虫鱼应分入植物类、动物类，类书应分入总类，小说应分入文学类；以第四部分“集部”为例，“经部”、“子部”分过来的书，多可分入哲学类、法律类、文学类。……总之，四部分类，大体上说，“经”“子”“集”多是一类，“史”是另一类，四部分类实在只是两部分类。分类、分类，分了半天类，最后只分了两类。所谓分类，分了等于没分，这叫什么分类！（并且若按前面所提“六经皆史”之说，甚至连两类都没有呢！）
虽然这样，四部分类却还算是进步的分类呢！其他像《永乐大典》以韵来分类；《文渊阁书目》以《千字文》来分类；朱彝尊《竹垞行笈书目》以“心事数茎白发，生涯一片青山，空林有雪相待，古道无人独还”六绝一首来分类，其荒唐程度，比四部分类就尤有过之了。
所谓书目指导
从分类的笼统中，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毛病发生在古书内容上面，发生在古书内容的笼统。因为中国思想独尊儒家，思想失之一元化，所以常常古书一翻开，就犯了千篇一律的通病。乍看起来，经常一部书中，什么都包括；但细看之下，所包括的，又极有限，在儒家框框里的同类作品大多大多，而异类的有个性有创见的作品大少太少，在这种情形下，要去做分类，尤其有现代眼光的分类，就非常困难了。
正因为古书众多而。又分类困难，所以有心人就开始想法子，使中国人能够知所选择。这些有心人的做法是列举书目，例如：
一、龙启瑞《经籍举要》，列举书籍二百八十九种。
二、张之洞《书目答问》．列举书籍二千二百六十六种。
三、胡适《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列举书籍一百八十五种。
四、梁启超《国学入门书耍目》，列举书籍一百六十种。
五、李笠《国学用书撰要》，列举书籍三百七十八种。
六、陈钟凡《治国学书目》，列举书籍四百八十八种。
七、支伟成《国学用书类述》，列举书籍三千二百种。
八、章炳麟《中学国文书目》，列举书籍五十一种。
九、徐敬修《国学常识书目》，列举书籍二百六十二种。
十、傅屯艮《中学适用之文学研究法》，列举书籍七十九种。
十一、沈信卿《国文自修书辑要》，列举书籍五十种。
十二、汤济沧《中小学国学书目》．列举书籍一百零六种。
十二、吴虞《中国文学选读书目》，列举书籍一百四十二种。
但是，看了这些列举的书目，我仍旧不得不感到：它们没有太多的用处，它们的毛病在不该有的有了，该有的却又没有。它们无法把古书予以现代分类、无法从现代分类里透视古书的推陈出新的意义。同时，它们只提出书目，没有书本，虽然告诉人可以按图索骥，但是骥在哪儿，也要大费周章啊！
新的版本观念
由于时代的转变、由于“知识的爆炸”、由于传播知识的方法等等，都有了不同，所以今天的有心人，从事这一努力的时候，就要采取现代的观点，来处理古书；以版本（板本）为例，现代印刷术的进步，尤其是影印技术的进步，使刊布图书的方法根本改变，同时也改变了“珍本”、“秘本”、“孤本”等古董观念，使古书不复成为某一阶层人的独得之秘。当然，对古书，非不可讲究版本，但为一二校勘之便或几个异文讹漏，就把一部书的功能和流传性绞杀，则显然是旧式藏书楼主的行为；同样的，为了讲究版本之说，整天光刊些无甚价值的僻书，或一刊再刊些“版本竞赛”的常见经史之类，也不能不说是旧式版本学家的流毒，对鉴古知今的文化出版事业，为功究属狭窄。
当年黄尧圃的学生曾有过书无庸讲本子的议论；俞樾的学生（章炳麟）也提过读书何必讲究版本的疑问。这些见解，都是从“取其大者”的角度，来从古书选材的，他们并不斤斤于“舆薪之不见”的癖好，当然也反对先以偏为务、再以偏概全的专家孔见。
现代处理古书的标准，不该以古董式的版本为尚，也不该以鉴赏，校勘的用度为足，而该以配合新知的研究，定其去取。例如商务印书馆的宋本《资治通鉴》，当然没有胡三省的音注，在鉴赏和校勘上，虽然有它的价值，可是在普及和实用上，就远不如它的重排本《资治通鉴》；商务印书馆的《四部丛刊》本无疏单注《五经》，在普及和实用上，也远不及艺文印书馆的阮刻《十三经注疏》；同样的，《仁寿本二十五史》中的南宋印北宋监本《史记》，在普及和实用上，也远不如黄善夫本或殿本或泷川会注本，这些例子，都说明了版本的考究，并不就是弘扬了古书〔注一〕。
出土带来了新收获
除了现有的古书以外，从汲冢到敦煌，历代也们有古书的出土，值得我们特别重视。近十年来，古书的出土，更达到“汉唐以来所未有也”的地步；新出土的古书，带给我们前所未有的新发现，使我们在处理古书上，有了古人所没有的收获。例如一九七二年四月，在山东临沂银雀山的一号、二号汉墓里，发现了一批竹简，由于竹简中有汉武帝元光元年（纪允前一三四年）的历谱，可以断定这批竹简是两千一百年前就已流传的文献；又由于竹简中用字不避汉朝皇帝的讳，又可以断定竹简的古书，都早于汉朝。再往上一椎，秦二世在位三年，秦始皇在位三十七年，上距战国，不过四十多年，囚十多年又值秦始皇统一思想，没人有闲工夫造假书，所以竹简中的古书，都是战国以前的原装货，应无疑义。
例如这批竹简中，有古书《尉缭子》。《尉缭子》一直被许多大牌学者如钱穆等人怀疑是后代假造的书、是伪书，并且说得头头是道。但是这批竹简一出土，证明了真金不怕众口铄，大牌学者也者，不过大言欺人而已。
如今《尉缭子》出土了，我们当然要恢复它在古书中的应有地位。
帛书也出现了
又如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到一九七四年初，在湖南长沙马王堆第二、三号汉墓，出土了大批珍贵文物，最难得的是，其中有十二万字以上的帛书（因为那时纸还没发明，只能写在帛上，故叫帛书）。帛书中有一部分是失传了的古代医书。有一部包括了五十二种病名，和治疗它们的二百八十个医方（每个都没有方名）。每个病的医方，从一个到二十七个不等，专家们把这部书定名为《五十二病方》。
《五十二病方》是中国最古的医学文献，它显示出来的病名，在内科方面、有肌肉痉挛、精神异常、往来寒热、小便不利、小便异常、阴囊肿大、肠道寄生虫和中蛊毒；在外科方面，有外伤、化脓、体表溃疡、动物咬螫、肛门、皮肤、肿瘤；在妇科方面，有产时子痫；在儿科方面，有小儿惊风；在五官科方面，有眼疾。用现代的观点来看这些医学材料，－看这些早于《内经》等现有医书的材料，它们值得研究的意义，自然非比寻常。
又如同时出土的《相马经》，这是中国动物学、畜牧学的重要文献。
春秋战国时代，由于己从车战演变到骑兵，马的身价，也就愈来愈高。传说中的相马专家是伯乐，事实上，这种专家是很多的，《吕氏春秋》（观表篇）就提到十个相马家；《史记》（日者列传）也提到“以相马立名天下”的人氏，这些都可证明古人对相马的重视。这部《相马经》竟用来给死人陪葬，它在当时，必然是流行的一部名著。读了这部书，我们不得不惊讶：古人对马，原来是这样不马虎！
搜寻亡佚
另一个现代的观点是被埋没的古书的广为流传。中国历代的战乱不断，图书上的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