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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苹果有特殊的喜好，这一点被一位对苹果怀有恐惧的同行旅人注意到了。“如果你珍惜你的生命的话，就别碰苹果。”每一点新鲜的空气和水都让我觉得健康，情绪振作，所以我没有理睬这好意的劝告。对我提出劝告的先生刚刚从这场可怕的疾病中康复。他是位中年男子，一位加拿大出生的来自上殖民地①的农夫。他也是因事第一次会蒙特利尔。“咳，先生，”他说，用以回答我丈夫向他提出的有关这种疾病的一些问题，“我可以告诉你染上霍乱是怎么一回事。染上霍乱等于直接面对死伸，所受的痛苦之剧使得病人巴不得一死以摆脱折磨。”
①殖民地时期圣劳伦斯河上游地区称为上加拿大，以安大略省为主，下游地区称为下加拿大，以魁北克省为主。
“你很幸运，先生，能幸免”，一位在丛林地带安家的移民说，他就坐在对面的座位上，“许多比你年纪还轻的人都死于这种病。”
“唉，但我认为我要是不吃那家旅馆给我们当晚餐的一些东西，我就不会染上霍乱。他们把那东西叫蚝，还是活的！一位朋友劝我吃，当时我很喜欢那东西。但是我向你们声明，一整夜我都感到他们在我的胃里到处乱爬。第二天早晨我就害了霍乱病。”
“那东西你是囫囵吞下去的吗，先生？”前面讲话的那位说道，他已被蟋那种恶作剧逗得开心极了。
“我确切地对你说，那东西是活的。你把它们放在舌头上，我敢肯定你会乐意让它们尽快地滑下去。”
“难怪你得了霍乱病，”那位来自丛林区的人说，“你愚昧无知，活该如此。如果要我现在有美美一盘蚝，我会教你吃蚝的方法。”
我们第一天的行程部分是乘四轮马车，部分是乘轮船。当我们在康沃尔登陆时已是晚上九点时分了。随后我们又乘四轮马车前往普雷斯科特。我们所经过的乡野在明朗的月光下显得很美丽，只是天气寒冷，并且由于结霜使得寒冷略微加剧。在九月初就出现这种情况使我感到奇怪，但在加拿大这是很常见的。九位乘客紧紧地挤在窄小的车辆里，然而四边都是粗帆布做的，用来当窗户的开口又没有装玻璃，我冷得发抖，甚至到了痛苦难忍的程度。黎明时分，我们到达一个叫做马蒂尔德的小村庄。大家一致举手赞成我们应该停下来在路边的一间小客栈里吃顿早餐，再继续动身前往普雷斯科特前暖暖身子。
小客栈里的人们并不忙碌，过了好一会儿，一个白发老者开了门，把我们领进一间屋里，里面弥漫着烟草味，窗上挂着纸做的百叶窗帘，遮得屋里光线昏暗。我问他能否让我带孩子到一间有火的屋里去。
“我想对她这么小的孩子来说，这的确是一个相当冷的夜晚了，”他说，“来吧，我带你到厨房去，那儿一直有火。”我兴高彩烈地跟他去，陪我一同去的还有我们的仆人。
我们的到来是出乎意料的，不受我们在那儿见到的那些人的欢迎。一位衣不遗体、红头发的爱尔兰佣人跪在地上架火；一位瘦高个儿的女人，长着一张瘦削的脸，一只眼睛像一条黑蛇，从墙角的一张床上出现了。我们很快发现这位鬼怪似的人物是这屋里的女主人。
“这些人不能到这儿来！”她用了种刺耳的声音尖叫着，并向这位可怜的老人投来了愤怒的目光。
“这儿确实有个孩子，而这两个娘儿们也冻僵了。”那位好心的老人恳求道。
“那跟我有什么关系？她们没权利到我的厨房来。”
“好啦，阿尔米拉，快别这么说。这是那辆停下来想在我们这儿共进早餐的车上的人，你知道我们并不常遇到这种情况。”
这当儿那位女性，阿尔米拉，尽快地穿好衣服，当我们哆嗦着站在那里烤火取暖时，她斜眼瞪着这两个不受欢迎的女客人。
“早餐！”她嘟囔着，“我拿什么给他们吃？他们上千次地从我们门上经过，没有一个人下车。现在好啦，当我一切都用光了，他们偏要在这不合情理的时候停下来吃早餐。你们有多少人？”她凶狠地问我。
“九位，”我简短地答道，不停地擦热孩子的手脚。
“九位！那点牛肉够干什么，切成九块牛排。该做点什么，乔？”（对那老人说）。
“鸡蛋火腿，一些干鹿肉，南瓜馅饼。’哪位随从参谋考虑周到地回答说，“我不知道别的配料。”
“那么，得麻利点，把桌摆开，因为马车不会停太久，”那泼妇喊道，从墙上取下一柄煎锅，准备煎鸡蛋和火腿用。“我自己得用火。人们不能都来挤到这儿，我得为九个人准备早餐，尤其是我们有别的好房间叫他们住。”
我接受了这一暗示，退回休息室。在休息室我看到别的乘客在房子里走来走去，不耐烦地等待早餐的到来。
为阿尔米拉说句公道话吧，她在短得惊人的时间里，用不太富裕的东西做了一顿丰盛的早餐。而这顿早餐，她按人头收了我们每人两角伍分钱。
在普雷斯科特我们登上了一艘漂亮的新轮船，威廉四世号，一艘挤满了爱尔兰移民的轮船，继续前往科堡和多伦多。
在甲板上踱步时，我丈夫对在场的一位中年男人和他的妻子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这对夫妇没有和其他人坐在一起，他们似乎挣扎在极度的悲伤之中，对此尽管他们极力掩饰，但还是从他们的面部表情强烈地流露了出来。过了一会儿，我跟那位妇女开始交谈，从她那儿我了解到一点有关他们的情况。这位丈夫是一位拥有庞大地产的苏格兰绅士的地产管理人，那位苏格兰绅士在他前往加拿大，在他把大笔的钱投资于该国的荒野前，向他汇报该国的潜力。他们得到了旅行的一应费用，直到那天早晨一切都是成功的。他们有幸快速漂洋过海，对这个国家和人民也极其满意。但是这一切又有什么用？他们的独生子，一位年方十四岁的漂亮小伙子，那天死于霍乱，他们未来的全部希望都随之埋进了坟墓。为了他，他们在这遥远的国土上安了一个家。也就在这儿，就在这新生活刚刚开了个头的时候，可怕的疾病把他从他们的身边永远地夺走了——这儿有这么一大群人，这位可怜的心都要碎了的母亲甚至都不能发泄一下她正常的悲痛！
“唉，得找一个地方我可以痛哭一场！”她说，“那会缓解我心中难以忍受的重压。但有这么多眼睛看着我，我放声大哭显得丢脸。”
“唉，珍妮，我可怜的女人，”那位丈夫抓着她的手说，“你得挺住；这是上帝的意愿，像我们这样的罪人绝不能抱怨。可是啊，夫人，”他转向我说，“今天我们的心大悲痛了！”
可怜的失去亲人的人们，我对他们的悲伤怀有多么深切的同情——我多么敬重那可怜的父亲，以近乎苛刻的努力向那些冷漠的旁观者隐瞒着沉重地压在他心头的极度痛苦。眼泪是可以用来治疗心头极度痛苦的最好止痛膏。宗教告诫一个人应变得坚强一些来承受他心中的悲伤，但是眼泪对减缓和治愈引起泪水的创伤却是相当有效的。
在布罗克维尔，我们的船接纳了一伙妇女，某种程度上略微缓解了一下船舱中的单调，而且我喜欢倾听她们那快活的唠叨以及她们以求驱散航程的漫长与乏味的简短闲谈。那天暴风雨太大，以至都不能到甲板上去——雷电交加，伴随着倾盆大雨。在一阵飘摇的风雨之中，我试图去甲板上望一眼千岛湖，然而迅猛的暴风雨使所有的东西模糊一片，我湿淋淋地回来，失望地回到我的铺位上。午夜时分我们经过金斯顿，所有的女乘客都下了船，只剩下两位。大风一直刮到黎明时分，喧嚣与混乱持续了一整夜，一位粗野的爱尔兰移民又叫又闹地折腾大大加剧了混乱。那位爱尔兰移民认为把他的床铺安放在舱门前的地席上比较合适。他又唱又喊，对他的同乡高谈阔论地演讲绿宝石岛的政治态势，语调很高，但是没有表情。睡觉是不可能的了，而他那声音宏亮的肺继续滔滔不绝地迸发着那些没有意义的话语。
我们那位荷兰女乘务员极为愤怒。他的举动，她说，“太不像样子了。”她打开门，踹了他几脚，叫他滚开，“滚出去，”要么她向船长告他。
以回敬其抗议，他抓住她的脚，把她拉倒在地。随后，把他破草帽的剩余部分在空中挥舞着，得意扬扬地喊道：“你给我滚出去，你这个老丑妇！真的，女士们、漂亮的心肝们是不会派你去向船长告状的，他爱她们爱得如此之深，以至他打算在这神圣的夜晚一整夜都守望着她们。”随后，他荒唐可