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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物，无建己之患，元用知之累，动静不离于理，是以终身无誉。故曰：“至于若无知之物而已，无用贤圣，夫块不失道。”豪杰相与笑之曰：“慎到之道，非生人之行，而至死人之理，适得怪焉。”
这些话特别强调了慎到接近道家的一面。事实上，慎到是出于道家而入于法家的，《荀子》说他“尚法而无法”、“蔽于法而不知贤”，其实他是早期的法家。
申不害：《申子》
申不害（约前三八五～前三三七），河南荥阳人。《史记》在《老子韩非列传》后面带了他一笔，说他是“故郑之贱臣。学术以干韩昭侯，昭侯用为相。内修政教，外应诸侯，十五年（前三五一～前三三七）。终申子之身，国治兵强，无侵韩者”。
法家中有三派：慎到重“势”，申不害重“术”、商秧重“法”。《韩非子》有一段话，说到这点：
问者曰：“申不害、公孙鞅，此二家之言，孰急于国？”
应之曰：“是不可程也：人不食，十日则死；大寒之隆，不衣亦死。谓之衣食孰急于人，则是不可一无也，皆养生之具也。今中不害言术，而公孙鞅为法。术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杀生之柄，课群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之所执也；法者，宪令著于官府，刑罚必于民心，赏存乎慎法，而罚加乎好令者也，此臣之所师也。君无术则弊于上，臣无法则乱于下。此不可一无，皆帝王之具也！”
申不害也是早期的法家。《史记》有“著书二篇，号曰申子”的话，《汉书》有“申子六篇”的话，但这些全本都失传了。《战国策》中有申不害为亲戚讨官做的故事，韩昭侯不答应，要他坚守法治原则，是一个有趣的故事。
公孙鞅：《商君书》
公孙鞅（约前三九○～前三三八），是卫庶公子，故叫卫鞅；又被秦封于商，也叫商鞅。他年轻时候，就有“奇才”，后来见到秦孝公，他向秦孝公第一次说以“帝道”，秦孝公昏昏欲睡，怪他是“妄人”；第二次说以、‘王道”，秦孝公仍不感兴趣；第三次说以“霸道”，秦孝公愈听愈朝前靠，听得有味，“不自知膝之前于席也”，听了几天，还要听。
于是公孙鞅得君行道，大变其法。他的基本理论是：
疑行无名，疑事无功。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见非于世；有独知之虑者，必见敖于民。愚者暗于成事，知者见于未萌。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诸至德者，不和子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是以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公孙鞅的变法，是中国历史上最早又最成功的一次变法。虽然他自己最后被兔死狗烹，车裂以殉，但这一事迹，在中国，却是罕见的纪录。
《商君书》是后人辑录公孙鞅的言行，而做出来的一部书。原有二十九篇，现存二十四篇。
韩非：《韩非子》
韩非（约前二八○～前二三三）是战国时代韩国的国姓爷，可是没有机会得君行道，于是他写了十几万字的书，以抒抱负。这书流到秦国，被秦始皇看到了，秦始皇表示但恨不见古人。秦始皇的行政头子李斯说韩非不是古人，乃是他的同学。于是，秦始皇就向韩国发兵抢人，就这样的，韩非到了秦国。但在秦国，韩非君是得了，道却被别人行了，－最后李斯用了韩非的理论，却把韩非给害死了。韩非死后十二年，秦始皇统一了天下。韩非的书是中国法家思想集大成的著作，它代表中国思想中“礼”“法”之争中法的立场。对统治者说来，法治比礼治更来得深切著明、来得实际。虽然在正统上，法家思想因为反对儒家思想而饱受评议，但对统治者说来，“外儒内法”却是他们所优为之的。结果呢？中国的统治者，最会挂儒家的羊头、卖法家的狗肉，变成了最虚伪的二重人格的恶棍。
韩非原来被尊称韩子，宋朝以后，因为尊称儒家的韩愈，就把韩愈称为韩子，把韩非称为韩“非”子，这种尊称抢夺战，构成了中国思想上的一大特色。在儒家挂帅下，一些非儒家的人与书尚能知名、尚能幸存，得力于中国人虽尊孔，但也崇古，在崇古的条件下，非儒方面的人与书，早期的尚被容忍，只是要被“非”化而已。
贾谊：《贾长沙集》
贾谊（前二○○～前一六八），河南洛阳人。他十八岁就以博学属文出名，那时天下初定，有这样人才很难得，就被河南大守请去做门客，进而推荐他给汉文帝。汉文帝任他做博士，当时贾谊只有二十二岁，是最年轻的。
贾谊虽然少年得志，但得到一个限度，就不得了。这个限度就是有为与无为之争。贾谊主张政治改革，要改历法、易服制、更官名、兴礼乐，他说：“移风易俗，使天下回心而向道，类非俗吏之所能为也！俗吏之所务，在于刀笔筐筐，而不知大体。”但是，“俗吏”的力量还是很大的，大到可使汉文帝不能破格重用他。在他二十五岁时候，终于被外放到长沙。一年后，汉文帝找他回来，“不问苍生问鬼神”，叫他教小太子读书。后来小太子骑马摔死了，贾谊伤感异常，三十二岁那年，也短命死了。
贾谊的政论和辞赋，都是很有名的，他在政治思想史上和文学史上，有双重的地位。
贾谊的身世，构成了一个象征，那就是中国政治中，“青年才俊”的发展，有它一定的瓶颈。中国政治以老人政治为本位，年轻人想夺棒子，成功的机会是很少的。
崔寔：《政论》
崔寔（？～约一七○），字子真，河北啄县人。“少沉静，好典籍。”他出身在书香之家。祖父崔駰是班固级的大学者；父亲崔瑷是马融级的大学者。崔寔在父亲死后，“隐居墓侧”，不肯做官。他是一个清高的人。
东汉桓帝时候，要选“至孝独行之士”，崔寔被看中。后来他“论当世便事数十条”，写了一部《政论》，很有名。仲长统主张这部书“凡为人主，宜写一通，置之座侧”。可见对他的推崇。
崔寔对政治的批评，是很敏锐的。他批评西汉文帝除肉刑是所谓德政之说，有这样露骨的话：
昔高祖令萧何作九章之律，有夷三族之令，黥、劓、斩趾、断舌、枭首，故谓之具五刑。文帝虽除肉刑，当劓者笞三百，当斩左趾者笞五百，当斩右趾者弃市。右趾者既殒其命，笞挞者往往至死，虽有轻刑之名，其实杀也。当此之时，民皆思复肉刑。至景帝元年，乃下诏曰：“笞与重罪无异，幸而不死，不可为民。”乃定律，减笞轻捶。自是之后、答者得全。以此言之，文帝乃重刑，非轻之也；以严致平，非以宽致平也。必欲行若言，当大定其本。……
这是何等敏锐！何等气魄！
荀悦：《申鉴》
荀悦（一四八～二○九），字仲豫，河南许昌人。《后汉书》说他“年十二，能说春秋”。汉灵帝时候，宦官当道，有志节的知识分子都隐居了，荀悦也隐居起来。汉献帝时候，曹操当政，荀悦和他从弟苟或，还有孔融等，“侍讲禁中，旦夕谈论。”
虽然想施展抱负，可是谋无所用，乃做《申鉴》五篇。
荀悦思想的主旨，一方面是反对迷信惑众，一方面是反对土地私有，他对刑罚的立论，是主张“统法”，他说：
赏罚，政之柄也。明赏必罚，审信慎令，赏以劝善，罚以惩恶。人主不妄赏，非徒爱其财也，赏妄行，则善不劝矣；不妄罚，非矜其人也，罚妄行，则恶不惩矣。赏不功谓之上善；罚不惩谓之纵恶。在上者能不止下为善，不纵下为恶，则国法立矣，是谓统法。他这里提出“罚妄行，则恶不惩”的说法，不失为一种进步的法律观念。
在政论以外，荀悦还是一位历史家。汉献帝认为班固的《汉书》失之“文繁难省”，乃令苟荀另作《汉纪》三十卷，“辞约事详，论辩多美。”《汉纪》是编年体的史书，花了三年完成（刘知几说花了五六年，说错了）。
王安石：《王临川集》
王安石（一○二一～一○八六），字介甫，号半山，江西临川人。他从小随父亲宦游各地，见闻不少，颇知民间疾苦。二十二岁中进士，做地方官十八年，他拒绝做高官，声名动朝野。宋仁宗时候，他曾上万言书，未被重用；宋神宗时候，重用他推行新法。他从四十九岁起，当国八年，厉行改革，由于旧派大臣司马光等反对和客观条件限制，新法有成有败。为了新法的推行，他有信答比他大两岁的司马光，说：“如君实（司马光字）责我以在位久，未能助上大有为，以膏泽斯民，则某知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