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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实电视片上也描写了友田在汉城的唱片商店找到２５年前的流行歌“梦中故乡”，放在电唱机上和大家一起唱，以及在他干活的那面包房附近的河滩上吹口琴的镜头，这些当然会唤起友田的哀戚情绪，但是另一方面也有“某种乐趣”。今天的友田生活于大阪市井之中，他的精神支柱就是老实人历经苦难之后反复说的话：“种我们园地要紧”。由此可见，《老实人或乐观主义》和一般激励人的文学作品具有共通的鼓舞人的意义，但同时也把人的生存之沉重摆在人们面前。从友田的回忆中清楚地看出，他和中野重治所写的文化水平低，孤独，令人难以置信的不幸，干脆利落地全家自杀的人们根本不同，有真正的人的力量。而且，这种力量肯定也是人控告从原子弹直到朝鲜战争、社会罪恶、陷人以悲惨等等的巨大力量。如果用“某种乐趣”这句话提示，可能不怎么响亮。但是，如果通过中野重治的文学作品，再加上友田的经历而充实这句话时，我们是不是就发现，我们已经有了甚至可以说准确而严密的“某种乐趣”的定义？
我曾怀疑过，白天的电视节目常播放平常祭神节日抬的神舆的耍闹，并不怎么令人发笑，但是年轻的观众却像被人挠了胳肢窝似地发笑，如果让这些观众从显像管上每天都看这些，他们就不会感到“某种乐趣”，为了用挠胳肢窝使人发笑以补偿欠缺部分，才采用现场直播的办法。与世界的核体系。恢复“某种乐趣”，甚至应该说这才是最根本的生活目标。
09 恐怖与希望
法国的历史学家们，以及称之为《年报》杂志派的人们，他们的工作最近以来也集中力量向大众介绍。去年秋天和美国年富力强工作能力正旺的历史学家们生活在同一校园里，他们的工作是写经常教学用的书中一系列文章的第二稿，要求非专业的读者也能看得懂，所以就从卢罗阿·拉杜里的著作开始。前面业已提到，我当时正打算完成《谈日本现代的人道主义者渡边一夫》（岩波研究丛书）一书的定稿，关于法国中世纪以及文艺复兴的民俗，尽管有渡边一夫以其明确的观点写的东西，但是为了使年轻的读者先掌握一些必要的知识，能够同渡边写的联系起来，所以，研究室和教室的工作一完我就在宿舍的房间里读那些书。我曾读过拉布雷叙述他们的学派创始者之一鲁西安·费贝尔事迹的书，所以读起来熟悉而且愉快。
前面也详细提到，到巴克莱分校前来讲演遍及世界的核状况之下迫在眉睫的核危机的英国历史学家E·P·托姆斯其人，对于问题意识的悲剧性实际情况并不执拗，而是理智性的豁达，性格明朗，讲话强劲有力。我对他印象很深，读过他作为一位历史家工作之一而写的书，总而言之，学问的性质本身创造人的品质，而且他还坚强地反对并抗议核武器，所以我对他怀有充满敬意的信赖。（《魔女与夏里巴里》，新评论社出版）
该论文曾提到的娜塔莉·戴维斯的工作，这篇文章里也有。最近翻译出版的《颠倒的世界》上，出席巴普库克主持的研讨会的文化人类学家以及跨专门领域的学者们之中，看看戴维斯的工作处于领先地位，就完全重新认识清楚托姆斯、戴维斯等等历史学家们的工作，对于使同时代的所有文化问题活性化是多么有效。（岩波书店出版）
他们和她们，以及早已逝世的林达夫在他一生的最后著作中，不是以对话的形式而是独自书写的形式完成的最后作品《精神史》上，无不对于历史家的定义作了如下的规定，而他们和她们是与此定义完全相符的人。“历史家“感觉集合”相同。，如果真的名实相符，除了是他人写的‘历史记述’的受用者之外，他必须是一个经常随机应变，或者使时代、时间逆行，或者横向滑行，有时还要把钟表的时针停下来，自由自在跳跃旋转的人。必须事前就要知道，精神史的入门，是强制进行最极端的操作的。如果向古代传统寻求‘精神史’的守护神，那么，既不是缪斯九神之中的库利奥，也不是阿波罗，确实应该是密教元祖的俄耳甫斯，特别是冥界、地上界、天上界的使者海尔梅斯神。”
我正在打算和敬爱的朋友中的学者、艺术家们创办冠以海尔梅斯之名的季刊杂志，希望历史学家们向这个杂志寄稿。我边读渡边一夫的著作，边整理连续讲演的记录，同时也看法国历史学家的工作，这里不妨列举一个颇感具体而且必要的例子如下。渡边一夫的《泰平日记》中，从佛朗索瓦一世时代的一个市民的日记中引用了如下一段：
１５２５年１０月，巴黎发生了令人吃惊的疯狂事件。即：五六个人骑着驴，戴着绿色呢绒头巾，在市内十字街，特别是法院大广场的大理石台前，拿着一张卷轴纸，大喊大叫，念上面各种荒唐话，和演滑稽戏一样，实际上是另有打算。这些人特别喊得凶的是‘国王要死，贤人们隐蔽之，呆子们全出来’，大肆嘲弄揶揄。原因是把监禁在西班牙的国王（佛朗索瓦一世）去世的消息封锁起来不让大家知道的事终于流传开来的结果。……摄政太后要求巴黎市副长官莫兰处罚他们……但是根本没有执行。据传说，这些人是最高法院书记会的书记员。
这件事渡边一夫理解为确如日记作者的结论，是政治意图的行动。也就是被禁止示威游行的巴黎市民，表面上是演滑稽戏，实际上是自我显示的政治行动。我对这一结论是赞成的，但是也认为“自生而必体有，则有遗而生亏矣。”（《崇有论》）批评“贵，既然有滑稽表层，自然就有滑稽深层，应该强调两者的活力，所以我对年轻人加上了自己如下的解说：
如果这仅仅是政治性的事件，那么，既然摄政太后已经提出要求，巴黎市副长官早就把示威的人抓起来了。因为事情是最高法院书记会的人们干的，这也是谁都知道的事。之所以没抓他们，还在事件的背后不仅仅是政治，用宇宙论的说法就是法国人自古以来的信仰根深蒂固，副长官莫兰是不是对此感觉很深？
不过，如果１５２５年１０月发生的最高法院书记会的书记员的滑稽戏，仅仅是几个人一时冲动的偶发事件，我的话应有的说服力可就大打折扣了。我想找历史的佐证，巴克莱分校的历史学家告诉我要读《年报》杂志派的Y＝M·贝尔塞的《节日与叛乱》，从那本书上我找到确实合适的一段。这本书有日译本（新评论社出版），所以引用该译文如下。
中世纪的胡闹表演，是１４００年形成制度的，这个制度规定，各社会团体自己演滑稽戏，自己表演自己就是个人的组织的类。因此，国家必然要强制个人，个人在，用这滑稽镜子照出自己丑态，而且规定这是一项义务。隶属巴黎最高法院的司法书记表演小组，是由年轻的律师、检察官构成的，这是一个这种身分的人居然在大街上表演胡闹审判的时代。但是，这个传统到了１５世纪被严厉禁止，因此，１６、１７世纪成了已经是惟有宫廷里年轻贵族们才耍闹的一种游戏。
就这样，民俗传统的滑稽戏表演，突然遭到政治权力的压禁。然而该政权的危机表现在群众面前的是软弱无力，这也是对权力的一种反馈。明白这个过程，我以为就能够更清楚地理解佛朗索瓦一世时代一个市民的日记，以及渡边一夫解释的意义。
也是这本书上，贝尔塞详细论述了从节日祭祀移向叛乱——如果读一读同一主题的另一册著作，即：鲁罗阿·拉杜里的《传说的狂欢节》，就会看到更强烈的魅力。这本书也和贝尔塞一样，同是朴实无华的作者写的书，两者一齐读，更能准确理解原意，我以为这是给非专业人员用的——的过程，同时给节日祭祀下了下面的定义：“节日祭祀，一定以某种形式的恐怖或希望反映该时代的精神。”这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