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渡边一夫》里也曾说过，渡边一夫１９４８年写了‘文法学研究者也必须诅咒战争’和‘难道人就避免不了成为机器么？’中野重治把这两篇随笔牢牢记住，第二年年初以往复书简的形式给予批判。
扼要地说，中野认为渡边犯了堪称为“文法的”错误。中野说：“你写道，‘人成了机械、制度、意识形态或者神的奴隶与工具，拼死拼活，符合必然性的人们能够活了下来，如果是文艺复兴以后人获得人类解放的结局，或者它也是历史的必然，那么，按我的见解，那简直是天真而又天真特别天真的反动言论。’但是，如果是这样，它岂不是和你所说的‘所谓人道主义……是文艺复兴期的宗教改革，１８世纪的法国革命，产业革命，１９世纪的共产党宣言这一连串人类最有声有色拼命奋斗的结果’这一说法在文理上岂不互相矛盾了么？你还说，‘如前面所说，如果成为机器是近代人的结局，那只能是瞑目瞎想而不是别的’。我认为这‘如果’二字用得太不合适了。”
虽然这样批判了，但是中野在信的结尾却是这么说的：“我自己就是一个悲观主义者。我这样写，我想你大概不会笑我。……我担心的是，你的文章的力点，在文法上恐怕会滑向悲观主义。反正被引向悲观主义，这是年龄或者说我们这个年龄的经历造成的结果吧。不过重复地说来，最浅薄的乐观主义者们既然愿意战争，那么，我们悲观主义者就必须毅然决然地前进了。”
作为有较深的理解能力和经历的文化人，都不是肤浅的悲观主义者，从他们各自对现状的认识出发——如果是那样，能从社会的前线退下来么——但是为了改造它能够果敢地前进么？从如果派和但是派的对立，就是用以看渡边一夫和中野重治相互关系的方法。
尽管如此，我还是常常想起渡边总是念念不忘的瑟南古①说的话：“人，归根结底也许是要毁灭的，也许剩下的只是虚无而已。但是，即使抵抗不也是照旧毁灭么？”“所以我真想说，难道渡边不也是属于中野的但是派的人么？顺便要提到的是，渡边在战败整整一年之后，翻译出版了托马斯·曼的《五个证词》，这本书有安德烈·纪德写的序。渡边一夫本来是研究法国文学的，但他却旁及自己专业以外的德国文学。这里我想引用《五个证词》中一段。因为它是中野重治殁后五年之会上我本来要讲的，但是没有来得及讲，所以把它写在这里。这是年逾７０的曼在危机正趋于严重的时刻，以“告欧洲”为题而写的文章的结尾部分。
①Etienne，法国作家（１７７０—１８４６）。受卢梭影响颇深。悲观厌世思想的杰作《奥贝曼》为其代表作——译注。
世界也许已经到了恐怕难以收拾的地步。既然无法从昏睡中把它弄醒，使之恢复意识，那么，世界就的确无可救药了。／所有的人道主义之中，都有脆弱这一要素。它是对于一切狂信主义一概嫌弃，清浊并饮的性格，以及趋向于宽大的怀疑主义的倾向，以一言以蔽之这都是因为它那本来具有的温厚。这样，在某种场合，对于人道主义本身就能成为致命的东西。今天对于我们极为必要的也许是战斗的人道主义，证明自己确实是威风凛凛的人道主义，确信自己的自由与宽容、自由检讨的原则，决不可能被它的仇敌们寡廉鲜耻的狂信主义眼看着就给吞食下去的人道主义。难道欧洲的人道主义再也不能使它获得更生，为它的原则夺回战斗力了么？如果不能自觉，不能使它恢复生命力，为战斗而作好准备，那时候，人道主义必然灭亡，与此同时，欧洲大概也要灭亡吧。那时欧洲这个名称，已经不过仅仅是地理学上历史学上的表现而已。那样，我们就得从今天开始立即在时间与空间以外寻求避难所，除此以外难道还有别的道路么？
我对于企求生活于战后新生活之中的渡边一夫——他的性格是喜欢低声说话——所抱的希望，主要不是他自己写的文章，而是他翻译的文章所表现的，因为，我感到这里的的确确寄托了他的想法。也就是说，渡边其人的中心思想还是对于战斗的人道主义，证明自己确实是威风凛凛的人道主义，确信自己的自由与宽容、自由讨论的原则，决不可能被它的仇敌们寡廉鲜耻的狂信主义眼看着就给吞食下去的人道主义，怀有最后的希望。
渡边一夫这种姿态如果和果敢前进的悲观主义者的中野重治的姿态加在一起，我以为那才是今天核状况的时代之下，我们必须和他们这样的思想家联系在一起的必然性。相信在如此严重的核危机之中，核武器战争之后获得胜利的国家会幸存于世的人仍然存在，也就是说，头脑最简单的乐观主义者们还有。覆盖全世界的核权力统率部证明了这帮人的存在，而且我国的外交政策却是支持他们的，扩充军备的政治家掌握政权，对此给予赞赏的文化人不在少数。
深深忧虑有朝一日出现核冬季把整个地球冻住的人现在还有，他们是名副其实的悲观主义者。参加美国八大学足球联盟之一的布朗大学里，投票赞成大学里该预备核爆炸之后自杀用的毒药的学生们，一定当作悲观主义者受到批判。不过他们对美国政府的核政策却给与了尖锐的批判，由此可见，这些悲观主义者们正是果敢前进的悲观主义者。正因为是核时代，才是不能缺少他们的时代。
中野重治在前面提到的往复书简里对渡边一夫说：“我把我的手放在你的手上。”我在这个会上说，我也想把自己的手放在他们的手上，更希望青年们许许多多的手放在他们的手上，就这样，潦草地结束了我的讲演，所以没有时间谈到渡边、中野这两位思想家与核状况在现象方面的直接联系。我想作为中野重治殁后五年之会的报告之一，应该把它写在这里。
这年从秋末到冬初，中间只隔了一周，我去美国德克萨斯州的奥斯汀和中国新疆的乌鲁木齐与吐鲁蕃旅行。现在是刚刚回国，把所见所闻熟悉一番，和青年时代的旅行比较起来，那是要用更长时间的。在旅行过程中，特别是相隔四分之一世纪重访中国，应该是认认真真地理解才对。但是在这里也只能像写“草书”一般写一写。
从德克萨斯大学往回返的时候，顺便到巴克莱——和去年秋天在同一研究所生活过的朋友会会面，看看在此工作期间给我以鼓舞的树木，怀着这种想法才绕道而来——时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尽管正是总统选举之前的忙乱时期，然而继去年秋季E·P·托姆逊的讲演之后，今年秋季批判核状况的高质量的讲演系列照旧开始举行了。连续一周的讲演之中有一天是邀请了西德的进入议会大搞反核运动的培特拉·凯里和巴斯齐安将军，特别是前者的发言，大受学生听众的欢迎，这种情况据说是常有的。大学的美术馆里正在开威廉·莫里斯的展览会。
展览会展出的是莫里斯制作编织品、彩色玻璃制品、书籍装钉等等，那些书籍包括莫里斯的《社会主义者同盟的运动》在内，大部分是评传方面的书，而作者就是E·P·托姆逊。我认为，去年秋季托姆逊的讲演所播下的种子，居然这样多方面而且扎实地在巴克莱生根发芽。听过托姆逊关于批判核状况演说的学生，相隔一年之后，从展览会上看到莫里斯的实际制作和构想的世界史，可以说接触了一个杰出人物的正确生活态度的典型，其意义是深刻的。我以为托姆逊一定会想到，假如莫里斯生活在今天的核状况之下，肯定认为他是最可信赖的民众反核运动的领导者。
从新疆往回返的路程中，经西安、北京然后在上海稍事逗留，我们一同旅行的伙伴得以拜访了当今亚洲最大的作家之一的巴金。我在今年于东京举行的国际笔会上听到巴金的讲演，那是最使我感动的讲演。那一天迎来了他的８０岁生日，这位大作家对我的旅行伙伴竹西宽子说，他也去过广岛，他一直祝愿被炸的人们幸福地生活着，《仪式》一书的作者竹西也以谦和但也如实而有充分信心的独特语言作了简短的应对。当时那番光景是令人难忘的。
我对于作家们的谈论，以为他们或者她们是把自己的话写成文章的人，所以我的习惯是从不引我耳朵听到的他们说的话。在上海，时序已是初冬，下榻之处有广阔的前庭，树上仍有尚未辞枝的红叶，我在房间里引用兼有宽松与紧张气氛的两位文学家的文章。
先从《仪式》开始。“那夏天的晚霞之美，并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