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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科学技术仿佛自动地无限增加一般的壮大化、多样化，以及首先是它本身最容易发生核战争的现状，亚金论文中的关于海上核战争的可能性的叙述，已经作了明确的显示。其次，人类把决定命运的权力委之于科学技术这种痛苦与忧思之所以依然折磨着我，是因为下述事态。去年我在巴克莱分校时，英国反核武器运动的领导人、广为人知的历史家E·P·托姆逊在全美作一次巡回讲演，计划地点之一便是到此处讲演，因此得以同他会面。那一星期正是公开发表了西德政府重新布置了美国导弹，给整个欧洲以很大的冲击，而且在日内瓦核裁军会议上苏联退场。托姆逊当时深表忧虑的是：在这之前苏联曾说过，如果强行重新布置美国导弹，它将立刻采用“预警发射系统”，偏巧好像施加威吓似的该系统作为现实的装置开始启动。
我译为“预警发射系统”，原话是一个术语，即：Launch－on－warning systems。这个词组是不久前听到的，只要对首先发射核弹给予迅速反击的系统必须不断改善是核战略的根本，那么，现在美苏广泛进行的导弹布置，可以说所根据的就是这个原则。
但是，托姆逊还稍微限定了特殊意义而论述了采用新“预警发射系统”的危险。从５分钟到１２分钟就能攻击苏联重要地带标的的潘兴Ⅱ号导弹业已布置于欧洲，苏联如何对待。当然是用输入计算机的，也就是按不同场合，用不经过人判断的系统开始核反击。换言之，也就是美国核导弹开始攻击了，这一情报不管输入还是没有输入——这也主要是机械本身读到攻击的信号——苏联的导弹发射装置就开始启动。如果想到，电子计算机读情报的机构可能发生故障，或者由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美军因错误而发射导弹的可能性，这就非常明显，确实向核战争迈出了第一步。总而言之，人是在有意识地转变为把人类的命运交给科学技术掌握的。这也可以说是抑止核力量的新活力的活性化之一环。归根结底，所采用的就是与人的判断无关，很快地进行核反击的系统，把这种威吓、迷惑敌方的方法当作抑止的方法。
说起来这是陈旧的表现，而且这种表现从很早以前就让人听腻了，也许让人觉得是奇谈怪论，实际上，目前待机中的核武器足够把整个世界毁灭好多次，在这种情况下，２０世纪末的人民还有几个堪称可悲的空指望。其一是核攻击既然由人决定，由人的心和手进行，揿动按钮的人在最后关头，他会想到这是毁灭世界的全面核战争。这就是人的灵魂。但是，“预警发射系统”的采用——作为对美国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警告以根本不加理睬作为回答，苏联很可能已经完成布置——已经以科学技术的钢铁的论理代替了我们空指望的心和手了。
关于阿伦引用的最终部分，对于从现在的核危机灾难中侥幸生存下来的人类组织世界政府的构想，简没有正面提出问题，乃是理所当然的。因为如果这个构想能够产生，那么，它决不会来自核大国的核战略，并且为了千方百计地使这核战略再活性化而苦心孤诣的学者，或者支持他们的思想家，而是来自被核武器几乎斩尽杀绝的民众一方，从反核运动中积累的经验和智慧中产生的，这一点是非常明显和不言而喻的。逝世前不久的阿伦，就从曾经是美苏冷战结构的主要人凯南的堪称回心转意并且等于展示思想上看到，面对欧洲人民大规模反核运动的扩大，简身上决不会有的、并非改革者而是革命的新人类世界的至少是构想的预兆。
我根据简和阿伦的想法一直谈到现在，只是想说明，他们把热核战争这个“难以想象的事”敢于具体地思考，使“难以想象的事”远离人间，打碎它，问清楚这种带有方向性的成果是否取得，从而表明：没有，而是相反。说明他们为核权力效力，试一试他们在“难以想象的事”和“现实中可能发生的事”之间，打进几根大桩子？使那个不能逾越大沟变成能够逾越的手段了么？
这种想法一旦开始，我自然而然地立足于日本国、日本人、广岛、长崎的经历，决不能眼看着如果再次发生肯定是“难以想象的事”的热核战争变成“现实可能发生的事”这两者之间的桩子，一根一根地打下去而装作没有看见。因为把非核三原则当作公式而放弃，只要在这些木桩上铺上大木板，从“难以想象的事”到“现实可能发生的事”，只需跨一步就行，我甚至觉得中曾根政府已经开始定下铺木板的程序了。同是《世界》四六○期上刊载的风间次郎的论文上谈到，托马霍克巡航导弹布置在远东，目的指向苏联的远距离逆火式轰炸机和海军舰艇，从而引起紧张，明确显示了从西北太平洋上的海洋核战争有发展成全面核战争的危险，如果看一看这一具体路线上处于美国核战略前沿基地日本列岛的地位，我就怀疑这不是：沟上的木桩业已打完，木板业已铺好了么？“难以想象的事”变成“现实可能发生的事”的准备工作不是业已完成了么？
既然如此，弱者也有他的抵抗，为了把沟里的木桩拔出来，能作些什么？实际上我感到阿伦一定深深感到自己非常无奈，但是我更承认自己根深蒂固的羞耻感和无奈。但是，这里可能有“此项待续”而且非有不可的课题，我要说的只是：日本政府立刻就默许搭载核装备托马霍克巡航导弹的舰船入港，国会上一再重复那假装不解而又浅薄的诡辩，看起来在野党无法反驳，但是不能绝望，必须想方设法继续保持坚决拔除沟里的木桩这一方向的姿态，同非核三原则这面即将破碎的旗帜，也就是再活性化的希望联系起来。
03 乱世的地丁和杜若
这里正在准备两项国际性的座谈会。尽管作家几乎称不上专家的职业，但是无一不以为自己是这样的存在：对自己必须不停地念叨已经逝世的武田泰淳的“对森罗万象多情多恨”这一呼吁。因此，在这样一个以多种多样课题显示非专业人员的看法，而且还是一个接受批评的机会，就自愿地前来参加。除此之外，我觉得他们似乎还抱着这样的愿望：把所谓依靠语言和想象力完成的平面的日常异化这种小说独特的力量，同文学以外的自我表现，想经常联系在一起。
总而言之，作家对于情况就是这么说的，对于使自他双方都能接受的表现，也可以用脱离小说的语言完成。如果不这样，那自己就只能算一个靠耍嘴皮子的常识家，这个形象令人感到羞惭。我是常常从这种经历走过来的人。同时也想到少数以可怕的寡言沉默律己的知识分子，不过也觉得既然以作家这种滑稽工作为终身职业，干多嘴多舌的人干的事，难道不可以毫不犹豫地承担下来么？
另一个国际性的座谈会是以“核状况下的文学”为主题的国际笔会大会。我在去年作为日本笔会的任务，完成了描写核武器攻击广岛，长崎，具体地说就是以日本人如何在原子惨祸中活下来以及痛苦地死去为主题的短篇小说的作品集。（《面对一无所知的未来》，集英社文库）
由于编辑和出版社领导的努力，这个小小的然而自信堪称具有重要意义的书，即将稍微改变外形而出版英译本。它将在５月举行的国际笔会大会之前完成，使来自外国的众多参加者，以及从事与文学相关工作的知识分子们都读到它二论”哲学体系。他认为宇宙由“现象世界”（现实世界）和，既然如此，我觉得自己必须在这个座谈会上谈一谈这个短篇集的特点。
收进这个集子里的优秀短篇《空桶》的作者，是在长崎遭受过原子弹轰炸的林京子。她是我国文学事业中代表今天的新兴力量的作家，曾经发表了批判“原子弹法西斯”的文章。还有与这位作家齐名颇有才华的年轻作家的文章。有的文章说，希特勒残杀犹太人是可憎的，紧接着便说，用法西斯主义那一套管理人民也许是最好的方法。我想说，这就是我国文学状况的一个侧面，您，特别是在欧洲经历过法西斯主义时代的知识分子们作何感想？请您先读一下林京子的作品，然后再予以思考。
我国年轻的文学家们对于语言的定义，有时表现得迟钝和不准确，其程度令人吃惊，这也是我国特有的。比如法国、德国、波兰的作家们，对于法西斯主义一词从不暧昧地使用，所以能够期待他们作出应有的反应。
不过我最热烈期望的是，谈论一番向来对政治语言彻底地沉默寡言，或者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