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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这对于创造真正亲切的日本人是非常必要的。削减福利预算，扩充军备，一心想威胁亚洲各国，强调日本社会是竞争社会等等，如果日本文化被这么一小撮人弄得覆灭，那么，日本、日本人留给人们的记忆岂不成了世界上最粗暴、最野蛮、最下流的么？”
我这样说的同时就感觉到，“亲切”的定义还不够充分。于是在一次讲演会上，因为听众都是残疾人的父母，所以就仿佛按预先约定似地对作为前提的“亲切”定义作了追加，想加上几项意义使它更加有力。我第一个提示的是对于我前面业已提到的人的存在“不可能被破坏”的“显示”予以特别重视，坚持以它作为人生观根本的态度，并同这样的“亲切”共存。
并且主张把美国科幻小说引导到智慧小说的水平，把对于核文明一直写了许多反省与考察文章的鲍涅卡特，以及现在认为必须重新评价的奥威尔两人，认为最值得期望的资质合乎礼仪（decency）和“亲切”组合在一起而共存于内心的人，特别把他们对年轻人作了一番描述。decency一词，是鲍涅卡特小说的根本精神，奥威尔回味参加西班牙市民战争残酷经历的《加泰罗尼亚赞歌》上说：“非常奇妙的是，由于在西班牙的全部经历，使我对人的信赖没有动摇，不仅没有动摇，反而对人的优美更加信赖了。”评论奥威尔的《水晶的精神》作者伍德柯克，分析了《一九四八年》之后这样说：“这个世界上，精英人物的分离独立终于完成了。因为精英人物已经不是社会性的存在，而是政治性的存在。不是传统性的存在，而是基于意识形态的存在。为了使企图改变这牢固的金字塔形社会的活动无法出现，党靠改写历史想把过去完全改了，其次是想把使用的语言抽掉骨头，企图把自由啦，正义啦，像样子的人啦，仅仅表现如此概念的语言早已不存在的状况创造出来。”我这是从《奥威尔的整体像》日译本引用的，同时也希望decency一词用日语难以恰当表达这一点给以理解。译文写的是“真正人的亲切”所以我就援例了，本该译作“庄重体面”的。（晶文全书，奥山康治译）
去年，我以一向称之为我国现代人道主义者法国文学家渡边一夫一生中的思想、生活为题，向青年人连续地作了报告，那时我想到，３０年代的渡边一夫在理解瓦雷里的一节诗里找到关于“亲切”一词另一定义。
１９４０年法国败北的时候——这一年是日德意三国同盟成立的一年，而且也是大政翼赞会开始活动的一年。在当时国际的、国内的帝国主义、极权主义甚嚣尘上的形势之下，有人要求渡边写文章谈法国之所以败北的文章。渡边是以研究法国文学和文化为职业的，而法国又是日本的同盟国纳粹德国的敌国，如果他为败战国的法国辩护，那就等于和大政翼赞会的国民总意相悖，这纯粹是“踩圣像”①的故技重演。渡边毫不妥协，堂堂正正的文章，充分表现了他异乎寻常的勇敢。
①１６２８—１８５７年之间的日本江户时代，严禁天主教活动。统治者对于可疑的信徒，一律强迫他们从圣母玛丽亚像和基督十字架像上踩过去——译注。
渡边在文章中引用了瓦雷里５年之前在母校塞特高等学校，对他称之为“明天的人”的青年人们说的话。他说，现在欧洲某些国家的青年们，“在创造同国家明确规定的目的和社会机构完全吻合的人这一计划之下，接受完全相同的培养与训练。也就是国家在制造为它效力的国民。”瓦雷里对此作了分析，接下去他说：“我以为，精神自由和文化上最细致的产物，用这样的对知性的强制，会使它衰退，这是非常可怕的。”
不出瓦雷里所料，德国造就出为国家效力的国民之后，便急不可待地发动了战争，侵略了培育了精神自由和文化上最精细事物的法国。但是渡边在当时就明确说过，他对法国青年寄予厚望，几年之后德国绝对一败涂地——这和日本帝国的败北是有联系的——而对此确信不疑。
渡边一夫译的瓦雷里的《精神的自由与文化上最精致的东西》提到的“亲切”上，我想另外加上一个定义。因为，拥护我所说的社会性的“亲切”二字含义的人，希望他们至少站在“精神的自由和文化上最精致的东西”一边。一旦提起这句话，我们眼前看到的，难道不是我国今天的社会失掉了许许多多的“亲切”所具有的社会性的东西么？总而言之，今天的日本社会，对于“明天的人”的青年人的教育，正是一心一意地制造对国家效力的国民，而且是制造效力极佳的、对于诚如加耳布雷斯①所说的“新兴产业国家的日本模式非常效力的国民，让精神的自由和文化上最精致的东西衰退也在所不惜。这种倾向才是确确实实的让青年们看不到“亲切”的具体所在而带来的结果。
①加耳布雷斯（Galbraith，JohnKenh）１９０８—？英国经济学家、教育家、作家——译注。
也许马上就得到这样回敬的话：从世界现状来看，社会主义国家的教育才是制造效力于国家的国民的典范。我根本不想拿中国和苏联同纳粹德国相比拟，但是，关于前面的质问，如果把波兰的自省活动考虑进去，我以为批评的可能正确。尽管承认它，但是，如果日本在这一点上甘当美国的走卒，并且更加奋进，制造对日本式的“新型产业国家”高效率地效力的“明天之人”的态势强化下去，那么，现在业已显而易见地使日本人社会和日本人素质大大变形的裂痕，就只有愈来愈大了。
我仿佛故意逆此大势而行一般，我对日本“明天的人”——也许被说成纯粹是作梦——决心期待的倒是如下的理想状态：日本的青年人应该自我培养精神上的自由和文化上最精致的东西，使自己的力量足以在最近的将来，对于苏联和美国的核对峙，担当起使它们走向废除核武器的媒介国的角色，为此而修正现在日本前进的轨道。假如瓦雷里活到现在而且依然活动，他一定努力使法国成为与今天的法国完全相反的国家，即：他一定要求他的国家为了使欧洲紧张的核局势朝向缓和的方向发展。因为那样的法国才是堂堂正正地创造精神的自由和文化上最精致的法国，使社会性的亲切生机勃勃的法国人的国家。
这是今年我第一次在听众面前讲话，我想按上述想法加以引伸，从去年年底到今年年初，比照在报刊上发表的短文写成这份草稿。给１０年之前也是花了一年时间在杂志《世界》上发表的“面对状况”作个结尾，现在我正准备写“再度面对状况”的文章，它的出发点，我想就以这个草稿充当。此后，我要使生活于书斋的自己站在同社会状况的交接点上发言，在文章上重新审视着自己论述，当然，尽可能地用这种方法写。最后附带提一下，我的儿子现在已恢复健康，信心十足地要像他喜欢的音乐家斯卡拉蒂①那样活那么久。
①斯卡拉蒂（Scarlatti，Alessandro１６６０—１７２５），意大利歌剧和教会音乐作曲家——译注。
02 为“难以想象的事”预先准备
前面业已提过，从去年秋季到冬季，我一直在加里福尼亚大学巴克莱分校逗留，属于我自由支配的时间里，首先的工作就是补充、修订题为《读渡边一夫》的连续讲座记录。特别是整理渡边有关法国文艺复兴时期前前后后的著作部分时，内心忐忑不安，不敢断定是否由于自己过分自信和无知作了值得怀疑的发言。所以从大学内外的书店买来有关书籍读起来。因为是修改自己的讲话记录，和令人觉得乏味的工作不同，纯粹是一种乐趣。
在此期间，我看了自己的书架，发现日本研究中心的历史家对业余的历史爱好者很感兴趣，而且考虑着自己是作家，把一个时代的个人生活详细地写进了历史书。同一年的秋天来我国访问的法国历史家埃玛涅尔·鲁洛瓦·拉杜里的著作占了大部分，但是，似乎受他影响的美国学者，住在旧金山的纳塔利·Z·迪维斯的《马丁·盖尔的归来》，和写渡边一夫史传的让·达尔布雷写的新教统治有密切关系，所以很有趣。（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同一主题的法国影片，在美国获得好评，迪维斯也参加了该影片的剧本创作，而且据说他对于１６世纪法国这一奇妙事件，认为有必要用专门的历史书叙述。查阅各种古文书保管所的史料，把“历史上各种可能发生的事”加以综合，就成了迪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